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打零工、延迟退休，东亚年轻人不稳定的一生

最近，中国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传出，尽管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方案，90 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们的心情已经变得沉重。这一代青年不仅面临着高失业率、低出生率的自我供养困境，还正在进入零工经济、自动化经济的劳动贬值期。即便毕业于好的大学，抱有一定的进取心，他们也发现自己离各类“贫穷”的距离并不遥远。

这并不是中国年轻人独自面对的未来。在韩国，学生们和学者们面对不稳定的未来，已经提出了新的、无比当下的问题——

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我应当准备好过什么样的生活？身处某种“贫穷”中的我，应该如何去认知其他人的“贫穷”，让自己的不安与他人的不安相遇？作为“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我是否有机会将不稳定性看作希望的源泉，而非危机？

韩国人类学家、延世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赵文英在她的韩文专著《贫困过程》（『빈곤과정』） 中，集中描绘了一群“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就读于韩国精英大学却面临贫穷的可能性，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却渴望超越主体身份为社会性的贫穷发声的学生们。通过自己的人类学课堂，赵文英带领他们走入与贫困活动家、贫困游民等其他不稳定无产者“相遇”的空间。

今天单读分享《贫困过程》的第八章，由译者牛紫韩翻译。文化与社会现实上的相近，让韩国学生的困惑显得非常亲切，也让赵文英教授的研究显得与我们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危机与希望之间，也许有一代人适用的出路。 （本文共两万字，但非常值得耐心阅读 ）

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

撰文：赵文英

编译：牛紫韩

01

青年不稳定劳动者

在本文中，我将反复言及不稳定无产者。“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由表示不稳定、脆弱的形容词“precarious”与名词“proletariat”（即无产者，译者注）复合而成。在找工作的漫漫长路中身心俱疲的青年、被视为“故国糟粕”而远行千里只为在中国梦上孤注一掷的韩国侨民，他们都属于不稳定无产者。这一表达通常指：在新自由主义范型下，随着劳动力弹性机制不断深化而被迫游走在工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不稳定劳动者。但同时，其所指范围也涵盖女性、青年、老人、少数族群、残疾人、罪犯、移民、低保人士等多类主体。与过去享有安稳工作的劳动阶级不同，不稳定无产者并无“社会认同”。同时，他们也极易遭受异化、失范、焦虑、愤怒等不良影响。因此，盖伊·斯坦丁将这一群体称为“新的危险阶级”。

19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传统工业社会下社会保险体系的覆盖能力大幅降低，合同工/临时工急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韩国社会下的工作与劳动呈现隔断化、碎片化的特征。而不稳定无产者这一表达也随之围绕着劳动、青年、福利、基本收入等主题被广泛使用。但与此同时，国内外对此表达的适当性与可应用性均提出了辛辣的批判。

研究者们的质疑大多在于：这个概念的出现隐含着将北半球雇佣劳动者（主要为白人男性）面临的特定变动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意图。1980 年代，席卷欧美的新自由主义使大批正式工沦为失业者。但此事需被视作一特殊事件吗？南半球的大多数人一直都在所谓“非正式”经济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北半球也有大量被排挤在雇佣劳动体系之外、将“非正规”生活视作日常的流众（尤其是女性）。对于关怀着“不稳定生活/劳动”的具体性与多样性的人类学家们而言，这个概念仿佛选择性地无视了以毒品、盗窃、性交易等违反社会规则的方式勉强过活的人们，并且，它还与一种“祈盼着某类新阶级能够代替过去激进无产者”的怀旧（nostalgia）情绪交织在一起。

但是，就如“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极具象征意味的口号——“我们都是那 99% 的人”——短期内凝聚了大量民众一样，这个概念（指“不稳定无产者”，译者注）也以一种开放的形式吸引着因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深化而遭受排挤的民众。虽然，“不稳定生活”的意义具有其主观性，斯坦丁也强调“不稳定无产者正与自己展开战斗”（换言之，这个群体内部时刻处于分裂），但我在认同上述所有批判的同时，仍认为此类抵抗形式在形成短期凝结力的层面上会显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失业不再只是一时的状态，过去中产阶级享有的安定的雇佣结构也将不复存在。我们需认识到不稳定生活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另一种普遍。并且，比起接受鼓吹穷人对穷人仇视的治理术，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共识，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在这种治理术下变得脆弱不堪。但如今，能做到这些绝非易事。所以，我们也只好将这无望之望偶尔寄托于可造就实体的命名咒术之上。不稳定无产者也好，民众（the multitude）也罢，发现、发明“抵抗主体性”这一任务即便会引发演绎性错误，我们也很难轻易对其失去兴趣。与马克思将处于生产劳动之外的寄生者定义为“流氓无产者”不同，“不稳定无产者”超越了贫困与劳动、福利保障者（低保人士）与雇佣劳动者等被默认许久的差别与区分，就这一点而言，它也有使我们感到欣喜的价值。

2010 年初，韩国部分研究者与活动家参照欧洲与日本，开始对不稳定无产者这一命题展开积极讨论。他们质疑“临时工的目标是成为正式工”的惯例，提出必须确保临时工也能够好好生活的条件。2011 年，活动家雨宫处凛将日本的非正式员工阶层全面设定为不稳定劳动者的著述在韩国翻译出版；李真经与申知瑛也将对包括雨宫在内的日本非正式员工活动家们（同时也是不稳定无产者）的采访编辑成册，组成《共谋吧！万国的不稳定无产者们》一书。书中，劳动者不再是“工厂阶级”，而是“街头阶级”。

街头阶级不仅指失业者或露宿者。那些放弃走上街头，放弃将人生投入工作，不情愿却无可奈何开始探索不工作也可生活之法的“无业游民”也属街头阶级。他们大多为青年，难以融入工厂与家庭，即使身在家中，也会利用互联网等通信手段跳脱到其他空间。他们既不属于工厂也不属于家庭，只是一群彷徨地向着不明之地不断漂泊的存在。

这些“彷徨的存在”在 2012 年的劳动节公开了“总罢工”宣言，并与两大总工会分离出来独立地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游行。临时工、准备就业的青年、无业游民、失业者、残疾人、女性运动家、性少数群体、基本收入活动家、艺术家等 400 余名的参与者喊出了“No Work, No School, No Housework, No Shopping”（不工作、不上学、不做家务、不消费）“废除义务抚 养制”“基本收入全民化”“性劳动也是劳动”“反对性别操演化”“停止消费、让城市停下来”等口号。这场游行极具挑衅意味但同时却也进行得十分轻松愉悦。它向我们展示了焦虑、绝望、愤怒等不良情绪并非生活之不安的唯一归途。

