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喜欢”与“绝不反对”，什么是讨论应该有的风度？

沈昌文

文 | 杨海亮，作者投稿

沈昌文晚年出版过一部《师承集》，里面收录的是陈翰伯、吕叔湘、陈原、董桥等人写给他的书信、手札。老实说，因为是手写，又是影印，大多信札字迹潦草，不好辨识，只有少数信札书写工整，赏心悦目。这“少数”中，张隆溪便是其中之一。书中，张隆溪致沈昌文的书信不多，只有五通，但五通背后的故事，即便过去近三十年，也还是耐人寻味。

关于沈昌文何以罗致张隆溪，沈昌文的说法是：

《读书》创刊后，蒙冯亦代老先生张罗，罗致了海外学人董鼎山等写作专栏，极有影响。后来，国内派出的留学生渐多，我觉得还应当从中罗致写作人才，为《读书》的海外写作开辟新风。不久，我们发现了赵一凡、张隆溪等青年学人，都十分愿意为《读书》写作。

这里，沈昌文的说法似乎不够准确，因为在沈昌文“发现”张隆溪之前，张隆溪其实已是《读书》的忠实读者和作者。

张隆溪是1983年10月离京赴美的。此前，他已在《读书》发表文章数篇。最早的一篇是在1981年第10期的《读书》上，题为《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1982年，张隆溪又在《读书》上发表两文，分别是第9期的《评〈英国文学史纲〉》和第11期的《比较文学的国际盛会》。到了1983年，张隆溪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从当年的第4期到翌年的第3期，连续发了《现代西方文论略览》《谁能告诉我:我是谁？——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等文，共计11篇。

那么，张隆溪是如何与《读书》结缘的呢？在《我与〈读书〉的一段缘分》中，张隆溪回忆：“那应该是一九八一年初秋，正是天高日晶、气爽宜人之时。……某日，《读书》编辑部董秀玉女士到备斋来找我，说是钱锺书先生介绍她来，希望邀我为《读书》撰稿。”这里的“备斋”，是北大未名湖边的红四楼，当时为教工宿舍。此时，张隆溪已从北大西语系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他发表在《读书》上的第一篇文章《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其实是他为北大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内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通讯》写的一个稿，“因为那是一份非正式的油印刊物，董秀玉便把此文拿去，正式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的《读书》上”。可以说，张隆溪从此便与《读书》建立了关系。1983年，董秀玉与张隆溪商量，在《读书》开辟一个专栏，名为“现代西方文论略览”。于是，张隆溪成为《读书》的专栏作者，一连在《读书》上发表数文。

1983年10月，张隆溪前往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这才如沈昌文所说成了“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读书》对张隆溪这位忠实的读者兼作者照样特别关照。1988年6月29日，张隆溪在致沈昌文的信中称：“虽然远隔重洋，五年来仍一直寄书给我，使我每月仍像在北京一样，能及时读到新出的每一期刊物。”也正是因为有了《读书》的这份关照，张隆溪对《读书》的动态有着及时的了解。1989年6月，张隆溪在哈佛完成学业，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任教。读博期间，张隆溪大部分时间忙于学业，但也抽时间为《读书》写了几文，多少算是感谢《读书》对自己的关照。

1994年初，最新一期《读书》上的两篇文章引起了张隆溪的特别注意：一篇是张宽的《离经叛道》，另一篇是王一川、张法、陶东风、张荣翼、孙津等五人对话式的《边缘·中心·东方·西方》。张隆溪对西方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理论和范围较广的哲学和文化理论，长期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上此时也有一定的写作时间，于是动手写了《关于几个时新题目》寄给《读书》。

2月13日，张隆溪给沈昌文写信，信中写道：

最近几期《读书》有对海外新理论的探讨，我觉得是好事，但我不大喜欢像张宽那样的文章。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何许人，但像他这样以美国的“左派”为归依的人，确实是有的。……国内的学生大多向往民主自由，到美国来留学，反大谈其西方文明是压迫人类的东西，真是咄咄怪事。

