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厂惊现“大蛀虫”，金库钱箱被人“调包”了！

文丨凌悦扬

印钞厂是国家金融流转的关键要地，安全保密可谓重中之重，虽然绝大部分职工只是将自己手下的产品视作“花纸”，过眼如浮云，但难免也会有人抵不住这“花花绿绿”的诱惑，动起歪心思。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起“国字第一号”案件，引发一时轰动，正是印钞厂的产品被盗了。

惊！巨款遭到“偷梁换柱”

上海印钞厂生产封包的五元新钞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的职工打开从国库提取出来的钱箱清点钱款，突然发现其中竟有钞票被掉包了！钱箱内装的是新五元纸币，共分为8个大包、40个小包，每小包装有1000张五元纸币，其中一个小包被人掉包，内中的五元纸币全部被封包贴头纸替换。次年7月10日，惠阳工商银行从国库提取的钱箱，再次发现被人调包。1987年4月3日，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三次调包事件，被盗共计7000张新五元纸币，总价值达3.5万元。

今日而言，3.5万元似乎算不上一笔大数目，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许多人每月的工资不过三十多块，连万元户都十分稀罕，3.5万元无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的收入。更让人不安的是，屡次有新钞被掉包，表明在国家金融流转的要害之处，生出了一条贪婪的蛀虫。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现有证据出发，展开调查，第一条线索来自用于掉包的封包贴头纸。所谓“封包贴头纸”，即纸币封签，每一捆1000张纸币封包时，附上一张封签，封签相当于纸币的身份证明，上面通常记录了纸币生产的来源、面额、日期、经手人等信息。虽然用于掉包的封签是空白的，但根据它们的形制可以判断，这些封签只由上海印钞厂使用。第二条线索是钱箱上的铅封印记，它与上海印钞厂的工具特点一致，并且经过痕迹检验，铅封内留有重复积压的痕迹，说明钱箱正常封箱后又被再次打开，之后又恢复原状。

第三条线索是通过追踪丢失钞票的序列号，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回笼券中，发现一张五元券，本应于1985年12月20日从上海印钞厂押送至国库，但在12月21日，这张钞票就已经流入上海市场。综合各方面线索，公安机关认定，偷盗新钞的嫌疑人就是上海印钞厂的内部职工。消息一出，全厂震动！上海印钞厂为此召开了3次职工大会，请公安机关宣讲案情，要求广大职工配合破案。

国营五四二厂的大门

上海印钞厂位于苏州河畔，历史悠久，渊源深厚。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华东军区所属的北海银行接管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这座印钞厂曾是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人员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印钞厂。接管后改名上海人民印刷厂，到1955年，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密需要，它摘下铭牌，对外改称“国营五四二厂”，所有的经营活动和通讯均以代号进行。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五四二厂再度启用“上海印钞厂”的厂名，经营也逐渐从计划走向市场。

解放后的上海印钞厂，除了1950年发生过一次产品失窃事件以外，几十年来再无盗案发生，此案一出，不仅上钞厂一片哗然，也给整个印钞行业敲响了警钟。

查！盗案嫌犯“浮出水面”

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侦办人员认为盗窃者必然熟悉新钞的生产工序，这将嫌疑范围缩小到成品车间职工，尤其是负责纸币封包、装箱的车间人员成为重点的调查对象。然而案件查到这里，仍是迷雾缭绕，真相难寻。

在厂内，多次甄别检封车间的相关工作人员，却徒劳无果，嫌疑范围无法进一步缩小。在社会上，追踪钞票序列号的工作也一度陷入瓶颈，常熟路储蓄所、大世界储蓄所都在1986年春节前后收进过100张赃票，老西门储蓄所也发现收进了赃票，但时间久远、存款人数众多，在没有监控记录的时代，存款人长什么样子，谁都记不得了。后来，淮海路上的龙凤珠宝店又发现126张赃票，售货员说是1986年3月2日收进的，售出的是一枚方戒和一个挂件，但对购买人还是没有什么印象。

光阴飞逝，时间转眼来到1987年开春，第三起新钞被盗的消息传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裘礼庭亲自出马，率领痕迹工程师、侦查员飞赴吉林，勘察完现场后，还将那一捆带有捆扎绳的贴头纸原封不动地带回了上海，而其上的绳结又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捆扎贴头纸的绳结并非扎钞的原始绳结，是重新捆扎打结的，而成品车间的裁切大组、查码大组、数扎大组都有规范性的捆扎方法，这个绳结显然与众不同，一下子排除了三大组的人员。另外，从第二次盗案被撬木箱的重量和其上的痕迹可以推断，作案者为身强力壮的男性。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印钞厂的检封场景

综合上述线索证据，历经分析、筛选、研判，专案组的目光最后集中到了剩下的32个嫌疑对象上。嫌疑人数虽多，但好歹有了范围，网已收紧，能不能捉到这条大鱼，端看警方的工作够不够细致，决心够不够坚定。专案组组长裘礼庭决定对这32个人进行重点调查，一个一个深挖背景，广泛走访，排查他们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要调查这些人有没有来路不明的大笔钱财。