青年不稳定无产者在日韩两个国家不再是“新自由主义劳动弹性化的牺牲品”，他们开始作为“新纽带与文化政治的抵抗中心”发挥作用。不稳定无产者的意指模糊且多样，如 2010 年诞生的“青年联合”（청년유니온）、2013 年出现的“零工工会”（알바노조）等不稳定雇佣劳动者们的全面登场；再如， 参与 结合了拆迁斗争与文化艺术实验的 2010 年占领“圆桌面馆”运动以及上述的劳动节罢工等的那些在结构性不稳定形势中生活的人们，均在此意指范围之内。

02

不稳定性的层次与等级

我想强调的是，青年不稳定劳动者正经历的不稳定性既是稳定的不在场，同时也涵盖着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稳定之意。炙热的新希望绽放于深深的不安之中。比起哀悼安稳工作的逝去，一些青年正努力探寻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凯瑟琳·米勒曾反问：“我们渴望抓住的究竟是什么？”多萝西·戴伊则通过其在《天主教劳动者》（The Catholic Worker）杂志上发表的《贫困与不稳定性》（“Poverty and Precarity”）（1952）一文诉说着这一渴望。彼时，戴伊反抗着 1930 年代欧洲战争与暴力带来的阴霾，主导着以友好接待穷人与露宿者为实践目标的天主教劳动者运动。她通过揭露不分日夜工作却仍交不起房租的移民者生活实态，进而提出：“问题不在于不稳定性的泛滥，而在于其还不够泛滥。”戴伊的忧虑是，追求稳定生活的态度可能无法给身无一物之人带来力量。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无雇佣的经济增长——或者说，量产着低质量岗位的经济增长——已成主流趋势。随着这种趋势不断对雇佣劳动的中心性构成威胁，探索其他政治可能性的活动也逐渐增多。事实上，在我开设的“贫困人类学”课程中，专注着书写“我的不安”的学生们并非都将不安视作“地狱朝鲜”（헬조선）的症候，也并非都将不安以否定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致力于首尔龙山区解放村青年们的地域性货币体系建立、以创新力集中表现艰危感觉的联合艺术、以恢复女性青年主体性为目的 而组织 的线上社区等等，特别是积极吸取着作为时代精神的女性主义的学生们并没有轻易就将不安转化为绝望。与因对未来怀有不安便轻易放弃就业、恋爱、结婚、生育等青年“命中注定的使命”的“N 抛世代”不同，这些学生不是被动地放弃，而是主动地拒绝。拒绝父母一辈的性别秩序，拒绝以性别分配为基础建立的正常家庭，拒绝会使“我”沦为企业附属品的劳动伦理与规范。对他们来说，以这种拒绝姿态构建的崭新未来充满着孤独与茫然、不安与担忧，但同时也足以使人心潮澎湃。

学生们大多都对质疑正典规范的书籍抱有兴趣。凯西·威克斯站在女权主义角度上提出“去劳动化想象”方案的 The Problem with Work 一书以《我们为何要一直努力工作？》（『우리는 왜 이렇게 오래, 열심히 일하는가?』）（2016）被译介至韩国；宋制淑记录挑战社会惯例、凭一己之力经营生活的非婚女性人生的《独自生活》（『혼자 살아가기』）也在学生（特别是女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作者在书中抛出的问题做了认真思考。“与就业市场不稳定相契合、致力追求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精神究竟与剥制个人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在哪一点上发生皲裂，又在哪一点上相互重合？” 1980 年代，安德烈·多尔在欧洲的汽车与信息潮中观察到的可能性，即：解开“无法劳动又必须生活的境况与不得不做无法让人生存的劳动的境况”间存在的枷锁，创造以自主选择相互关系性为基础的社会这一可能性，引发了公共领域内对从电子商务到基本收入等多个主题的广泛讨论。参加“贫困人类学”课程的学生们，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种可能性进行着反复思考，并试图开始将不安拥入自己的人生。比如，受到作为教师的父母影响，一直将安稳定为目标的学生现在也会说：“进入大学后，我变了很多，渐渐有了不能以不稳定这一单一理由就排斥生活多种可能性的念头。”

考虑到青年内部的多样性，我只能说视不稳定性为开启新希望手段的学生只占其中一部分。在我通过海外志愿活动、NGO 活动、创业、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行动等众多场合结识到的青年中，有上述想法的大多都“具有一定的教育资本与文化资本，但就经济资本的水平来说，他们却千差万别”。不过重要的是，2010 年后，这些青年——与在青年中的占比无关——作为当事人（당사자）不断出没于众多公论场，以此成为最先获取、发掘青年议题的关键行动者。由此，高学历青年的苦恼、忧郁、不安、愤怒变为了全社会需侧耳倾听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将他们称为“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

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大多在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正式开始的 1990 年代后期，也就是 1997 年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中度过了童年。他们也时常从切身感受过生活之不可预测性的父母一辈那里收获着过度的关心与投入。不断与同龄人竞争的他们，顺利通过了人生第一道关卡——进入了排名中上等的大学。在以“剥削般的自我开发”消耗、磨损人生后，他们集体罹患了一种忧郁；在“第一份工作即决定‘身份’”的劳动市场中，他们强迫地痴迷于机会的公正性，也因此失去了对不平等的敏感性。但与此同时，这些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们，积累起了可辩证看待国家与个人叙事的教育/文化资本。他们大多数在改革后的高考环境中早早接触了民主与权利，也以外语能力、网络沟通能力、多样的海外经历漫步于线上/线下空间，成为 全球知识的消费者与生产者。1990 年前后，韩国国内的劳动者纽带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如女权主义、少数者运动、生态主义、和平运动、基本收入等议题的探讨。当这些议题最终形成了一个平台连接整个世界时，青年们将这些议题当作自己人生的指向标，加入了使其大众化的过程中。他们挑战父权主义、GDP 中心主义、权威主义等正典规范，揭露着“地狱朝鲜”阴暗面。比起用年龄将自己划归在特定范围之内，他们更多地是将一个作为构想、构建新社会媒介的青年相呈现给了大众。

