卢乃红 ：我的军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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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旅之路

文/卢乃红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每逢“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回忆犹如汹涌的潮水，在脑海中掀起层层巨浪，让我一次次梦回军旅，重忆所走过的路。

步入军营

1990年3月，在叔叔卢跃庭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和济源市下冶镇的王济中、曹军献、陶文军等13名战友，离开家乡奔赴广州军区步兵第164师当兵，我被分到了493团1营1机炮连。

我们的连队虽然驻扎在化州市官桥镇的山沟沟里，但部队的纪律还是非常严格，比如凡是在路上碰到军车都要敬礼。按团政委刘继斌的话说，这是我们493团的传统和特点。有次星期天，我们几个新兵从官桥镇买东西回来，看到有辆“老解放”牌军用卡车，心想这又不是军用吉普车就没有敬礼。突然那辆卡车停了下来，从副驾驶室跳下来一个军官，他问：“你们这几个新兵蛋子是哪个连队的？看到军车怎么不敬礼？”把我们训了一顿就扬长而去。后来得知那个干部是司令部的参谋，原本是去1营办事的，因路途远顺便搭乘这辆团部农场拉猪的车，恰好在半路碰到我们这几个不懂礼节的新兵。

90年代初，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部队为了锻炼“吃、住、走、打、藏”的能力，经常搞野营拉练，最远达广西博白、陆川等地。有次我们从化州市官桥镇拉练步行到廉江市河唇，近百里的行程，到达时已经深夜且饥肠辘辘，负责做饭的炊事员已经睡觉。我和战友李永刚等看到地上有大半桶油，想想平时吃的油水不多，此时又没人看管，就拼命地往锅里倒油。虽然煮的面条吃起来酸酸的、涩涩的，但肚子饿了也管不了那么多。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炊事员郑武叫喊着说：“我操，谁昨天把我们用来引火的擦枪油给倒了？”我们听后恍然大悟，难怪昨晚面条那么难吃，原来放的是擦枪油（类似机油）。

1992年4月，在连队指导员高正群、排长杜信平、司务长王万平等人的介绍和帮助下，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伍前夕，一营教导员黄超星找我谈话，主要是了解“走与留”的个人意向。我想再留队一年转志愿兵或提干都没有希望，就找个借口说：“家里农田多，缺少劳动力，必须退伍回去。”教导员黄超星听后说：“你老家我去过，周边都是大山。农村的事，小平同志也不一定能解决好，何况你呢。”就这样，我被留队了。退一步想，如果当年真的退伍了，虽然过上“农夫、山泉、有点田”的生活，但现在可能在工地上搬砖，也可能在街头拉板车。

我常想人生关键之处的选择多么重要，一念之间决定着缘起缘灭，决定着命运走向。正如作家刘震云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肯定存在，但它不是每天都存在。它一定不是心灵鸡汤，它一定是危机揭秘的话，一定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的话。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在你的人生道路和民族道路的拐点上，总有那么一句话，改变了你的人生和命运。”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留队后思想上猛然醒悟，看到别的战友都忙着复习考军校，自己也心动了。于是从老乡赵春峰等人那里借来几本书籍，开始啃“硬骨头”。考军校前一个月，全师考生统一集中在湛江市遂溪县新桥工兵营废弃破旧的房子里进行复习。当时的住宿条件简陋且恶劣，正如民谣所说的那样——“三只蚊子一碟菜，四只老鼠一麻袋”。我和老乡杜小飞、周卫东等人，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来看书，晚上在蚊帐里学习到12点，一个月下来我的体重整整轻了八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考上了桂林陆军学院，初步实现了一个屌丝的逆袭。

军校生活

桂林陆军学院(现为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地处风景甲天下的桂林市区，但军校里的生活并不轻松，可以用“炼狱”来形容。因毕业后的学员都将成为基层连队的排长，特别强调第一任职需求。像五公里越野、四百米障碍、投弹、木马、单双杠、轻武器射击、单兵及班排连战术等，不仅要样样精通，而且要身手不凡。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如果训练连普通士兵都比不过，出现“打靶不用糊、单杠吊死猪、木马刮屁股”等现象，怎么能叫得响“看我的”“跟我上”的口号？是无法树立带兵威信，也不可能在连队站稳阵脚。

