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人性的继承人制度，“自杀式”的汉化改革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拓跋宏来到洛阳，一座久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城市。

望着眼前的荒凉，孝文帝感叹：“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衰败的现实和厚重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让人无限感慨。不过，此处作为帝王之新居，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孝文帝虽是鲜卑人，但意图做华夏王朝的皇帝。而一个华夏王朝，怎能没有一个底蕴深厚的都城呢？

很快，一座崭新的洛阳城出现在世人眼中。新洛阳很大，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其规模为当世第一。排满了规整的里坊，便于安排迁徙的贵族和军人。鲜卑人、中原士族、南人生活在其间，相互通婚。市场之大，远超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

洛阳城不是拓跋鲜卑兴建的第一个大城市。这个族群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一路南下，在盛乐定都，又迁都平城，游牧的性格是逐步减弱的。道武帝拓跋珪经营平城时，规划了数十里的土地，运来数百万根木材，调来了十万工匠，迁来了三十六万百姓，仿照苻秦的长安、幕容燕的邺城，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宫城。

再往后，平城的宫殿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齐整，城墙越来越厚，移民人数越来越庞大。定居的人多了，游牧的人少了。祭天大会不去草原了，改在城里了。皇帝出行有仪仗队了。太学、孔庙、乡学出现了。一切都朝着汉化的方向前进。

对于孝文帝来说，这样的平城很好，但仍不够。一来，平城偏僻，农业不够发达。二来，这里还有一群鲜卑贵族，习惯于马背上的生活，不想放弃原本的生活方式。

前方只有一条路：迁都。

01

孝文帝改制的决心是很大的。

太和十九年（495）二月，孝文帝率军南征伐齐。途中，大臣冯诞在钟离病逝。孝文帝返程亲自凭吊，又是痛哭，又是作挽歌，通宵达旦，声泪不绝。冯诞与孝文帝同年出生，自幼便亲密无间，出门坐一辆车，吃饭用一张桌案，晚上睡一张床。

三月，又一个噩耗传来，冯诞的父亲冯熙在平城去世，孝文帝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

冯熙、冯诞乃国之贵胄，其家族与拓跋氏世代联姻，婚姻关系极为复杂，甚至出现了辈分之差。冯熙娶了景穆帝的女儿博陵长公主，冯熙的妹妹是大名鼎鼎的冯太后，因此冯熙算是孝文帝的舅爷。后来，冯熙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孝文帝，一为皇后，一为昭仪，这样，冯熙又成了孝文帝的岳丈。

冯熙父子二人为北魏外戚集团之首，其死亡必然引发政坛的一场地震，而孝文帝从中觅得了一个改制的良机。当时，孝文帝虽然已经宣布迁都洛阳，但新城仍在营建之中，许多平城百姓尚未南迁，人心依然浮躁。

冯诞去世之后，孝文帝下令将其棺柩葬于洛阳。他将自己的便服给冯诞换上，亲自为其送行，还拿出布帛五千匹、谷五千斛，大办丧事。等到棺柩到了洛阳，按照西晋齐王攸的规格下葬，加以殊礼，备锡九命。五月，孝文帝回到洛阳，来到冯诞的墓前，大哭一场。

孝文帝极尽至礼，为冯诞风光大葬，可不只是因为二人情深意切，更主要是为了树立一个典型：迁葬洛阳，何其光荣！

一个月后，孝文帝“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当然，冯诞之葬还不够有说服力，他死在南方，葬在南方也十分合理。而他的父亲冯熙死在平城，孝文帝依然下令将冯熙及博陵长公主迁葬至洛阳。如果严格按照皇帝诏令，冯熙既不是南迁之人，亦非死于南方，尤其博陵长公主早已葬于平城，怎么都不该葬在洛阳。有人提出异议，孝文帝则说，我为天子，身在洛阳，怎么能远赴平城奔丧？这是为了小孝，舍了大义，陷君王于不德。于是，他将所有异议者贬职。

意思很清楚了：生，要居住在洛阳；死，也要葬在洛阳。孝文帝选择将外戚冯氏葬于洛阳，便是迁都改制的第一步。

冯熙、冯诞葬在了乾脯山北坡，位于洛阳城北三十里，属于北邙山东侧。身边埋着的要么是西晋的皇帝们，要么是曹丕。只是，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北魏的帝陵只能另寻他处。

这年九月，满朝文武尽迁洛阳。孝文帝为南迁的鲜卑人规划了一个大墓区——洛阳城西北的瀍河两岸。孝文帝长陵是这个墓区的中心，其子宣武帝的景陵位于它的右前方，孙子孝明帝的定陵在距长陵较远的左前方。距长陵较近左前方的高地，是北魏历代皇帝子孙的墓葬。

也就是说，皇族基本葬在了一起，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史无前例的。这种集中公墓的形式，似乎沿袭着某种代北旧习，但其实反衬出孝文帝的威权。如果没有不容拒绝的权力，很难实现这番景象。

