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当代城市文学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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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今

林云柯

唐诗人

臧晴

寻找：城市文学的母题

卓今

黄永玉在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中写道：“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这“另一本大书”里有好奇、衣食、快乐、光明和意义。当代城市文学的人和事不外乎这样的寻找，或者说人们的忙碌其实是在寻找某种东西。到底在寻找什么，有的人目标明确，有的人说不清道不明，为寻找而寻找。以至于我们翻开任何一部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在“寻找”，“寻找”成为城市文学中深刻而复杂的母题。

城市的空间结构及社群关系与传统乡村社会不同，城市人群的流动性、社会关系的疏离感、文化传统的割裂，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新技术介质阻断，城市人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心灵的漂泊感和孤独感。人们总是在寻找，寻找物质，寻找快乐，寻找价值和意义。城市文学通过寻找产生故事和叙事，而几乎每一种寻找都伴随着迷茫、困惑、挣扎和成长。城市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具身体验与心理感知是城市文学取之不尽的富矿。

文学不会告诉读者寻找的最终目的，只叙述过程。所有的寻找都是一个冒险的历程。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逐渐被现代性的生存经验所取代。在何顿的《幸福街》中，陈漫秋、黄国进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而他们的街坊邻居几代人大都为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辛苦奔波，有事做、有饭吃，才是幸福的第一步。在班宇的《逍遥游》中，三个不靠谱的年轻伙伴，生活没有着落，结伴去山海关游玩，企图撇开物质困境实现精神圆满，这种离谱的寻找方式是荒谬还是探索，作者并不想给出答案。寻找物质财富的并非只有穷人，永不餍足的物质欲望使人变异，那些一味满足私欲、寻求物质享受的人，像一个只剩下欲望和贪婪的饕餮之兽，他们精神空虚，单纯地寻找金钱、地位、权力，这种寻找往往伴随着失落与挫败。金宇澄的《繁花》中的蔡司令、范总、卢美琳等人物，他们的狠毒、虚伪、背叛都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但有觉悟者能直接逃离物欲的枷锁，追寻精神上的高贵。邓一光的《离开中英街需要注意什么》中阿粥带着毛更新在中英街干一些走私黄金、电子产品等偷税漏税的勾当，阿粥很是嫌弃毛更新的笨手笨脚，可这位崇拜子贡、葛洪，熟读《史记》，有快钱不赚的技校生，是一位陶朱公式的商业奇才，阿粥的小市民式的精明最后落得生活落魄，而毛更新凭借诚信和才华成为叱咤风云的商业领袖，那本留给儿子的电子记事本既是对老友阿粥的纪念，也是一笔沉重的心理旧账。

精神文化层面的寻找与物质层面的寻找是连在一起的，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帮助人们寻找某种终其一生而不得的东西，这种寻找多半属于精神领域的探索。城市文学很少有宏大叙事，人们奔波在爱情、友情、亲情的崎岖小路上，理想、信念、生命价值等宏大的追求也都散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庞大、丰富、复杂的城市人群中，城市人需要解决个体身份的重构问题，不断寻找新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这种寻找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更是对内在自我的深度挖掘。葛亮的《灵隐》中连思睿在人生波折中寻找心灵救赎，段河、林昭、庆师傅，他们每个人背后巨大的身份危机使得他们不停地折腾、寻找，年轻的造像师段河反而成为连思睿的引渡者，作为弃儿，他既渡人也渡己。龚万莹的《出山》写闽南小岛老街的盛衰变迁，在这种变迁中，每个平凡的人也在寻找，透过油葱阿公和妙香阿婆开的一个办丧事一条龙的小店，呈现各种人在人生的最后里程寻找归宿的过程。这条到处都是榕树、龙眼、莲雾、杨梅的老街见证了包括油葱阿公、惠琴、小菲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更迭，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寻找着生活的意义。