两眼一睁，训练到熄灯。即便早上队列训练结束，即便课间休息，也要搞个百米冲刺等体能训练。一天下来，整个身体就像散了架。虽然训练很苦，但学员们能够苦中作乐。记得在临桂五通茶场和红岭等战术训练场，每每训练结束，我们区队每个班都要派出选手参加“斗鸡”比赛（两个人相互抓住自己的脚，相互碰撞对方，哪个脚先落地哪个就获胜），哪个班输了就要扛着获胜班的枪和炮等武器装备回到驻训点。这既是体力角逐，也是荣誉之战，我们9班班长胡志飞和蒋德雄、邱创德等人身材高大、敢打硬拼、骁勇善战、所向披靡，即使别的班同时派出多人，形成“刘关张战吕布”夹击之势，也依然被我们的“胡教头”挑于马下。这种热闹的场面和氛围不亚于现在贵州的“村超”，呐喊声、喝彩声、加油声，让那个寂寥的冬季和枯燥的训练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了，连一向严厉和严肃的队长刘汉军和教导员王云松也看得开怀大笑。为了庆祝“斗鸡”胜利，我经常在晚上熄灯后叫上班长胡志飞，偷偷溜到驻训点排房后面，拿出一瓶桂林产的“三花酒”，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不到五分钟就喝个精光……

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虽然训练很辛苦，但一点都不能偷懒，因为军校实行的是全程淘汰赛，在几十个科目中只要有三项不合格，就会被无条件强制退学，到那时真的是“辛辛苦苦学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两年内我们四队共有20多人被退学，淘汰率比较高。这就要求学员既有金刚不坏“铁人”之强健体魄，又有全面发展“超人”之综合素质。

每逢学院举行五公里越野“大比武”，院长赵富刚（少将）都要站在靶场高高的指挥楼上用望远镜观望，有种沙场秋点兵的浓浓氛围。越野线路中设有山坡、河沟、战壕及各种障碍物，学员们都要穿着密不透气的作训服，携带1支“81-1式”自动步枪、4枚手榴弹、水壶（装满水）、防毒面具等武器装备，胸前挂着在一块白底红字的编号牌，一声令下、脚底生风、冲锋向前……

比赛那天不知道是天气太热中暑了，还是我的腿抽筋了，眼看到了最后100米冲刺的关键阶段，我一下子晕倒在地上。整个场面在炎热的夏日瞬间凝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跑不到终点就意味着要被退学，对个人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说那时迟但那时快，在同学们的加油声中，我像电影里舍身炸碉堡的勇士那样，在铺满石头子的地上匍匐前行……爬到终点时，手和脚、胳膊和腿都被磨得血肉模糊、鲜血直流。正在指挥台上观摩的赵富刚将军似乎也从望远镜里看到了这一幕，他对着话筒说：“有血性，有狼性，这是我们陆军学院的学员们应有的样子……”最终，我没被军校淘汰。

军校的教官大都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干部，有的枪林弹雨、有的出生入死、有的战功赫赫，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因此对训练与实战的理解更为深刻。特别是毕业前夕以“重走红军长征路”为主题的500公里大拉练，是对军校2年学习和训练成果的检验。以班为战斗单元，白天既要长途行军又要演练战术，晚上既要挖住“猫耳洞”又要“战场转移”。有时搞个野炊，饭还没有煮熟就遇到紧急集合，只能端着锅盆出发，待休息的时候再挖坑取火做饭。大拉练中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在广西兴安县演练“强渡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翻越“老山界”（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顺利完成500公里大拉练，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既是一场胜利，也是一场洗礼，更是一次重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没多久，我们四队90多名学员纷纷奔赴到广州军区各个基层部队任职，开启了新的军旅篇章。