时代的风气也吹进了地下的空间。魏晋时期，人们崇尚薄葬，放弃了高坟大冢，不封不树。文献中记载，南朝很多皇帝只有一丈多高的坟丘。而北邙山上，高坟大冢累累。孝文帝的长陵封土最大直径103米、高约21米；皇后陵寝封土直径42米、高约15米。与东汉高大的帝陵遥相呼应。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驾崩，彭城王元协上书：“宜上尊号为孝文皇帝，庙曰高祖，陵曰长陵。”西汉开国君主刘邦的陵墓也叫长陵，庙号也叫高祖。这应该不是巧合。哪怕到了地下，这位雄主依然要制御华夏、光宅中原。

02

回顾改变拓跋氏命运的人物，道武帝创业垂统、太武帝廓清北方、孝文帝定鼎中原。但还有一个人不容忽视，她就是文明太皇太后——冯太后。

在冯太后之前，北魏的各个帝后，几乎都葬在金陵。关于北魏金陵，人们并没有发现确切的考古学证据，但根据已发现的鲜卑墓葬推测，金陵的地点很可能不止一个，而且采用的都是本民族葬法：潜埋。

冯太后是比孝文帝更早突破传统的人。她曾在平城的方山游玩，环顾山川河流，感叹生命易逝，对群臣说道：“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近附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意思是，当年舜葬在苍梧，娥皇、女英并没有跟随，我死了之后，也不用葬在金陵，就在此地安息吧。孝文帝立马下诏为冯太后营建永固陵。

这一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她身为胡人，却援引华夏的典故，据此来改变传统；她身为文成帝的皇后，死后应该陪葬于文成帝陵侧，却向当朝皇帝要求自己的陵墓之地。

在平城，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孝文帝，都活在她的阴影之下。

冯氏原是北魏后宫中的宫人，性格聪慧，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文成帝即位不久当选为贵人，后来立为皇后。文成帝去世，献文帝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按照北魏的旧俗，皇帝死后要焚烧其生前的御衣器物，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需亲临现场。当烈火焚烧着文成帝的衣物，冯氏像发了疯一样，冲进火中，左右侍卫连忙上前，将其救了出来。过了许久，冯氏才苏醒过来。冯氏是一个有权力欲的女人，这次自杀很可能有作秀的成分。她的悲痛未必不真，但悲痛的对象大概是丧失皇帝支持的自己。

此事之后，她得到了临朝听政的机会，却遭到了献文帝的钳制。于是，她以退为进，宣布“不听政事”，而去抚养未来的皇帝——孝文帝。冯氏慢慢培植自己的势力，与献文帝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逼得献文帝禅位给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帝暴毙，时人多言是冯氏所杀。当月，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自此专权，直到死去。

在冯氏主政的十五年间，北魏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实行均田制、实行三长制、实行俸禄制、整顿吏治、禁同姓之婚……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其实都是冯太后主持的。

冯太后与孝文帝并无血脉关系，祖孙两人看似亲密，实则相互猜忌。孝文帝的生母李氏，是冯氏赐死的。此事虽然要归结于北魏一项残忍的制度——子贵母死，但冯氏毕竟是主持者。而且，李氏死后，冯氏又杀害了李氏的家人，包括李氏的父亲。再加上，孝文帝的生父献文帝可能也死于冯氏的谋杀。

史书虽然说，孝文帝不知生母。但随着他逐渐长大，这些流言不可避免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怨恨自然产生。冯太后也曾想过废掉孝文帝，就是怕他以后会对冯家不利，但经过群臣的劝谏，她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孝文帝终于熬出了头。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他都变成了冯太后最好的继承者。

他大哭三天，五天没喝一口水，之后守孝三年，禁食酒肉，不近女色，身形日渐消瘦。一场比投火还要精彩的作秀，帮助他稳住了后党势力。为了表达孝心，他在方山陵寝边上修建了自己的寿宫，名叫万年堂，意为永远瞻望太后。

有人建议依照鲜卑旧俗给冯太后迎神。然而，经过冯太后的言传身教，孝文帝的精神世界已经浸润着浓烈的汉文化。他说：“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实际就是按儒家之典制办丧事。

清人王鸣盛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十分费解，批评孝文帝“愚孝”。实际上，孝文帝是在为自己的改弦更张造势。高踞于方山顶上的永固陵笼罩着平城，想要摆脱这一阴影，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冯太后走得更远。

永固陵是我国已发掘的南北朝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虽多次被盗，但依然能够看到建造者的用心。它一方面沿用了鲜卑凿石为祖宗之庙的遗风，另一方面又采纳了东汉以来在陵前建筑石殿、石阙、石兽、石碑的做法。永固堂内外四侧尚有石屏，其上有“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等儒家题材。