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他们的崛起是政府、政治圈、新闻媒体、学界、市民社会的各种行动者以复杂的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结果。政府将临时工视为不可逆之潮流，将青年失业与低出生率视为国家的再生产危机。在此过程中，含有“青年”标签的各种政策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自 2010 年起逐步壮大、不断活跃的“青年当事人运动”（청년당사자운동）在自治政府提供的资源基础上坚持发声，主导了对以就业为中心的原有青年政策的转换。青年一代中，逐渐固化的不稳定劳动与住房问题凸显出来，当事人们不仅积极介入这些问题，还与政府形成了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将不安稳性看作新希望的源泉而非危机，并积极构建其框架的行动者们也与青年一起进入到这一公共场域中。首尔市长朴元淳在任期间，在将社会革新立为旗帜的首尔市推行了青年治理制，让青年们可以积极参与到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时，首尔市还致力于“青年活动生态”的建立，这一举措使青年们不仅在就业与住房贫困问题的解决上，还在家庭成员权、基本收入、动物权、素食主义、气候行动等多种对策议题上有了一展抱负的空间。欢迎且优待青年作者的媒体与出版界，以及政府、大学、企业、市民团体的各种青年学术扶持项目、社交活动、创业项目，都作为青年不稳定无产者的教育与文化资本，使其有了更多机会可以短暂地 吐露、释放自我困境与自身渴求，甚至时而可以将其制度化 。虽然青年们一直批判成年一代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制造并消费着青年话语，但混合着治理与社会运动的青年活动现场不断扩大这一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如上所言，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主动或被动地承担着将青年这一命题公开议论乃至制度化的核心角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陷入一种双重困境。青年自身条件不同，赋予在其身上的规范与对策便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可以积极地再现自己，而一些青年却只能处于“被再现”的境地。因此，青年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等级秩序。如果说，可以再现自己的是具备教育/文化资本的青年，那么那些无法再现自己的，就是被前者或媒体谈论、发掘的青年不稳定无产者。比如地方青年、失业青年、工厂劳动者、平台劳动者、低保人士以及从事非法性交易者。他们虽然都被称为“青年”，但与有话语权的青年关心、共享的主题截然不同。家庭成员权、基本收入、动物权、素食主义、气候行动等前面谈到的议题虽然在 2018 年盛大召开的首尔青年学会（由首尔市扶持举办）上以热门主题出现，但在 2016 年 以京畿道城南市的 250 名独立生活青年为对象实施的调查（此调查由社会合作社“工作的学校”（일하는 학교）发起）中未被任何人提及。这里的“独立生活青年”指的并非追求自主生活的青年，而是“因贫困以及父母或家庭环境的不安定而不可避免地选择独立生活的青年。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所有事情必须自己解决的‘生存型/生计型’独立青年。”这些深受低学历、低收入以及长时间劳动折磨的青年们不惜劳其筋骨也愿累积更多的财富，但不断消耗身体使他们的体力与自信心都不断下降。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反正头脑好的人会先想到、先做到，所以一开始他们就放弃了查找有关青年的信息。对于这些连学费减半都难以达成的青年们来说，所谓“另一种生活”这种话语究竟会如何在他们的耳中回荡呢？

换言之，不稳定无产者不仅异质还具有等级性。“某个人的生活与其他人相比可能要更危险、更脆弱、更容易崩塌、更不稳定、更没有希望。”当我们谈论这种不稳定性的等级分配，就有必要回视朱迪斯·巴特勒抛出的问题。即“谁被承认为人？谁的生活被视作生活？最后，什么令生活变得值得哀悼？”巴特勒指出，“9·11 事件”发生后，同性恋者并未被写入讣告栏，同时还提醒我们，因美国引发的战争而失去生命的人们也没有讣告这一事实。“20 万伊拉克儿童因海湾战争及其余波死亡，但无论在个人或是集体层面，我们有谁持有着有关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图像或思维框架 呢？……这些孩子们，有被 赋予名字吗？”宣称自己为不稳定无产者的青年与被“宣称”的青年之间，也存在着等级秩序，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何种形态的脆弱会在公论场中获得值得被探讨的权威性？什么不会？何种共同体的苦痛会搅动我们内心至深的感情从而被纳入“（被）关心的范畴”（circle of concern），并触发制度的介入或集中的应对？

电影《下一个素熙》

03

在相遇的现场

通过“贫困人类学”这门课，我认识了很多学生。他们的身份背景十分多元，有游民（homeless）夜校的教师，也有中国留学生。但同时，他们之间也存在共性。比如都来自很好的大学，都持有进步、批判的思想。这种共性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在选择这门课之前都大致了解了课程性质与授课教师的风格。多年来，我通过这门课接触了很多对每件事都全力以赴却又看起来相当脆弱的青年，也发现了他们对其他不稳定无产者表现出的关心的层次是存在差异的。这使我非常自然地联想到“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这一表达。

学生们主要对两类贫困抱有较大兴趣。第一，因全球开发导致的、且覆盖面极广泛的“全球性贫困”。第二，因存在与沟通的匮乏引起的“我的不安”。这两类贫困固然都很重要，也都是需要解释、批判、介入的主题。但我个人一直好奇的是，为什么韩国其他不稳定无产者的贫困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比如：首尔站地下通道的游民、因强拆与义务抚养制无法获得低保而悲观自杀之人、在街头与公共机关附近不断组织集会传达穷人声音的活动家等。他们都无法以实存形态或通过大众媒介进入到学生们的视线里，无法引起他们的关注。这一现象如果借用人类学者项飙的话说，应被称为“附近的消失”。他们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时而偏执地将目光集中于自己，时而又欲对宏大事件发表评论，但对于自己“附近”的人事物，却意外地提不起任何兴趣。

可是，如果将贫困视为“贫困—配置（assemblage）”——即各自具有异质性的不同行动者通过不断的连接与断裂形成的多样体——的话，我们不应只是批判或叹息附近的消失，也可将其看作问题解决的开始。通过这一消失，我们可以观察我以个人身份介入的“贫困—配置”与学生们每个人以不同方式形成的贫困认知，这两者在哪一点上存在不同。并且，可以以此进一步重构两者的关系。这个时候，人类学家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观察者与批判者，而是作为被卷入者与介入者，来承担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此一来，民族志便不再是文化批评与记述的简单叠加或镶嵌，而是变为一种通过新的配置不断扩大问题意识、批判、反思与介入的实验与运动。即便是在大学课程这一有局限性的形式之下，我仍想参与到这种配置当中。