半路改行

军校毕业后，我先后在步兵第164师493团100炮连、海军陆战队某旅陆战2营6连任职。1999年9月，我从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培训结业后，分配到海军快16支队26大队，从此开启了政工干部之路。说实在的，让我操枪弄炮或冲个山头绝对没问题，因为我主打的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如果让坐下来写点东西或给战士们讲堂课，那就有点像《亮剑》里的李云龙，离开“他娘的”等口头禅，就有点不知所措。

由于我是从陆军转为海军、从军事干部改为政工干部，大家都戏称我为“老陆”和“老土”。能否当好指导员，面对战士们的猜疑，我作为一名“职场小白”，心里憋着一口气，暗暗下定决心要干出名堂。我们5357艇上有个叫左华章的志愿兵，黑板报搞得相当好。为了超越兄弟单位，我给他买来香烟、水果、方便面，经常陪他加班加点甚至挑灯夜战，多次在大队的黑板报比赛中夺得第一名。

为了迎接大队的文艺汇演，我利用在市区安澜码头修理舰艇时的空闲，带着王文忠、陈泽聪等战士，到海坦山、华盖山等人多的地方去排练小品，锻炼他们的胆量和“气场”，最终该小品和大合唱都夺得了大队第一名……正当我在平淡中默默过活时，有个人开始注意到我了，他就是大队政委（正团职）俞建辉。

有天突然接到教导员陈洪标通知，说大队政委要过来听汇报，让我们准备一下。于是我绞尽脑汁、东拼西凑、匆匆忙忙地完成了平生第一次也是第一篇汇报材料。

因为我到艇上工作不长，汇报的东西也不太多，多是概括性的东西，偶尔还有几句从《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上抄过来的“金句”，相比其他指导员半小时的工作汇报，我感到羞愧难当。俞建辉政委在最后讲评时说：“咱们这个基层连队，也就是那么点工作，汇报要有详有略，不能面面俱到。你看那个卢指导员，计划生育工作回函率达100%，一句话概括了，有的同志单这个事就汇报了10多分钟”。

事后我才知道，大队政委这次专门过来听我们汇报是为了挑选干部。没多久，大队政治处主任（副团职）周雁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政治处当组织干事。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就一再拒绝，但周雁主任说大队领导已经定了，先干起来再说吧。在去大队政治处报到的那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古有唐伯虎点秋香，今有俞政委选干事。”

锻炼成长

2001年，我又被选调到支队政治部，成为一名宣传干事。当时支队的《走好士兵之路》系列教育是整个海军部队的一个“品牌”，但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换，如何继承和创新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在宣传科长（副团职）杨金辉的带领下，我们走高山、下海岛、进站所进行调研，然后就开始起草材料。

这时我工作上的领导、业务上的导师出现了——支队政治部主任（副师职）周校进。他曾任舰队组织处处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长得帅，号称“美男子”；二是材料写得好，号称“一支笔”。

写文字材料从“瞎子摸象”到“胸有成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要不断地修改、加工和积累、历练。每每看到所写的材料被周主任“枪毙”或大幅度修改，甚至推倒重来的时候，心里感到特别难受。这就好比自己下了很大功夫在“小红书”上，学做了一道自认为可以拿得出手的菜肴，但客人品尝后觉得好并不好吃，心里感到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感到自己下了很大功夫写的材料，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虽“十月怀胎”但最终没能分娩，心里充满了痛苦。

写材料是个苦差事，没有上下班、双休、放假这些概念，只要有任务，就得无条件完成。所有材料都有时限，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通宵熬夜是小菜一碟，几天几夜不睡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当时支队的办公楼还在半山腰上，有时候加班到深夜回到山脚下的宿舍，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照明，为了防止摔倒，我手摸着着台阶倒退着一步一步爬下了山。长期的加班加点让我面色蜡黄、身材消瘦、焦虑失眠，正如网上调侃的那样：“喝白水，拉黄尿，省老婆，费灯泡，胡子噌噌地长，头发唰唰地掉。”