1987年6月12日，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至上海印钞厂视察，重提此案，并且指示有关单位应不惜代价查找罪犯。上海市公安局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为此案投入了更多人力。7月上旬，专案组派出调查走访的各路人马将材料汇总到了案头，这时，成品车间的一名拉车工张德康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张德康，年龄31岁，身高1.70米，身材魁梧，是成品车间开电瓶车的。据民警反映，自1985年8月来，张德康家中经济反常，连续购置了冰箱、照相机、录音机、吸尘器、吊扇、落地扇、鸭绒被子、羊毛衫等物，总价值超过五千元。他的邻居从张德康那里听说，是他的岳父死后，留给夫妻俩五千元遗产。

确是如此吗？专案组一方面查证张德康岳父生前的收入情况，以及夫妻俩近两年的总收入，另一方面设法获取了张德康的绳结捆扎方法，以作对照。经调查，张的岳父于1986年8月过世，生前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每月收入50元，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张的妻子是地区房管所的普通职工，夫妻俩2年的总收入在5700元左右，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随后，专案组又从银行中查到张德康还有五千元左右的存款。这样一来，张德康夫妇的工资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以外，突然多出了相当于二人4年总收入的巨款：一部分购买了新家当，一部分存于银行中。这笔钱的来路十分可疑。另一方面，专案组又获取了张德康亲手捆扎的绳结，经检验与捆绑在贴头纸上的绳结完全相同。

至此，案件的指向日益明晰，证据链渐趋完整，是时候敲山震虎，当面对质了！

审！真相昭昭警钟长鸣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印钞厂的成品库房

1987年7月14日下午，专案组兵分三路，多管齐下：一路到张德康家中查找线索、搜集证据；一路到张德康妻子杨某的单位，迂回询问；最后一路则赴印钞厂与张德康正面交锋。

专案组人员找到杨某谈话时，杨某神色紧张，她该明白，丈夫来路不明的钱财终会暴露。警员从他们家中添置的家当问起，当问到“钱是哪儿来的”，杨某一口咬定，五千元钱是她父亲去世时的遗赠，但问到“什么时候给的钱”“给的是现钞还是存折”“家里、银行里还有没有钱”，她却一概推说不记得、不知道，都是她丈夫经手的。警员让她出示包里的物品，一件黄金挂件引起了注意。杨某声称这是张德康买给她的，价值600多元。

事已至此，警员严正劝告杨某：“任何隐瞒对你都没有好处，我们希望你不要把自己牵连进去。”杨某的心理防线终于被突破了，她垂下头默然了好一阵，承认张德康还将几张存单放在她这里，说着，她从更衣箱里取出了总计1.7万元的存单。有了足够的证据，再与张德康谈话已经不必要了，他直接被传唤到了公安局。

坐在公安局询问室中，张德康的不安显而易见。和他的妻子一样，张德康一开始仍坚持原来的说辞：银行里存了5000元，钱是岳父给的。然而在杨某交出的存单等种种证据之下，张德康终究无法再蒙混过关，如实交代了他盗窃印钞厂产品的作案过程。

1985年7月5日下午，正值印钞厂职工下班回家的时候，张德康偷偷溜进了鼓风机房，躲到鼓风管上，这个机房是成品车间唯一不上锁的房间。等到夜幕降临，值班人员锁上车间大门后，张德康从鼓风机房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锯锯断了成品仓库的门锁。成品仓库有三扇门，其中一扇不常开，张德康准备了一把样式相仿的铁锁以取代被锯断的锁，故而无人发觉。当日夜里，张德康从两只箱子里各调换盗窃了1小包新钞，这就是广东潮州和吉林农安两地发现的掉包钞票，共计1万元。

完成掉包后，张德康将成品仓库里里外外恢复原状，自己返回鼓风机房，躲回鼓风管上。第二天上班时，他再混入工人之中，等到下班，他把用工作纸裹好的钱放进尼龙袋里，大摇大摆地带出了印钞厂的厂门。

张德康受审

有一就有二，看到自己的作案完全没有被人发现，贪婪之心促使张德康在年底12月18日故技重施，这次他盗走了一大包2.5万元的新钞。他随后将钱包好放在一只铝桶里，上面盖了一件工作服，就在别人眼皮子底下把钱运了出来。

警员问张德康，将这么多钱带出厂门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难道不怕被门卫查获吗？

张德康回答说，印钞厂的门卫、车间警卫的制度确实都很严格，但实际上外紧内松：对于外来人、陌生人审查严格，但对本厂职工却是十分宽松的。比如车间明文规定职工不得将拎包之类的东西带入，但工人们经常如此，也从来无人过问，有时候工人分享水果，大家也都用工作纸包裹后带出厂，并不会被检查。同样，张德康拎铝桶出厂也是反常的，但并没引起警卫人员的关注。

1987年9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钞大礼堂召开公判大会，依法宣判张德康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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