“贫困人类学”课程在开设之初，主要将重点放在学生们感兴趣的全球贫困与青年贫困等主题上。但自 2018 年第二学期起，我开始构思，试图通过这门课在韩国的反贫困运动与大学生之间构建一种相遇。就在身边却未被观察到的，在大众媒体中以不幸的他者、社会弱者、贫弱阶层、犯罪者乃至尸骸形态被描绘的不稳定无产者，我试图创造让这些不稳定无产者与学生可以面对面交流的空间。此时，“相遇”（encounter）,作为可以敏锐感知生成的形式，可以对像说明手册一样反复进行的批判研究——即仿佛将研究结论预先准备好一样的熟悉的言说、规范、风格等——带来一些刺激。因为“比起说，话语制造着相遇，倒不如说，相遇本身决定着被诉说的内容。”在同一语境下，丽巴·菲尔与丽莎·拉菲尔提出，以关系生成作为理论与实践的现场，编织一种“相遇的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encounter）。其意义为：不要将我们经常谈论的如资本主义、空间与场所、人性等主题理所应当视为“描画相遇关系的框架”，而是应该通过相遇，去审视这些范畴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在这门课上，我最终选择了迂回的方式，在青年大学生与反贫困活动家之间建立了相遇。因为课程只有一学期，里面存在很大的时间限制。此外，在活动家团体内部进行简单的志愿活动，同时观察“穷人”的田野调查，我也推进得十分谨慎。但即便如此，通过活动家这一中间人感知贫困的方式，还是使我们不得不面临着相遇现场本身就是一种“被预先决定的组织样态”（승인의 정치）的事实。

“贫困人类学”课程的前半部分主要以探讨资本主义历史与贫困治理相关的学术争议点为主。自课程中期起，我们便开始与事先选定的 10 名活动家一起，开展了“青年，寻访贫困”活动。这些活动家与低保人士、游民、残疾人、小商贩、地摊小贩、棚户村及低收入地区的居民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组织、领导了反贫困运动。在事先接触这些活动家时，比起特定路线或组织历史，我更多将选择标准放在了年龄、性别、活动对象、运动轨迹的多样性上。课程中，40 名学生被分为 10 组，他们在基本了解、学习了各自要面对的活动家与其所属的组织活动后，与我一同进行了采访。采访结束后，每组要撰写、上交报告。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概述团体活动的背景，比如韩国社会历史、团体历史、活动家的人生轨迹，第二部分则以调查问卷与现场采访记录构成，而第三部分是以“我们，青年”眼中的贫困为主题撰写采访的事后分析。

后来，学生们的报告以《我们如何漠视着贫穷》（『우리는 가난을 어떻게 외면해왔는가』）为题出版成书，随着此书的问世，相遇的地点更是超越了课程本身。我与学生、活动家们一起，在积极开展“共有富”（commons）实验的孔德站京义线公共地带举行了此书的读书会。并且，为了分享此书的细节，我和学生们参加了电台与杂志的相关采访。此外，因为好奇学生们在经历这些相遇现场后发生的变化，我还对他们进行了后续采访。反贫困活动家采访、出书、出书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后续采访，在这一系列相遇中，新的问题意识、批判、省察不断涌现出来。在这些相遇之地，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显现出他们怀揣着的不安；在这些相遇之地，处于不同位置的不稳定无产者，他们不一致的不安相互冲突。而我与学生，则在这些相遇中将摩擦、冲突发展为省察的契机与政治性、伦理性的话语起点。

04

逃票（무임승차）？

2018 年 11 月初，“贫困人类学”课程的学生们与我一起来到了位于首尔城东区的田沟信用合作社（논골신용협동조합）所属办公室。如今，穿行在这些高耸林立的大楼间，我们很难再寻觅到纪录片《杏堂洞居民》中描绘的反拆迁斗争痕迹。但我们采访的田沟信作社理事长刘泳佑却以寥寥几句便将我们拉回到他作为杏堂洞租客的时节，生动地向我们描绘了当时斗争的艰辛与入住“伪移迁小区”（가이주단지）时的欣喜。

其实，那些房子不过才 25 平左右，很小。而且还是用夹层板建起来的，感觉真的什么也不是。但就是这样我也是发自真心地喜欢。因为这算是我与居民们历经很长时间共同浴血奋战换来的结果。

1997 年，贫穷的租客们自发性地成立了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田沟信作社。30 多年过去，如今的信作社已是拥有 3500 名社员、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机构。在刘泳佑对我们说明为何租客们当时会对合作社产生兴趣以及介绍其背景时，其中一名学生毫无征兆地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学生：我认为合作社现有问题之一是经常会发生“逃票现象”。

刘泳佑：逃票？

学生：“逃票”就是，比如人在合作社却不出资，但仍利用这个机构去获得与自己贡献不相称的利益。现在，特别是年轻一代对逃票问题相当敏感。可能因为“我”比起其他人贡献得更多，所以好像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吃亏了一样。请问，合作社内部现在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吗？

刘泳佑听罢，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说道：“现在的孩子们要是搞合作社的话估计会很难啊。”紧接着，他用具体事例向我们说明，如果没有利他心，合作社根本无法运转。采访还在继续，但说实话，我已经无法集中精神了。当刘泳佑听到“逃票”时脸上浮现的那茫然不解的表情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提问的学生、以及看到他表情的学生也都面露错愕之色。他们也许在想，对于某些人来说逃票是生硬的符号，但为什么我们却对其抱有如此理所应当的态度？不仅是我，学生们也似乎对这次采访印象颇深，在之后的撰书过程中，他们比较了刘泳佑和其他租客在拆迁斗争中建立的社会与“敌视他人的逃票行为，紧锁自家大门”的社会。当时参与采访的学生也在读书会上将这一小插曲延伸为对公正论述的批判。

对我们（学生）来说，公正代表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逃票行为就和不伦或其他重罪一样。但刘老师（刘泳佑）说他是第一次听到逃票这种表达。而且他之后讲的一段话也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啊，现在的孩子们搞合作社、上学都很难啊。”（笑声）所以我开始想，被我们视为不可置疑的公正，这一价值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中略）大家都知道，所谓过程中的公正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同样的地方、看同样的风景、以同样的速度度过一生，如果想使这一点成为现实，就必须要有谁去承担等待者的角色，同时又不能强迫他人持有一种负罪感。但是，现在的观点之一是：等待是一种施舍，所以渴求施舍的人必须应该内疚。通过这次采访，我开始重新审视、思考起这种观点来。

（2019 年 7 月 10 日 京义线公共地带读书会）

我并非打算谴责“最近的孩子们”偏狭的公正观念。在不得不早早地将自我开发与竞争融入自己血液的大环境中成长的这些精英青年，他们对于在社会上获取与自己相匹配的位置这件事上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意识与感觉，这才是我关心的地方。政治进步倾向较强的学生们关于把自立、公正、努力当作最高价值的看法大多持批判态度。课堂上，将自立与个人能力视为贫困治理术的立场、或是将贫困阶层的依存现象解释为“朝向社会统合迸发的渴望”而非与自立形成对立关系的论述，这些都让学生极为受用。但是，他们虽然欣然接受着研究者富有挑战性的主张，但其在长久的竞争与努力过程中养成的惯性思维却不是说改就可以改掉的。有些学生批判“自立意识形态”，但也会在面见活动家之前，构思如“活动家们在帮助游民与低保人士上做了什么努力？”等采访问题。有些学生理性批判着“自立问题是如何将贫困归结到个人身上的”，却很难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早已将自立默认为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取得社会成就并获得认可时必须坚守的原则。在现有的贫困体制中，自立，不仅牢牢固化着视穷人为他者甚至罪犯的思考行为准则，还使最先诉说着不稳定性这一痛苦叙事的青年用其来主张自我论述的正当性。青年不稳定无产者为抑制自己的不安而将不安变更为人力资本，强迫性地陷入一种话语中。但这种话语，正不断加剧着其他不稳定无产者的不安。