周校进主任对我写材料提出了严格要求——“两精”打基础（精益求精、精雕细刻），“三精”见成效（精彩、精炼、精辟）。在他手把手地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先后完成了在海军有较大影响的《走好士兵之路》系列教育、雁荡山雷达侦察站先进事迹等经验做法和宣传报道，一些大的汇报材料也得到了上级机关的好评。特别是我为某雷达战归纳的四种“海岛精神”，即“艰苦不怕苦、奉献做贡献、守岛不守旧、精武砺精兵”，虽已过去将近20年但至今仍在沿用。

那段时期也是我的“高产期”和“高光期”，有不少政研文章和新闻稿件在《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海军杂志》及《舰连政工》等报刊上发表。此外在《温州晚报》陈晋廷和《温州商报》张瑞等编辑的指导下，我多次在地方举办的新闻大赛中获奖。

有“为”才能有“位”。在周校进主任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和支队的王知秋、王朝阳、陈剑秋等五名同志被破格晋升提拔。

感恩遇见

有人说人生的三大幸事是：上学遇到好老师，工作遇到好领导，婚姻遇到好伴侣。我庆幸这三大幸事我都遇到了。

当时军人的工资待遇及社会地位没现在这么高，记得我当时月薪只有2000元，而驻地普通教师的工资已达4500元，再加上平时抽烟、战友聚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好几个战友去相亲，在“有没有房子”的残酷现实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很多战友也由“老大男”变成了“老大难”。

我的妻子是在她大学刚刚毕业时认识的，那时她涉世不深，属于“傻白甜”的那类女孩，没有过多在意物质和金钱，只觉得军人值得信赖、值得崇敬。在“八一”建军节那天，我和她没有告知双方家人就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当天晚上叫上战友谢基来，一起吃了个萝卜白菜火锅算是庆贺。直到现在都没有给她家拿过一分钱彩礼，没有办过结婚宴席，也没有拍过婚纱照。但妻子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正像诗人汪国真说的那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既然选择了军人，便只顾风雨同舟。

当时支队一些干部和家属住在“27家”和“10大家”，房子尽管很破又很狭小但很抢手，没点资历和关系还真的住不进去。我和妻子结婚后，租住在部队附近的一座破旧的民房里，和同住的打工人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且经常停水停电，老鼠上下跳，蟑螂满地跑。

妻子原本是家里的“小公主”，岳母娘过来看后心疼得直掉眼泪，岳父把他家里的电冰箱、电视机、衣柜都拉过来。后来我们又先后换了6个地方租住，过得有点像“马背上”的漂泊生活。但妻子无怨无悔，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也正是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在我最困难、最艰难时的支持，让我心存理想、拼搏进取，在白手起家、从零起步中战胜了人生旅途中一个又一个困难。

正如一首歌唱得那样——“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在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期间，我们在王中彦等几位科长（副团职）的带领下，团结友爱，紧密合作，完成了各项任务。特别是张蜀孟、吴旭明、杨乃领以及杨献超、冯世扇、项吉平等同事，他们既把握原则又注重感情，既心存善念又古道热肠，既锦上添花又雪中送炭，比起那些遇到事情就立马划清界限的我的一些朋友温暖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离开部队很多年后，这种浓厚的战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弥加珍贵。

回首往事，有时也为自己年轻鲁莽而做的一些事情和说过的话感到惭愧。记得有次我和同事余友斌等几个私下讨论说：“岸勤部就一个叫芳芳的女干部，人家都还值班。咱们政治部有好几个女干部却不值班，这个规定要改一下。”于是在每周一的大交班会上，我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下午正当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女干部小金走进来哭着说：“卢乃红，你也太欺负人了。”我听后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吓得赶快跑到了室外。后来才知道，小金这是为了女干部值班的事。事后想想自己的格局不够大，女干部们也很不容易，应该对她们多点理解才行。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今天的事再大，到明天都是小事。今年的事再大，到明年都是故事。今生的事再大，到来世都是传说。”回忆和同事们在一起的往事，也曾为一点帮助而心存感激，也曾为一个段子而哈哈大笑，也曾为一些误解而心意难平，也曾为一个问题而激烈争论。但这一切都像我们逝去的童年和青春一样，永远都回不去了，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