城市题材文学中有些作品在探讨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追求。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在生存境遇、职业前景等方面与旧知识分子多有不同，他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以应对来自同行和市场的挑战。知识分子在解决自身困扰的同时还担负起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常常身心疲惫，一些人选择坚守内心的信念和理想，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迷失方向。李洱的《应物兄》中的应物兄代表了那些在权钱围剿中试图保持独立思考和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矛盾与抉择反映了这一群体的普遍困境。无论是应物兄，还是程济世、易艺艺，他们都在用不同方式寻找适应自身的某种东西，尽管小说最终也没有给出定论，但他们各自的处世态度、寻找过程已经说明了一切。应物兄代表了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有知识的人群，他们在寻找什么？钟求是和南翔都写过城市书籍痴迷者。在他们的笔下，书籍已然成为人类文明基石的符号，这些经营者或爱好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钟求是在《地上的天空》中把孤独与探寻写得千回百转，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的朱一围，通过收集作家签名书来填补生活的空虚，他与陈宛通过签订来世婚姻协议书来寻求现实之外的可能性。南翔的《伯爵猫》反映了城市的浮躁功利下的温暖和希望，深圳一家小书店面临歇业，娟姐姐邀请铁杆书友一起举行告别晚会，伯爵猫书店理想的烛光在人们心灵深处默默点亮，这座城市的角落显得温馨而笃定。

“寻找”主题的内涵意义还在继续展开，它关系到对新市民伦理的探讨，“寻找”往往伴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未来的探寻。城市人在寻找过程中意识到现代性带来的种种问题，如人际关系的疏离、精神世界的空虚、如何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处理情感欲望等问题，寻找的过程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重新审视和构建。同时，“寻找”的过程也激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回望的热潮，人们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价值认同，以对抗现代性的冲击。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从“城市奇观”到“系统隐喻”

林云柯

20世纪20年代，当电影开始进入纪录片时代，所拍摄的初始性对象就开始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之中展开：自然与城市。这种空间的同步性使得电影在一开始就陷入了真幻二元的扭结之中。在一种朴素的观念中，自然是真实的生态环境，而城市则逐步发展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人造技术空间。虽然《北方的纳努克》通常被认为“是后来那些要将真实生活搬上荧幕的片子的源头”，但电影与现代城市的共生性很快就将新媒介的对象转向城市，并彻底改变了“实在”的观念。

在现代城市出现之前的思想史中，“实在”无外乎是一种日常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诉诸直觉能够触及的真实存在的事物，而人造技术中介不过是对直觉的便捷化或强化，“实在”不在也不呈现于“媒介”之中。在电影媒介的初体验中，“火车进站”带来的恐惧感反映了“实在”进入技术装置造成的紊乱。它既是一种外部冲击，同时也是一种主体被拉入系统的体验。“系统”区别于“工具”，正如“媒介”区别于“中介”，其指人自身的进化或消耗被构入其中的世界阐释本身，而非对系统功能的“利用”。现代城市自此在媒介中被纳入了一个“系统化”进程：从基建固态到能量流通，从外部奇观到生态隐喻，从人的活动背景到人的存在状态自身。

马歇尔·伯曼在其城市主题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关注到波德莱尔对于气态的视觉表达，实际上伯曼的书名就可以被直译为“一切固体终将消融于气态”（melts into air）。波德莱尔使用了流动状态（“漂泊的存在”）和气体状态（“像一种空气一样包围浸润着我们”）来象征现代生活的独特性质。欧洲的城市现代化改造，正如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等著作所示，始于对道路网络的改造，城市空间的根本性变革在于流通性的增幅，同时也伴随着电气化进程中越来越显性的能源消耗。在后来的媒介考古学中，托马斯·埃尔塞瑟对电影的热力学发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该系统位于蒸汽机与内燃机之间，同时也与电动机和城市电气化直接相关。这一定位不仅仅是将电影系统定位为一种能量转化装置，同时也暗示了其拍摄对象如何被纳入系统本身的展示。而展示，也就是被投射的影像进程，表现为对象不可逆地在时间矢量上的消逝。

现代城市空间在20世纪初以一种整体性侵入的姿态被移植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空间结构中。除了少数由外来设计者完全重新规划建设的城市之外，传统城市大多是被局部性地植入现代城市空间，而沿海商埠城市则主要以现代城市建筑景观为建设中心，而并未如西方城市那样将重点放在道路空间的开拓与衔接上。以20世纪初的上海为例，尽管现代城市建筑已颇具规模，且在当时就已经有了电车，但城市道路规划仍处于分工不明、拐角繁多的状态。这种错配的现代城市空间使得早期中国文学与影像中出现了一种凝涩又极富物体冲击感的表达。