电影《恐怖直播》

在这一点上，学生与活动家们的相遇提供了一个“省察的现场”，让他们可以重新思考长久以来被人们熟知的话语形式、实践与习惯。长年累月地与穷人们接触、试图与其建立一种纽带关系的活动家们指出：将贫困阶层视为无力之人、需尽早通过自立自生训练以蜕变之人的假设，以及以此假设为基础制定的许多制度，都忽视了贫困的时间性。

金允英（音译）：很多情况下，人们仅仅把贫困阶层看作贫困酿造出的一个结果而已。事实上，他们只看到穷人的现状而不知道他们完整的样子。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人迄今为止经历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功、遭受了怎样的失败，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诉求又是什么。

李东贤（音译）：无家可归之人受到贫困之苦一蹶不振后，很难因露宿街头这个理由便生出“啊，我要努力奋进，要不停工作摆脱现在这个境况”的念头。人们不像机器一样，坏了修修就立马能用。身体活动机能变得低下、精神上也很受折磨，这就使一些人染上了酒精或药物依赖。对此，马上给他们工作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露宿者涅槃为 CEO？没有那种人……

通过与活动家们的对话，学生们认识到，具备教育/文化资本的青年不稳定无产者为消解不安提出的“奋斗·努力话语”可能会成为给其他不稳定无产者贴标签的工具：“付出大量时间与资源成为劳动力商品、获得认可，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变为了信念一般的东西。”“对不努力之人的指责则好像在拷问人性一样。”

学生们来到首尔站对面的东子洞棚户村，以合作、相互依存的观点批判了对贫困阶层进行审查的依存性框架。没有外部的支持，完全由居民们个人出资建立、运营的“交流空间村落居民协同会”（사랑방마을주민협동회）（以下简称“协同会”），由其经营的小额贷款项目虽被媒体介绍为支援贫困阶层、使其获得自身期望的经济独立项目，但我们见到的活动家金允英与合作会会员们却强调：这个项目是建立相互依靠、相互合作的共同体过程中的一环。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棚户村村民在协同会会报上为黑白色的世越号纪念条带一笔一笔涂上色彩；残疾人会员会骑上自行车，到行动更加不便的居民家，为他们配送由公共盒饭项目提供的午餐。这些风景都是自立、相互依存的事例。居民们说：“即使不那么优秀，我们也在不断追求朝向未来的共生、建构协同会这一小型社会的价值。”

经过采访、讨论、分析、演说、写作，学生们的问题从“贫困阶层为什么无法自立？”“为什么不能自立？”变为了“我们为什么对自立自生如此执着？”或者“自立自生话语是如何变得如此泛滥的？”自立，这个在新自由主义竞争中青年们为获得社会认可必须内化的默认条件，这个区分有无“资格”成为贫民、建造贫困秩序的修辞，变为了批判的对象。

但这样的叙述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倾向：即，不同学生间“解释—批判—省察”的轨迹其实并不单一。想尽办法生存下去的贫困阶层，他们那即使缓慢且脆弱也要构建共同体的风景，是悠久的反贫困运动的一部分。但将其看作瞬时动作而非过程的人则很容易将这种风景歪解为：保存着穷人自身消失已久的合作、共情、有爱、利他心的贫穷汇集之地。在书出版后的采访中，学生英浩（化名）说他从老一辈冠岳社会福利居民活动家（首尔冠岳区新林洞）那里感到了一种活力。

当我们谈起贫困首先会想到乙支路上见到的游民，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的印象，认为他们都只是那种在地铁站里铺个纸盒苟延残喘的人。但我在这里见到的贫困老人们，他们会一起练习戏剧表演，会一直寻找生活的意义，这让我觉得很新奇。

英浩向我们展示的贫困阶层“不多见的活力”与被广泛讨论的自立话语有何区别？被动性与主动性，无力与活力，这里面的二分法仍根深蒂固。

05

层叠的安全

2018 年 11 月中旬，我与学生们一起来到首尔龙山区的“下村”（아랫마을），采访贫困社会联合的活动家金允英。下村位于首尔站附近，其内部满是坐落在狭长胡同小道尽头的多个反贫困运动团体的事务处。贫困社会联合组织的前身是“基础法共同会议”（2000 年代初为应对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的问题而成立）。组织内为数不多的活动家围绕热点事件与话题，努力与小商贩、拆迁户、游民、残疾人、劳动工会等建立纽带关系并对其进行援助，但如今的情况却并不怎么乐观。采访过程中，学生们向金允英提出的很多问题都与她身为女性这一点密切相关。比如，作为女性活动家有没有遭遇什么困难与不便？在街头与游民交流时有没有经历过不适或难堪的时刻？在工作中是如何将民众运动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三天后，为采访游民行动的活动家李东贤（音译），我与另一组的学生再次来到了下村。在位于办公处二层的游民夜校教室，李东贤接待了我们。楼道与教室里贴满了各种海报，但最先引起学生们兴趣的是关于性平等公约的一张大海报。在这个以“为建立性平等夜校的五大实践”为题的公约中，通俗易懂地写着教师与学生等夜校成员为防止性暴力必须遵守的多项原则。

学生们在采访活动家的反贫困运动时，对与男性游民打交道的女性活动家或夜校女教师的安全问题尤为感兴趣。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如何理解？就像我在女性杂志 lldaro 的采访中说到的那样：“相对来说，一直以来被我忽略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在女性主义与贫困的交叉问题上，学生们比我更敏锐地发现着某些东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认知性契机。”历史上，民众运动内部的阶级与性别，其缠绕爆发的矛盾往往在公论化之前就被迅速地缝合起来，如果着眼于这一点，那学生的这种敏锐可称得上是一种有意义的变化。