在支队政治部工作期间，我庆幸又遇到了一位伯乐——赵平主任（副师职）。他是江苏徐州人，曾在某侦测船大队当过领导，长期在海上训练生活，与基层官兵融成一片，说话办事都很接地气，在官兵中也有很高威望。加上他“身正、耳聪、目明”，大家都说：“跟着赵平在一起，有劲头、有干头、有奔头”。此外，赵平主任有很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既有菩萨心肠，又有霹雳手段。很多棘手事、挠头事、烦心事，一到他手里就能把复杂的问题处理得简单化，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记得有次在交班会上，他给我们读《温州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读完后他说：“做人，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有的干部提拔后就有点飘飘然，大家想想如果没有组织的培养，又怎能成长起来？”多年后，这句话我都一直铭记在心，那就是做人要懂得感恩。

作家莫言说过：“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搞文字材料，特别是搞新闻、写报道，更需要独到的观点和思维模式，没有点“个性”还真写不出好作品。

我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的室友蔡年迟（起初为陆军164师新闻报道员，现为人民海军报高级编辑）在《以感恩之心，书写奋进路上的感动》中谈到：“我写了一篇稿件，自我感觉良好。但在送审过程中，被领导改了一处。我知道后很生气，冲进领导办公室，一拍桌子一声吼：‘你懂个啥’……”但这个宽宏大量的领导不仅没有“整”他，还协调他到报社学习。又如原海军旅顺基地后勤部新闻报道员卢宇光（现为香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站长），再如原海军快16支队26大队新闻报道员汪彪（后调入南京政治学院任学员队副政委），他们在先前都因为自己的“个性”和“脾气”，而度过一段“沉寂”的时光，直到后来遇到了识才、爱才、用才的“伯乐”，才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梦想变为现实。

这也让我想起了台湾作家古龙写的那些武侠小说——大多英雄和侠客，都是特立独行的，甚至是不被人所理解的。英雄之间也是惺惺相惜、互相敬重的。其实，烈马都不是能轻易驾驭的。正如一位国学大师所说的那样：“那些经常在背后说你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的人，其实不是你不好，而是你比他好。不是你不行，而是你比他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何对待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如何看待他人的优点和不足，政治部主任赵平将其概括为三句话：一句是“靠实力说话，凭实绩进步”，一句是“不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一句是“发自己的光就好，不吹灭别人的灯”。在他的教导和帮助下，当年我荣立了三等功。为了提拔使用我，赵平主任经常找政治部的科长们（副团职）说：“我看卢乃红下步可以当科长，你们怎么看？”赵平主任表面上是在征求意见，实际上是为了统一思想，可以说他为了我的进步操碎了心……

这也让我想起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遇到的另一位伯乐——高小兵局长。为了提拔使用我，他与中层干部们谈心：“人家卢乃红是军转干部，到咱单位时间不长，不是本地人，温州话也不会讲，民主测评的‘票数’肯定比不过其他同志，但我们很需要有个像他这样写材料的人。”

人生需要灯塔指引，成长需要恩师指点，做人需要心怀感恩。很感谢周校进、赵平、马建平以及高小兵、周青、郑益通等人，他们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导师，更是我的贵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世的大爱、人性的光辉、人情的温暖，这都需要我一生来感谢、感激和感恩。遗憾的是，从来没有请过他们吃过一顿饭，从来没有请他们喝过一杯酒，从来没有请他们抽过一支烟。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到来之前，我给当年的战友寄了几瓶老酒，旨在表达三层意思， 一是到了新地方，不忘老部队；二是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战友；三是品了新酒香，不忘老酒醇。

军旅生涯是我一生的命运拐点，也是我一生的高光时刻。那里有欢笑也有泪水，有辉煌也有失落，谱写成我前进中最为壮丽的诗篇。当年那个鲜衣怒马、仗剑天涯的小伙子，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归隐田园的老头子。但不管时光如何变化，不变的是我对军队的忠诚、对军旅的守望、对军人的崇敬。正如一首诗所写的那样：“鞠躬尽瘁，愿做军中马前卒；死而后已，不枉此生戎马行。”

作者简介

卢乃红，河南济源人，现在浙江温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