以《子夜》的开篇为例，汽车行驶于城市道路之上，硕大而又具有明确固体形态的建筑被置于一种实体撞击感的速度体验之中。在速度中发生的“撞击感”甚于“流动感”，这一城市空间体验描写显示了现代城市之于当时中国社会空间的硬性侵入状态。在此，现代城市空间尚未被理解为一种与心理体验相贯通的知觉场域，由于建筑规模、景观化程度与空间贯通感的失调，现代城市空间被视为一种实体性的区分装置，从而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象征。这一点也反映在同一时期的城市影像中。在《马路天使》与《十字街头》的片头，虽然仍有叠影与蒙太奇等手法用以表现城市的流动性面貌，但在大量出现的建筑物的特写中，拍摄者主要是使用由下而上展现景观建筑物全貌这一并不太自然的手法。在这种对景观建筑类似“哥特式”的影像处理中，镜头凸显了景观建筑的高度与垂直感，给出一种“向上”的暗示。城市空间被“拔地而起的整全物体”强化为内外与高低之间分割的硬边界，在镜头语言中被“建立”为一种坚固的视觉对象和生存空间。

一面是现代城市空间缓慢而局部地进行着现代性解锁，一面则是城市空间尚无法被整体性体验，中国早期的现代城市空间体验在同一时间在这两种平行的城市视域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文学与影像模式。《子夜》的出版与“新感觉派”的出现几乎在同一时期。对于前者来说，城市空间是新的经济模式与阶级的区隔背景，而并非一个生存体验的隐喻场，后者恰是“新感觉派”所代表的另一类城市文学的主题。比如，穆时英的《公墓》就发生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形成伊始就被排斥在城市系统之外的热寂之地，也因此直接表现了城市与死亡之间的热力学关系。在表现对少女隐约感情回馈的激动时，穆时英使用了一连串的高能耗意象，来拓展一个德勒兹意义上的“无器官的躯体”，即无固定组织的身体“成了那么多的电子，向着以太中蹿着。每一颗电子都是愉快的，在我耳朵旁边苍蝇似的嗡嗡的叫”。这种对于人的能量化修辞以凝滞的水体、无法被信息固化的形象以及医疗热力装置等意象，出现于“新感觉派”的城市书写之中。

对城市文学和影像的关注并非仅是对特定文艺类型的关注。人与媒介系统的关系需要被理解为人居于系统之中，正如人居于世界之中，因此，“系统”就成为“世界”的媒介隐喻。正如在将城市作为资本空间的分析中，传统的阶级分析视角也必须摆脱单一的利益分配，而要纳入更为复杂的由通货膨胀、紧缩与时间成本构成的金融混合系统中方才有效。城市是文学与其他媒介共存的“隐喻系统”，而非决定性“背景”，正是因为我们确实生活在空间之中，并且自身就是媒介化的，我们才不会被空间的“类型”所绑定。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Citywalk与广州城市文学

唐诗人

2023年，Citywalk突然火起来，从旅游界“出圈”到文艺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时髦的城市旅游和都市休闲概念。最初在小红书得到关注时，Citywalk是一种让游客自己设计路线的、带有城市历史文化认知目标的新型商业模式。但扩散到文艺领域之后，这个概念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被理解成一种没有目的的、类似于闲逛与徒步的休闲文化主张，变成了一种近于游荡、漫步、散步的文艺现象，这一内涵呼应了这些年流行的“躺平”“反内卷”文化。回归自己生活所需的Citywalk，是回到最实在的、最日常的生活面，这种文化追求与广州这座城市有着天然的契合感。广州虽是岭南古城，但对于非广东的外来游客而言，它主要还是“花城”“美食之城”。在多数人心目中，广州是一座注重日常生活的城市，这里的文化讲究实在、自在，这里的人重视日常的获得、喜欢真正的休闲。外地游客来广州Citywalk，大多也是要寻找好吃的、好看的，很少是特意来这里看古籍、学文化的。广州的“网红景点”多数也是美食、美景，而非古籍名迹。由此来看，广州其实最适合Citywalk。在广州Citywalk，就是发现日常生活、体验小而美、感受最内在的自我。