但同时，我也好奇：为什么在由女性主义引发的各种话题中，唯独“安全”被重点讨论？作为 1990 年代的大学生，我是读着马克思理论并不断训练批判话术成长起来的。但现在我接触到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她们大部分都是从有关女性主义的学习中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第一次听说女性主义是进入大学后，从那时才开始思考权力问题。”“上高中的时候，对某些有权势的老师的暴力言行非常生气，后来在大学接触到女性主义……才发现，啊，这种问题原来还可以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当时一下子感觉轻松不少。”就像前文所说，对于拥有教育/文化资本的青年不稳定无产者来说，不稳定不仅停留在危机层面，它还代表新的渴望。而在表达、组织、扩散这种渴望上，女性主义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拒绝把女性结婚生育规定为责任的近代时间性，拒绝父权制家庭与男性中心主义组织文化，试图与众不同地经营生活以获得自由。固然，这种自由会因脱离“正常规范”而生出风险，但即便如此，其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女性主义通过将“关于他者性的思考”扩展至女性范畴之外——从后人类主义到气候运动——主导了最近学术及实践的整体走向，即：对作为万物尺度的“人”进行去中心化。“就我的女性主义自我而言，成为后人类在逻辑上拥有很强的吸引力。其理由在于我的‘性’在历史上从未成为过完全之人。”

但是，对女性主义抱有兴趣、努力学习、扩展女性主义相关内容的学生们却在进入贫困的公论场后，以一种异常紧张的状态驻足于“男性游民”这道门槛之前。自书出版后，我陆续对学生们进行了后续采访。在采访中，长于中产阶层的善熙（化名）表示自己在进入大学后对女性、残疾、酷儿、移居、难民等许多主题产生了兴趣，却从未对贫困有过太多思考。当被问到其中缘由时，善熙支吾地说道：

我也不太清楚。的确一直很喜欢马克思，但……总感觉很难。没钱的状态？家人生病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会花多少钱，这些倒是想过。但是对阶级性，却从未细思过。

在美国西部一所大学做过交换生的善熙，曾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地居民、学生同游民在大学校园里打成一片的情境。但当我问她如何看待首尔的游民时，她却向我谈到了安全的问题。

在首尔生活，我会常常与朋友聊到安全问题。……比如，街头安全，夜路安全等等。尾随我的男人？味道？街道的卫生？……相比之下，旧金山的游民看起来更加宽裕。在这里，我与朋友们对危险的感知要更强一些。醉酒、大喊大叫。在女性立场上来看，我们不知道如何同成年男性游民打交道。……我们很清楚游民和罪犯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性侵或尾随“我”的不是游民，而是看起来普通无害的白人。

关于善熙为什么对韩美两国男性游民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我无法以三言两语解释其中缘由。也许随着时间流逝，善熙的视角与认知会发生变化。但可以确定的是，韩国社会在过去十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许多青年女性（包括移民者与难民）坚定地把物理、制度、话语层面上所遭遇的男性视为安全威胁。2016 年的江南站杀人事件，让“女性主义重启”后云集起来的女性们陷入集体恐慌。即便“N 号房事件”已告一段落，网络上每年仍有数千名性剥削受害者出现。通过“#MeToo”运动，女性们相互间结成纽带关系，她们逐渐开始正面对抗狡猾残忍的性犯罪并共享着一种集体情感。大学校园中，诸如某地、某个会面、某人、某个课程是“不安全”之类的话语随处可见。

电影《下一个素熙》

社会学家金弘中在分析性暴力事件时并未对其做独立分析，而是将性暴力与世越号惨案以及发生在军队、医疗、产业关怀现场、托管机构的各种虐待、事故、死亡事件综合起来，指出过去十年韩国社会爆发的关于“朝向安全之欲望”的共同性。在这些欲望漩涡中，安全指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安全。而这里的“我们”，则引发着强烈的当事人主义。“我们”，不仅辨认着“清晰的敌人”，还在“我们”与“非我们”之间画上了明确的分界线。这些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共同性。金弘中还谈到，欲望喷涌而现之时，共同承担着生活的危险、不安、恐惧的人们会结成联盟，所以，此联盟将不得不被视作主要的问题讨论点。此外，他也审视了迄今为止未得到关注的一些痛苦（比如在工厂式农场里被囚养的猪的痛苦），探讨了将之放在同一脉络下进行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但是，“由经历生活之危险、不安、恐惧的人们组成的联盟”既不具有预判性也不具有自生性。比如，即使我们可以感知被囚养于工厂式农场里的猪所遭遇的危险，也未必所有人的视线都可以同时投向同样被禁锢在农场内、除暴力对待其他生命外并无其他出路的劳动者们的危险。我们在经验性研究中经常会发现，在主张“安全”的“不同的我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勾心斗角、不合、矛盾与等级秩序。事实上，女大学生和男性游民都不安全。但与前者经常因女性嫌恶与（网络）性暴力威胁被提及不同，后者因许久徘徊在街头，已在很久之前就失去了保护自己身体的方法。他们在酷暑、严寒与疾病的威胁下变得脆弱不堪，同时在世人的目光下变成被歧视与嫌恶的对象。他们被卖到盐田做劳动奴隶，他们的身份被盗用，他们也毫无防备地被卷入各种犯罪中，比如被迫成为为增加疗养院收益而被诱导住院的对象。那么问题来了：在无法享有安全的人们当中，谁更深陷于安全威胁的漩涡？谁又更能感知并提出问题？谁的安全、什么样的安全会引起社会关注，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女性中存在大学生与退学/失学青年，游民中也存在男性、女性与性少数者，所以上述问题还可以根据范畴的分化不断追问下去。但凡是所谓“正体性” （近似于身份认同，译者注）这一类概念，都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随着关系的变化而不停变化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想强调的是：某一群体“如果只徘徊在呐喊着安全权利的‘我们’之外，那么‘他们’随时都可能作为威胁‘我们’安全的存在出现。”

所以这门课程令人欣喜的是，我与学生们通过和活动家、贫困居民的相遇，开始对上述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首先，长久以来在反贫困运动内部探索女性主义实践的活动家，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思维疆域。在作为女性有无困难这一问题上，活动家金允英笑称自己在接受采访前刚刚还和大叔们（游民夜校的学生）们吵了一架，因为他们把洗碗这件事推给了其他女性。她说，虽然会有冲突与矛盾，但重要的是我们对差异与等级秩序的思考，还有决心一起改变它们的意志。

因为我的身份是活动家，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等级秩序存在。并且若说这里不存在权力问题，那一定是不真实的。……（大叔们）对待我与对待其他志愿活动家或女性同事不同，这种行为并不可取，是需要深思的。……我最开始想的是，与这些处于贫困的当事人们一起使用这个空间，要同他们保持距离，不能侵犯他们的活动空间。虽然他们让我尽可能随意，但这随意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所以制定共同体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固然，可能会因此在活动过程中发生很多事，也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我们需要在“你是什么样的人，这里是做什么的地方”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并让每个人都能认知到这一共识。我们需要不断努力，让每个人都能接受共同体的规则。