那个时候，了解信息远不没有今天方便、快捷。张宽是“何许人”？《香格里拉围城：张宽自选集》有其简介：

张宽，四川乐山市井研县人。1976年山东临沂一中高中毕业后到贵州六枝木岗煤矿知青农场下乡一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批七七级入上海复旦大学，获德语文学学士、世界文学硕士学位，后供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比较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所领导小组成员。留学经历包括德国马堡大学、西柏林自由大学、图宾根大学，美国麻萨诸塞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并师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著名学者Gerald Gillespie，于1999年获该校人文综合与德语文学研究联合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西柏林自由大学、美国蒙特利国际研究学院、亚利桑那大学亚洲研究系。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现代与古典语文系助理教授，中文部主任。

张宽的这本自选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8年。因此，简介所说，是其2008年以前的经历。从这份简介可知，20世纪90年代，张宽已有海外留学、教学经历，但他是否是“以美国的‘左派’为归依的人”，是张隆溪的一家之言，旁人不好判定。这里，要讨论的是张宽的《离经叛道》一文。文中，张宽以西方文化课为切入点，谈了美国教育界关于多元文化论争的一个焦点，即“西方文化经典”。张宽称，美国比较正规的大学都设立了“西方文化”课程，要求大学新生必须熟读一定数量的西方经典作品，如《理想国》《忏悔录》《乌托邦》《君主论》《论基督教自由》等。但斯坦福大学于1988年对这一传统做法作了改变，决定取消原有的“西方文明”课程，代之以较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理念、价值”课程作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随后，张宽重点详细介绍了艾兰·布洛姆的《美国人心智的封闭》（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罗杰·金巴尔的《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Roger Kimball，Tenured Radicals），以及丁尼希·苏瑟的《非自由主义的教育——大学校园内的种族与性问题》（Dinesh D’Souza，Illiberal Education : The Problem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等三部讨论文化的著作，并分别归纳了传统派与改革派各自的基本论点、主要论点。

张隆溪的《关于几个时新题目》，也可以说是关于张宽的《离经叛道》的读后感。他在文中指出，“张文似乎以介绍为主，让读者知道在美国学术界这场论争之中，谁是保守派，谁是左派，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为什么西方的文化经典现在受到革新派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国内读者，“这样的介绍无疑有传递信息、开阔视野的作用”。但张隆溪另有想法：“然而，作者也并不仅止于转述事实、报导消息，他不仅在文章里让读者见出他的倾向性，而且在文章结尾处点明，‘在美国这场关于‘经典’的论战中’，他‘同情革新派’。”张隆溪表示：“我自己对这场争论也比较留意，也看过一些讨论这类问题的书和文章，不过我极力想做的是去了解这场争论产生的背景、其实际意义和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影响，而不想贸然决定哪一派对，哪一派错，要赞成哪派，反对哪派。”张隆溪还称：“张文读后，觉得既有介绍美国多元文化论争的好处，又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全面，所以我想作一点补充，为读者提供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场争论。”

读过张宽《离经叛道》的人就知道，张隆溪所说大致不差。而张隆溪的“读后感”，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温和的、友善的，摆事实、讲道理，确实丰富了读者对西方文明、文化的认知。当然，张隆溪的“读后感”要公之于众，行文多少有顾忌、有讲究，那么他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呢？

1994年5月6日，当得知自己的《关于几个时新问题》将在《读书》上发表，张隆溪致信沈昌文：

大概自古以来，有自己见解的人老会有不得不开口争辩的感觉。争辩并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强词夺理、盛气凌人的态度来压倒对手，就有助于辨明事理。我在那篇文章里针对张宽所持的立场，批评了否认客观性和客观事实的认识论相对主义。……思想理论和生活现实的关系是复杂而非简单的，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某人一时的失误而全盘否定其思想，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盲从某人或某派的理论，不注意对理论本身做理性分析和批判。

张隆溪继而写道：“在我看来，张宽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也是一种证明。张宽以‘海外学人’的资格发言，似乎有某种代表西方理论的权威性。我发表不同意见，并不是反对西方理论，而恰是希望我们对西方理论著作读得更多些、了解得更全面些、思考得更深入些。”