由Citywalk作为切口来理解广州的城市文学，也能发现一种区别于其他地区城市文学的独特性。且不谈古代广州有很多描写日常吃食和城市风景的诗词作品，现代以来的广州城市文学也都是以描写日常生活为重。比如欧阳山的《三家巷》，小说中的“家族”“巷子”等可能意味着城市历史文化的元素基本是虚构的，但故事里面表现的日常生活却是真实的。当代作家秦牧笔下的广州，表现的是广州作为花城、作为市民城市的一面，他写了很多广州街道上卖菜、卖花的世俗生活场景。章以武的小说《雅马哈鱼档》更为典型，写的是菜市场的事情，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卖鱼青年的人生，都是很世俗、很日常的情景。张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一系列广州题材小说，关注的也是当时最新的一些城市小人物的生活，比如外贸女职员、街道上“走鬼”的小市民等。张欣有一个写作信条——“日常即殿宇”，她坦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难写。她认为：“相比起彪悍的英雄史诗、历史巨制和古今传奇，写好普通人的日常与命运，在文学日见庸常的今天，其中已经没有讨巧与迎和，所以，仍旧是一如既往的独自跋涉……”不去讨巧，而是走自己的路，这与“反内卷”的Citywalk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还有一些新近青年作家笔下的广州城市游荡叙事。如宥予的长篇小说《撞空》（2023），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直接写主人公在广州街道上游荡的情况。其中有一部分是长达万字的游荡叙述，写主人公何小河放弃回河南老家奔丧、回到他与前女友经常走过的街道游荡的情景。这个街道没有历史感，找不到什么文化景点，只是广州海珠区的几条很普通甚至有点破旧的街道。人物走在里面，看到的是一些无名的小店铺、一些最普通的建筑。但这些最日常的街景，所关联的恰恰就是人物最真实、最个体、最内在的情感和记忆。《撞空》的游荡叙事，可以视作一种文艺青年的Citywalk记录，这里面有的就是人物自己的心情和记忆。人、个体不会被街道、被历史文化所遮蔽；人看到的是最日常的景，是与自己的记忆直接对应的物。宥予对广州有一个直接的陈述：“广州的街道不像上海那样有一个框架，给人框住了。经常有人说广州不像上海或者北京有着鲜明的城市符号标签，但我觉得这正是广州很珍贵的地方，它不提供一个预设的东西，你可以完全做你自己，去跟每一条街道产生关系。有时候走在街上，我还会听到街道它自己的声音，它在诉说自己在时间里的演化，这种感觉于我而言还是非常沉浸、非常舒服的。”在广州漫步，就是体验一种不被历史框住、完全做自己的自由，这是最舒服、最理想的Citywalk吧。

还有王威廉的《你的目光》，这部小说也有很多内容是写人物在城市街道上漫步时的所见，人物漫步的街道也都是广州很普通的街道。即便小说写了人物登上了作为风景点的广州塔，但与登大雁塔等历史景点所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登大雁塔看到的不是风景，所以韩东要写《有关大雁塔》，要拆解文学家们附加在这座塔上的历史、文化。王威廉写登广州塔，也有类似效果，人物在塔顶看到的不是历史，不是文化，而是纯粹空间意义上的“广州城”，是装饰着万家灯火的“珠江水”。再如仁科的《通俗小说》，其中很多意象，如塑料袋、蟑螂、壁虎、发廊等，都源自仁科的广州城中村的生活记忆，正是这些最日常、最普通的事物，构成了仁科想象城市、理解世界的基础性经验，也因为这些最不起眼的日常意象，仁科的音乐和小说才彰显出解构的意味。

总之，由Citywalk作为切口，可以理解广州城市文学的独特性。在广州Citywalk，未必是感知历史、学习文化，但肯定是体验世俗生活、看普通人的日常，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最内在的精神世界。广州的城市文学胜在日常生活表达。谢有顺说，“日常生活才是一种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广州城市文学所呈现的日常，是与作家、与小说人物自身直接相关的日常，这些日常保存着广州的文化，也成就了广州城市文学关注普通人、记录寻常百姓事的文化品格。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定制地方感：当下城市传记的书写景观

臧晴

近年来，城市传记的风潮席卷文坛，其内容与视角愈发千姿百态：叶兆言的《南京传》（2019）以朝代为章，以两千年前秣陵的一株小树苗展开回溯，从三国烽火、六朝金粉、南唐挽歌写到明清隆替、民国风云，通过为南京立史作传而远眺中国历史；邱华栋的《北京传》（2020）通过不同时空下城市与历史、科技、文化的交织，记录了北京城数千年的变迁轨迹；蒋蓝的《成都传》（2022）以重要人物的地理和情感踪迹为线索，利用熊猫、蜀地银杏、石犀与大象等物像来串起成都的城市历史和人文化成的路径；范小青的《家在古城》（2022）则用脚步丈量苏州古城的角角落落，又在今昔变化中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渊源，从而串联起这座古城千年来的发展与变迁。从传记角度来说，城市传记的传主往往以古城为主，它们是长达千年时空中“变与不变”的化身，其立传者又多是“自带流量”的当下知名作家，自然能极大地博得读者的“第一眼好感”。