读书会上，金允英提到了尤拉（化名，参加“贫困人类学”课程的学生，同时也是游民夜校的教师）曾说过的话。

尤拉曾对我说过，她在大学学习女性主义的时候与在游民行动中观察女性露宿者、思考女性主义的时候，想法是不同的。并且，长时间以来一直站在“我”是女性/受害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突然间接触到男性游民，一方面感到等级秩序，但同时“我”有家可归，“那个人”却没有，这些都让尤拉陷入思考。……贫困问题不是谁的痛苦更加重要，不是一个竞争问题。我认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有人开始去苦恼如何连接彼此并立体地使这种连接进行持续性的发展。

进入大学，通过学习女性主义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的学生们，在分析任何问题时都将女性观点看得很重，但同时她们却坦白自己其实并未做好与其他女性接触的准备。正敏（化名）曾与我们一起，为采访冠岳社会福祉活动家金顺福（音译），去到位于新林洞矮坡顶尽头的老人公共空间，后来，她复述了这次见面。正敏回忆道（与我的回忆一致），当大部分独自生活的奶奶们（低保人士）招呼学生们一起做晚饭时，学生们犹豫不决，完全不知道怎么样“一起”去做。

我之前一直在做的，是在大学社会中以 20 多岁的女性视角来感知世界。……所以，观察这些奶奶、与她们对话这种事情对于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开始思考，在那样的女性生活中，女性问题究竟是什么。

参加“贫困人类学课程”的游民夜校教师和静（化名），虽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思考贫困问题，但在面对评价自己外貌与身材的游民时，还是显得不知所措。“（在游民夜校的）第一个学期，听到这种话是很不适应的。比如很漂亮、化完妆以后就‘变得不一样’等等。”和静通过夜校活动与人类学课程，开始思考仅以“男 vs 女”无法定义的关系的复杂性，也明白了自己贯彻实行的素食主义对游民而言是多么的困难，她以此为例谈到了“等待”这一重要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空间（流浪者夜校）对他们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场所。所以即使听到令我不适的话，我也没有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而是首先试图了解那个人经历的生活，想要建立不让那些话反复出现的空间。

总之，随着相遇样式的多样化，学生们那种原先只关注“自我—女性”安全问题的视野变得更为开阔。有些学生说：“老师，女性好像不是单数。”而新的问题又总带来其他问题，一直不断延续。“以受害者‘我’展开的女性主义抹去了什么声音？”“是否比较过女性游民承受的痛苦与‘我’承受的痛苦？难道‘她’也像‘我’一样梦想着自主、独立的生活吗？”

电影《燃烧》

06

配置的其他可能性

在相遇的现场，我与学生们采访的活动家，都异口同声地强调了连接的必要性。他们也提出了各种方案，比如：尊重反贫困运动追求的价值并一起参与其中，即使是小事也要将“我”在日常中感受的贫困与其他贫困连接在一起，“我们”应共同努力去解决无法认识到此类相互性的问题与沟通上的障碍等等。学生们也一样，他们中很多都开始反问自己，韩国社会蔓延的贫困是如何在自己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不清的。采访龙山惨案真相调查委员会活动家李原浩（音译）的一个学生写下这样的感受。“一方面，我反思为何自己现在才知道这个事件，同时也好奇像龙山惨案这样的事件为什么得不到与我同龄的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关注。”

但是，当我深切感到那种要与走过不同人生的不稳定无产者进行连接的必要性，并且与他们互表坚定的决心后，突然有一个瞬间让我意识到这件事并不仅仅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也是我在读完学生对活动家“空气”（笔名）的采访所感后所产生的念头。我直到那时才意识到：1. 被我称为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即具有教育/文化资本的青年，他们的内部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等级秩序。2. 虽为少数，但参加这门课的学生当中，既有基础生活保障者与次上位阶层，也有与贫困阶层（通过本次采访从活动家里那里了解到的人群）的经济水平与生活经验相仿的学生。

2018 年 11 月中旬，我们以与其他活动家的相遇完全不同的方式，对活动家“空气”进行了采访。她为生计奔走于庆南工厂时，使用的是自己的本名，但在首尔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时，则一直使用“空气”这一代称。“空气”很年轻，与学生们年龄相仿。她作为常驻活动家，就职于“安心做买卖商人协会”。此团体是在积极支援因城市乡绅化过程被强制驱逐的商人租户们的斗争中形成的。“空气”在 2010 年占领“圆桌面馆”活动中，与许多境遇窘迫的小商人结下缘分，但我与学生们比起协会活动，对“空气”讲述的自我生活轨迹更感兴趣。她自初高中时便以青少年人权活动家的身份游走在各种现场，这让我们感到很有趣。并且她将进行活动的“我”与同贫穷抗争的“我”连接的言说方式也令人印象深刻。“空气”在上高中时，曾积极参加过青少年人权活动，后来，当她中途退学，她陷入了“不想上学？还是不能上学？”的苦恼中。

我总是认为，现在的大学不是学习的空间，而是不断制造不公平的空间。而且我没有什么真正想在大学学习的东西。交了学费在大学学一门知识，这有什么意义？其实，我很多时候都在想，上大学是不是除了拿到毕业证就没有其他意义了？所以我对大学有一种排斥感。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经济方面。如果我的经济状况比较充裕，那无论如何我都会去上大学。但如果我的父母相信“可以在这一体制内生存下来”的话，那么我可能没办法这么轻易做出决定。正因没有人对我说你必须要上大学，所以我对这一问题无法做出判断。我一直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对现今社会下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如果不去上大学会遭受多么可怕的区别对待並未有太多了解。所以她只是说“大学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经历了多次斗争的“空气”曾暂时忽视了自己其实是对谁也无法伸出援助之手的贫困青年这一事实。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空气”说自己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她帮助残障人士，辗转多地打工，甚至到昌源拿着最低时薪在有毒污水区域附近工作。学生们认真倾听着“空气”的故事，并在后来撰写报告时将贫困在自己生活中所代表的意义书写出来。世美（化名）在自己的写作中吐露了进入大学后生活上的艰辛，也提到了所谓“勇气的贫困”。这是一段令人始料未及的话。