胡汉杂糅是永固陵的特色，但在鲜卑贵族眼中，这就是一个充满着汉文化的地标。从太和十四年（490）到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拜谒永固陵多达十二次，借冯太后的权威，树立汉化的旗帜。这六年间，他不断移风易俗，最后做出了迁都的决定。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辞别方山的永固陵，来到洛阳，将平城甩在身后。北邙山上修建起更加大气磅礴的陵墓。从此，在方山顶上伴随冯太后孤魂的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虚宫。

03

太和末年，汉化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宫廷里却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文化的碰撞阻滞着这个王朝向上的脚步。

故事要从拓跋鲜卑的一个传统说起。道武帝时，为防止后族干政，他创设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母立即处死。

道武帝立拓跋嗣为太子，就处死其母刘氏。拓跋嗣即位后为明元帝，立拓跋焘为太子，处死其母杜氏。明元帝指定了一名宫女为保母，抚养储君，并禁止舅家通问。

这一制度的弊端非常明显。其一，妃嫔们“不愿生太子”。其二，反而让某些皇后或太后有了杀人夺子、控制储君的机会，就比如冯太后。

孝文帝立元恂为太子，但不想杀其母亲林氏，但冯太后坚决不同意，林氏还是被处死了。当时，孝文帝娶了冯熙的两个女儿，小冯为皇后，大冯为昭仪。冯太后将元恂交由小冯抚养，元恂便认其为母。冯熙死时，小冯和太子一起去平城凭吊，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

大冯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想上位，除了要打击小冯和元恂外，还要抚养一个不是自己生的皇子。于是，她将目光瞄准了贵人高照容，她育有一子，名叫元恪。太和二十年（496），高氏在迁洛途中暴毙，有流言说是大冯所为。随后，大冯利用皇帝的恩宠，屡进谗言，顺利让孝文帝废掉了小冯，立自己为皇后。

孝文帝在元恂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为他延请名师、择配良偶，甚至约束他的举止礼仪。在为元恂行冠礼之时，孝文帝为他取字“元道”，并谆谆告诫：“字汝元道，所寄不轻。”然而，元恂却公然抗拒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不读书，不穿华夏衣冠，嫌弃洛阳天热，喜欢去凉爽的北方游玩。

小冯的失势，正式宣告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元恂不由得担心自己的性命。某一天晚上，元恂终于忍不住要铤而走险，准备逃往代地。史载，元恂“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既无周密的计划部署，也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怎么看都不像是叛乱。当时，孝文帝出巡，是大冯主持追捕工作，也是她派遣使者将消息告诉孝文帝。无论元恂出逃的动机为何，但经过大冯的渲染，必然会变成一桩骇人听闻的政治事变。

此事之后，元恂被废为庶人。太和二十一年（497），元恂被御史密劾诬告，最终以谋逆罪赐死，年仅15岁。

然而，大冯机关算尽，却没想到孝文帝是与冯太后朝夕相处、深谙权术之人。她与中官高菩萨的奸情败露后，失去了皇帝的宠幸，境遇一落千丈，连太子元恪都很难见到。孝文帝临死之前，对彭城王元勰说：“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大意为：我死后，赐她一死，但尊其为后，安抚冯家。

宣武帝元恪即位之后，储位空缺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了守护唯一的“独苗”元诩，宣武帝将其隔离抚养，不允许皇后或者生母胡氏探视。恐怕，宣武帝想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氏，平白死于后宫争权，死了也只能葬在长陵东南。孤零零的一处坟冢，完全不是皇帝之母的规格，每每想到这里，宣武帝都忍不住叹息。

孝文帝陵墓的皇后之位，是属于幽皇后大冯的。想当初，大冯击败小冯和元恂，宣武帝得以立为太子，在那些日子里，大冯对他还是慈爱有加的。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自然要有天下之考量，冯氏的地位不便废除，也不能给高氏迁坟。宣武帝能做的，就只有扩大母亲的陵墓，起名为终宁陵。

宣武帝之子孝明帝即位后，为高氏上尊号称太皇太后，将其棺迁至长陵，总算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孝明帝改葬高氏，还有另一层含义，必须废除不合时宜的传统，建立真正的后宫制度。华夏典制，母以子贵，于是孝明帝的生母胡氏走上了政治舞台。她一手操办了高氏的迁葬仪式，将鲜卑的旧传统埋进了土里。

可惜的是，浩浩荡荡的汉化改革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拓跋氏来到洛阳之后，不仅丧失了勇武的个性，还沾染上种种腐败的因素。文化的分野化作地域的对立，最终撕裂了这个快要定型的政权。

历史的走向从来都不是单线前进的，在“倒退”和反复中，隋唐才得以孕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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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刘连香：《北魏冯熙冯诞墓志与迁洛之初陵墓区规划》，《中原文物》，2016年第3期

沈睿文：《永固陵与北魏政治》，《国学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潘敦：《可敦、皇后与北魏政治》，《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