张隆溪的《关于几个时新题目》在发表在1994年第5期的《读书》上。文章发表后，张宽也曾注意，并在自己之后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但两张之间似乎并没有展开“交锋”，而是各自继续在《读书》上“亮相”。这一时期，张宽在《读书》上发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后现代的小时尚——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笔记》《再谈萨伊德》等文，有的还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张隆溪也持续关注《读书》及张宽的相关文章，但再没有做过正式的“商榷”。

1995年2月15日，张隆溪致信沈昌文，又一次提到张宽：

我确实很不喜欢张宽的文章，包括他写文章那种傲慢的语气和体现出来那种扬扬自得的洋博士风，可是我绝不会反对《读书》刊载他以及类似他写的那种文章。言论自由在我是至上的原则，这首先意味着容许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和意见有公开发表的自由，如果《读书》只允许一种意见，哪怕恰好是我赞成的一派意见，那就不成其为我心中的《读书》了。

个人认为，张隆溪的这番话十分精彩。评论人、评论事、评论著作等，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所说，同是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关于张宽的那些文章，我后来也留意过别的学者的“读后感”。例如，陶东风在其《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爱思想网，2010-03-16）中提到：

《读书》杂志在1993年第9期发表了一组介绍后殖民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张宽的文章，因为他拿西方后殖民理论来反思汉学、反思中国的启蒙主义，把“汉学”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以及西方的所谓“殖民话语”进行知识谱系上的勾连，批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一并接受了殖民话语。

又如，江晓原读过张宽的《香格里拉围城》，并撰文《“人妖必能沟通，以缪斯的名义！”》（爱思想网，2023-02-24）。文中称：

最初注意到张宽的名字，就是因为他在《读书》杂志上的那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1993年他在《读书》杂志发表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一文，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次年又发表了《再谈萨伊德》，后来又作了《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等演讲。尽管西方的所谓“后殖民批评”此前已经有学者在国内作过介绍，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而张宽这些文章却适逢其会，使得“后殖民批评”在国内着实热闹了一阵。

相关的评论自然还有，不再一一列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李书磊在其《“人文精神”的真实含义》中的一段话：

对社会环境的评价与每个人的个人境遇和日常体验有很大关系，也与每个人的心智、性格、人生期许以及哲学历史态度密不可分，假若但说实事，现实的赞美者和否定者都可以罗列出足够的事实来反驳对方，而且由于事实和每个人的个人状态、需求的复杂性，任何人都很难对社会现实作出绝对单一的评判，或许在现实评价上人人都很难逃脱不同程度的自相矛盾。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寻章摘句，想要说的无非是，人类社会原本就是复杂性、丰富性的，“单一的评判”只是“全貌”之万一。以张宽的文章说，“喜欢”的大有人在，“不喜欢”的也大有人在，表面上是对立的两方，实际上各自也未必纯粹，即便是同一人，“喜欢”的成分里何尝没有“不喜欢”，“不喜欢”的成分里又何尝没有“喜欢”。要知道，这世上，哪里有完完全全、干干净净的“喜欢”或“不喜欢”呢？所以，很多时候，自己“喜欢”，也容忍别人“不喜欢”；自己“不喜欢”，也不反对别人“喜欢”。这才是健康、和谐的言论生态吧？

通过沈昌文的这部《师承集》，借助张隆溪致沈昌文的书信，我们大致了解了张隆溪与张宽之间的这段往事。这段往事，放在今天也很有意思。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做学问的人之间，有争有辩，实在正常。张隆溪的“很不喜欢”与“绝不反对”，其实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到今天，也是需要的。毕竟，“有风度的绅士”，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末了，再说说张隆溪。张隆溪出生于四川成都，1966年高中毕业，文革中下乡。1978年，因马识途荐举，跳过本科直接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研究生。1989年，张隆溪在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张隆溪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香港城市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著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等著作，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

两相比较，张隆溪与张宽这对蜀地同乡，无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学术志趣，倒有不少的相同点和相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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