我最终还是与自己试图小心翼翼逃离的贫困再度相遇了。那是我不想再触碰的、与周围环境截然不同的贫困。并且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的贫困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绝对贫困。我的贫困，还在于“勇气的贫困”。活动家“空气”在其应处的位置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试图改变世界。而我呢？只是试图安静地隐藏自我的存在，将自己遁形在这周遭环境。我所处的社会是不知道这般存在的。我依照当今社会的普遍规则考学、找工作、寻找伴侣，甚至不惜将“自我”抹杀而活于这世上。但是当我看到“空气”，我感到了一个真正活着的、真的在呼吸的人。并且从中意识到一件我遗忘许久的事：“自己身体内的某些部分在蠢蠢欲动。”

当书问世之后，我有了更多机会与生长在经济不宽裕家庭的几位学生（包括世美）进行了更深入的对话。即使他们都在家庭的慢性贫困与将自我商品化的过程中经受着双重郁积，但自他们口中诉说的贫困叙事却不尽相同。世美通过与“空气”的对话很久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内心生命力的萌动，但银熙（化名）却谈了许多朋友与自己间的距离问题。银熙的许多朋友在旅行、语学研修、读研等人生分岔路上可以轻松地做出选择，但她自己却要在这些选择之间反复苦恼。而秀晶（化名），则在课上面对将与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活并无太大不同的人们对象化这件事上感到了某种异质感。

事实上，我讨厌与这些相遇。因为贫穷之人特有的那种忧郁、烦闷以及没有希望的感觉。就像读书会上活动家金允英说的那样，“只要将内心之门稍稍打开一点，你们也会迎来希望”。我很理解她说这句话时流露出的感情。因为那是一种永不停止的烦闷。就像我父母一样。

他们身处将中产阶级以上的消费水平与文化资本视为理所应当的大学，偶尔也不得不自我贬低，将自己作为透明人隐藏起来。但这些学生们虽然一边用这一事实进行自嘲，一边却强调（如银熙所说）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历经贫困却可将其他者化的位置”。因为学习好、外部资源多，并且有着即使不富裕也愿意支持自己学习的父母，所以他们掌握了表达自己的语言，踏上了另一条路。虽比起同龄的大学朋友而言有着更多的不安，但他们仍是“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

总而言之，回视每个人在各自生活中制造的“贫困—配置”，发现之前未被连接的支点，又或是进行新的连接试图一点点改变贫困的固有配置，这一过程的点点滴滴组成了我与学生们在“贫困人类学”课程中实行的“教/学内容”。虽然这一个学期我们仿佛一刻也未曾停止过学习与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看待贫困的视线会因此发生质的变化，也不意味所有人都会积极参与到反贫困运动中去。对一部分学生而言，书的出版会成为有利于他们就业的履历，而在撰写报告时，也会有些同学执着于小组内每个人的贡献度而变得敏感。但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学生在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成为反贫困活动团体的活动家，参与集体会议以及通过研究和就业继续保持并扩展自己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无论是公平还是安全，为了疏解“我”的不安而拥护对其他不稳定无产者的区别对待与嫌恶，针对这一现象可能进一步深化而带来的危险性，他们也开始了有了属于自己的思考。而我也通过这段经历，得以对反贫困现场的性别秩序与大学生团体内部的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的机会。

一晃三年过去，通过不断相遇而建立的关系纽带使我们可以在 2022 年第一学期的“贫困人类学”课堂上开展关于东子洞棚户村公共开发的共同研究。通过之前的课程，我们与东子洞棚户村已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所以当 2021 年 2 月国土交通部发布公共住宅产业项目后，当居民与物主围绕开发方式爆发冲突使棚户村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时，我与学生们便将其视为核心现场，试图以此深刻了解韩国社会的贫困、住宅、开发等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试图一起学习并进行现场的共同研究。东子洞舍廊房/协同会的居民们与我们曾采访过的反贫困运动团体的活动家们热情接待了学生们，作为当时课程项目的助教、将棚户村现场研究出版为《东子洞的人们》（2021）一书的郑泽辰也向学生们介绍了东子洞一带的概况。2018 年采访合作社活动家宣铜洙（音译）的毕业生们也重新回到课堂之中。他们对学弟学妹们诉说了当时是如何凭借在课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将贫困这一主题以新的方式引入自己生活中的。

允静（化名）便是其中之一。最初，她的大学生活与社会运动毫无联系，却在课程结束后成了游民夜校的志愿教师，现在则任职于韩国城市研究所，继续着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允静说自己正是在 2018 年参访棚户居民理事金郑昊（音译）时，因他的一席话而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她记得当时金郑昊是这么说的。

到了年末，教会和各团体都是来去匆匆。国会议员也是一样，当选后就不见踪影。弱者到哪里都是弱者，强者在哪里都是强者。弱者们经常说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但实际上却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如果不加思考地与强者硬碰硬，那必定会输得很惨。所以，说强者会支援弱者？说他们会与弱者一条心？绝对不会。学生们听了这些故事也许会留下些什么，但当他们离开这里，这些记忆又会持续多久？

在本文中，我将一部分经济状况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教育与文化资本的青年大学生称为“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并对弥漫在他们不安定性中的两面性（忧郁与渴望）与等级秩序做了分析。虽然不平等与脆弱是所有人的状态，但我仍在这一前提下特别关注这些青年的境况，并用特殊的教学形式引导他们与其他不稳定无产者相遇。这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在之后面对自我困境/创造性时所运用的思考能力，会成为冲破现阶段——这一脆弱（新冠爆发后尤甚）生命间反目，社会持续性支离破碎的境遇——的突破口。是痴迷公正、实力、努力等因素，提出“很早便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其他脆弱生命没有资格发声”这一主张？是与这种想法合谋的同时，追究对青年们进行冷笑式批判或敷衍式安慰而逃避责任的有权阶级的责任？是将游民或难民看作威胁自身安全的存在，赞同对他们进行法律制裁？是关注长时间在生死边界上孤军奋战，连追求作为受害者权利的感知能力都丧失的人所处的环境，以此开阔自己看待问题的视角？是将自身的创造性与将个人看作“身体内外部界限分明”的个体的正体性政治相连接？还是以“超越人与人之间肉体界限的运动”去拉开真正的生态纽带的序幕？

就像梅里菲尔德所强调的那样，“持续的相遇会使一切变得不同。它将人们推向生成与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将不平等视为普遍，层叠的不安迫使“受害者宣言”出现的时代。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生命是“更”为脆弱的。当暴雨袭来，某些城市的车主会因自家轿车被淹而大倒苦水，但与此同时，有些人则会因被困在半地下的自宅中束手无策，只能慢慢等死。在这个放弃相遇、连接，放弃去细细审视其他不安生命的时代，人类学该何去何从？我认为，比起单纯地接受人为的配置，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一起创造配置的伦理性实践。当然，我们也需要忍受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无数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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