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海：为什么陈寅恪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三纲六纪？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Eidos者。”这篇《序》很有名，但读者读到这里，多少会有一些疑惑：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纲六纪之说是什么，它能定义传统的中国文化吗？恐怕当代人不是很清楚，而关于《白虎通》一书，平常也很少有人注意。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陈寅恪

我们仍然从《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说起。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陈寅恪先后作了挽联、七律挽诗和挽词，以及稍后写的挽词前的小序。对于《挽词并序》，近年来研究比较深的是彭玉平先生（其文见《文艺研究》2021年第4期），读者可以参看，本文只想对其中的一点稍作阐发。

挽词很长，用典很多，要完全读懂不是很容易，幸好前面的序已经概括其大旨。我把序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其大意是说：王观堂先生的死是殉道，殉中国文化的道。他对这种文化浸染如此之深，当这种文化没落乃至衰亡时，他就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白虎通》里面说的三纲六纪。这套思想依托于社会经济制度，只要社会经济制度还在，那么纲纪思想就可以存续，所以过去虽然有佛教传入中国，提倡男子出家，是无父无君的表现，悖逆纲纪，但由于传统的社会经济制度仍在，所以佛教并未对纲纪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摧毁了小农经济，从社会结构到国体政体，都发生巨变，三纲六纪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晚清至民初，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纲纪思想亦扫地而尽。遭此巨变，“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就是王观堂先生不得不死的真正原因。

王国维

陈寅恪的序，给了王国维的死一个文化上的解释，是一种拔高和升华，使王国维的悲情色彩更浓，人格更高大，志节更令人崇敬。其实陈寅恪比谁都清楚，殉道与殉清在王国维身上其实是一致的，并不矛盾。他的挽词开篇四句是：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

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

这几句已经揭示了王国维的心理世界。“汉家之厄”是借汉说清，指清朝入关后的皇帝已历十世。下面三句是说，而我已至暮年，却不见皇朝中兴，故以一死来表明我所坚守的纲常，千秋之下，令人悲念和追怀我的遗志。这里出现的“大伦”，就是前文说的三纲六纪。

说了半天，三纲六纪究竟是指什么？《白虎通》卷八《三纲六纪》曰：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白虎通义》内页

我们看到，三纲和六纪都是指的人伦关系，合起来是九种关系。其中，三纲的重要性又高于六纪，六纪都是由三纲派生、演化出来的。在三纲里面，君臣关系又最为重要，君为臣纲排在三纲之首。

那么，什么是“纲纪”呢？《白虎通》说：“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纲与纪分别从大、小两个方面来规范人世上下彼此之秩序，而以“整齐人道”为终极目标。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要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面对不同的人，本人相应的社会角色也就不同，在家庭和家族内、在乡里、在朝堂上、在朋友之间，都有一套行为规范和准则需要遵守。

《白虎通》还给这些关系赋予了特别的解释，使其具有某种神圣的色彩而不可违抗：“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

“三纲”之说其实不始于《白虎通》，早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已经出现。《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已经把三纲落实为君臣、父子、夫妇三组关系。《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则提出了“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根据清末苏舆的《义证》，我们还可以知道其他文献也有对“三纲”的说法，对有些名词如“五纪”的具体含义则不能确指，反映出西汉时有的概念还在形成和演化中，而到《白虎通》里则完成了经典化、体系化和集成性的解释。

董仲舒

《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说的正是君臣、父子、夫妇三组关系，而且单方面强调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这不禁让人怀疑，三纲之说的起源甚至更早，而且可能是综合了儒家以外不同学派的说法。

相比于三纲六纪，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五伦。《论语·微子》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朱熹集注：“伦，序也。人之大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朱熹说，人之大伦有五项，代表了传统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前面我们引陈寅恪的挽词，其中也出现了“大伦”一词，含义微有区别。《孟子·滕文公上》对五伦的产生作了一个历史学的解释，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也有类似的说法：“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在五伦的排序中，《孟子》是先说父子，再说君臣，《中庸》则是先说君臣，后说父子，这是二者的不同。《中庸》的时代晚于《孟子》，其说当属后起。五伦中的前三项，即父子、君臣、夫妇，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三纲，并且把君臣关系放在了最前面，由首先强调血缘亲情演变成首先强调政治等级和国家秩序，这是国家机器成熟之后对最基本的三项人伦关系作出的重新安排和设计，背后自然有深意存焉。

《四书五经》（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

三纲其实还有更早的来源。比如《周易·序卦传》就对天地开辟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有一个概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看到没有？夫妇、父子、君臣三组关系都在里面，而这个次序也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先后的。从夫妇、父子、君臣之序，到父子、君臣、夫妇之序，再到君臣、父子、夫妇之序，时代在变，所强调的重点也在变。

即使强调君臣关系的重要，但是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也并不规定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最明显的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只是越到后来，君主的专制集权愈发达，臣下变得只有尽忠的份儿，皇上无论多坏，或多么昏庸无能，都只能尽力规劝或辅佐。发展到最后，就是臣子的愚忠，国亡则要死节，“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陈寅恪在序中说“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反映的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种权利和义务不太对等的有些畸形的君臣关系。

回到王国维自杀一事，简单地说，他就是为这种君臣大义而死。陈寅恪为他找到的理由，是为中华文化而死，其根柢则在三纲六纪，特别是其中的君臣之纲。这是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很难理解的。有人会问：吃朝廷俸禄的人多了，世受国恩的人多了，蒙皇帝知遇之恩的人也多了，当国亡主辱之时，别人都没有殉节，没有去死，为什么王国维单单心里过不去，非要寻死？笔者揣测，那是因为他把这种君臣大义领悟得极深，内化到自己的骨髓里，流淌在血液中，而且必须见诸行动，知行统一，才能实现心理平衡和与自我的和解。君臣大义，在别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对于王国维，则必须在行事践履上体现，由见道、悟道而体道、行道，一以贯之。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几句话道出了王国维隐藏的心曲。王国维的自沉，应该与历史上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鲁仲连义不帝秦、陆秀夫负帝投海作同样之理解。

《观堂集林》，王国维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