显然，这股创作与阅读的热潮不能只从文学本身来进行解释，其背后还有着一双看不见的手——有意识的出版行为。城市传记首先是一种出版行为，其次才是一种书写现象。一方面，许多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城市传记的系列丛书，如译林出版社的“方尖碑系列”，花城出版社的“名城往事记忆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广西城市传记”，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都市地理小丛书”等；另一方面，受《伦敦传》《巴黎传》等西方著名城市传记热的启发，各大出版社或地方文化部门纷纷向当地知名作家“定制”本城传记，并且多在邀约中就直接以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为典范，建议作者可以参考其横贯社会历史的雄心和散文缀章的笔法，并在宣传发行活动中也有意向其靠拢。在整个过程中，出于类似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出版社想要通过“定制”城市传记来“复制”这一出版佳绩，而这恰恰又契合了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召唤，于是这种有意识的出版行为不断复制和衍生，构成了当下无城不立传，甚至一城多传的盛况。

城市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于她的历史地理与前世今生，我们似曾相识又总有隔膜，她是我们朝夕相处又“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伴侣，她的飞速发展让我们产生“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而这正是城市传记不断被书写与阅读的动力。多数城市传记往往从一座城市开埠开始，一路到今日的摩登景观，并有意在此之间回环往复、古今穿梭。当历史与当下来回切换、相互交融，当在场性的亲历与历史性的回望彼此交织、不分你我，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感油然而生。这对应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矛盾心态：一方面，人们在古今对照中再次印证了现代城市的生活丰富性与便捷性，对城市化进程提升人类生存质量感到极大的满足；另一方面，现代性这个洪钟大吕又使人隐隐不安，与城市化同频共振的全球化带来了标准化与普遍性，人们担忧城市的面目愈发相似，通过立传这种书写行为来呼吁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重建，其背后正是对被规训到标准化的自己感到不安，渴望自由与个性的失而复得。当然，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并非城市传记的专利，它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之日就已悄然而至，不断弥漫在城市或乡土的书写之中，只是在当下的城市传记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民族主义与世界性话语纠葛的复杂当下，人们在科技精确的时代中所感受到的反而是巨大的混沌、分裂与无所适从，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前进”中获得的却是进退失据的迷茫、模糊和荒诞感。于是，城市传记在盘点完千百年的历史后便开始呼唤“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家在古城》），并且探路“未来之城”与“智慧之城”（《北京传》），叩问人在这个无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中有无诗意栖居的可能，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又该如何在这个“无土时代”中被重新建构。

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城市传记本有其渊源：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方志决定了其生动的质地；脱胎于地记的笔记小说则融入了较多的神话传说，为其文学性创造了空间。循着这一线索发展而来的城市传记有着“介乎文史之间”的特征，而这也正是其有别于城市史、城市文学的关键所在。城市传记曾经一度被归入“非虚构写作”的阵营之中。尽管这种归类多少有些“蹭热度”的意味，但作为一种文类的城市传记确实自觉使用了大量的非虚构手法，如实录、史料、地方志、诗文、政策、档案、网络发帖、座谈会实录，等等，以此强化读者的“沉浸式”体验和历史“在场感”。然而，若想要写出一个城市的灵魂，光凭这些林林总总在“真实”与“虚构”间来回腾挪的漂移技术还远远不够，其命门在于能否实现城市的人格化。在这一点上，作为典范的《伦敦传》开门见章，“无论我们把伦敦看作刚睡醒的年轻人，一派神清气爽，还是悲叹他那畸形巨怪的境况，我们都必须把它看作是一具人体，自有其生命和成长法则，那么这就是他的传记”。《伦敦传》极大地启发了国内的追随者们：他们认识到，城与人不但是相伴相随的，更是相生相长的，换言之，城与人彼此形塑、互为生命，城的性格即是人的性格。所以，苏州的传记能否写出“糯”的城市特性，武汉的传记是否能传达热腾腾的世俗味道等，这才是评判其高低得失的最终标准。而这也正契合了人文地理学的观念：个体通过对这个空间的外在感知形成自己的价值和理解，而这些主观性和情感性的内容也随之构成其个体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意义。所以，尽管城市传记普遍以城市命名，但其努力营造的是一种地方感，而非城市感，“地方感”带着混杂了城市、人与文化的温度，通过对城市的“人化”进而实现对历史的“人化”。最终，人与城浑然一体，共同抵达“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周作人语）。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李培艳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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