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朝鲜本可停战，为何杜鲁门不愿意?猫腻在美军想扩军3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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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7日，中朝方面与“联合国军”方面，终于在板门店就“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结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二项议程。

1、谈判的实质性成果

这是谈判开始后取得的第一个实质性成果。尽管过程曲折而艰难，但这一成果本身还是让那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人看到了希望。

许多人据此乐观地估计，停战协定签订指日可待。连“联合国”首席谈判代表乔埃也认为这是“谈判的一个转折点”，使他“和其参谋人员处于一种既存有希望又不敢相信的矛盾之中”，并“觉得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达成协议”。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指出：美国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已经增长；在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后，我们还将与对方进行谈判，努力争取年内达成协议。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已是1951年11月下旬，距年关只有1个来月时间。他设想“在年内达成协议”，期望值不可谓不高。

当然，他还是谨慎地留了余地，在这个电报里加上一句：

对敌人的拖延甚至破裂谈判，也要作允分雅备，布置工作仍然要从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眼。

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还是保持相当的耐心和定力的。

接下来的谈判进程很快证明，不仅1951年内达成协议绝无可能，就是作再拖半年甚至一年这样“最坏的打算”也显得过于乐观。

停战谈判进入第三项议程——关于停火和休战的具体安排后，双方再次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分歧集中在停战后朝鲜境内的机场修建、双方军事力量轮换补充和相关监督措施，以及“联合国”撤出军事分界线以北沿海岛的及海面等问题上。

美军提出，停战期间双方在朝鲜境内不得增加军事力量、供应、装备和设备，为此，需要在对方境内进行不受限制的自由检查。其实，美方在此问题上的核心诉求，就是不允许中朝方面在北朝鲜境内修建机场。

如美国战史所说：

“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占有军事上的空中优势，因而想维持现状，以便在停战期间继续保持其空中优势。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不增加军事设施（主要是指机场）。要保证敌人不破坏这个原则，就必须包括检查”。

中朝方面认为，在己方领土上修建机场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受到干涉。

2、矛盾的焦点——修建机场问题

美方代表无理地要求中朝谈判代表“忘记主权、内政这些支离破碎的字眼”，甚至公然威胁说：

如果你方一定要修机场，那就大胆一些，就在战争期间进行，但要睁开你们的眼睛注意看，四周的空间将充满危险。面对美方的蛮横和霸道，志愿军代表解方拍案还击，反过来要美国人自己把眼睛睁得大一点儿看看现实情况。

他说：

像过去你们可以随便飞来几架飞机，开来几条军舰，就可以把人吓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天天吹嘘武力，企图再来一次尝试吗？你们没有接受经验教训的本能，你们如果愿意尝试，就让你们尝试，你们有什么本事，就都拿出来吧！

就这样，双方又僵住了。

为了打破僵局，美国军方试图稍稍作些让步。参联会在征询国防部长、国务卿的意见后，拿出个新方案上报杜鲁门，提出“在允许修复设施的问题上，可以作出某些让步”。

但杜鲁门表示反对，并且扬言，美国不只是要限制对方重修机场，就连修复战争期间被美军摧毁的公路、铁路及其他设施也不能允许。

正在外地巡游的他从“威廉斯堡”号游艇上给参联会发电，质问道：你们要向我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允许公路铁路及其他设施的重修工作，而只不许重修机场？要知道，在这上面，美国是付出生命代价，投入成吨的弹药和大量装备的。

参联会再与国务院商量，向杜鲁门作了如下解释：

我们深感，尤其是国务院这样认为，军事停火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能达成的唯一协定，事实上在以后多年内我们可能无法实现政治解决方案。否认在一段时期内一国重建其经济发展所需设施的权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尽管仅从短期军事角度出发，阻止重建工作有所裨益，尤其在战火如果重燃的情况下；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让朝鲜继续一片狼藉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参联会同时指出，美国在南朝鲜也有一项广泛而重要的修复计划，在这方面的任何禁令都会妨碍韩国的战后重建；美方之所以反对重建机场是因为它“将毫无疑问地对我们构成重大威胁”，而“反对任何重建工作将会导致停火谈判无果而终”。

听了以上解释，杜鲁门才算点头同意。

3、华盛顿的态度

在华盛顿就有关方案进行商讨之际，板门店的美方谈判代表一直以“提出质疑和进行非难的办法达到拖延时间和敷衍的目的”。

美方这一态度使中国领导人对其意图产生疑问，但在一段时间里仍未放弃年内达成协议的努力。

12月7日，周恩来起草电报，经毛泽东审定后发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

“敌人在其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矛盾影响下，停战谈判拖的可能性又增长了”，但经仔细研究其所提建议，感到还“不能说是倒退了”，因为美方建议中仍“带有暗示让步和讨价还价的性质”。

为了推进谈判进程，中朝方面同意，自12月11日起，谈判双方分两个小组，同时分别讨论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战俘的释放和遣返问题）。

中国领导人认为，两项议程同时进行，可以“逼使敌人进行两面作战，使我们手中掌握更多的武器，这对我们并无不利”。

然而，美方并没有尽快解决问题的意愿。在第三项、第四项谈判议程同时开展讨论的前一天，12月10日上午10时，杜鲁门召集美国军方领导人在白宫开会，讨论朝鲜形势和美国的因对之策。对于停战谈判进程而言，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踩刹车”的会议。

会上，杜鲁门表达了他对停战谈判进程的关切，着重强调美国必须在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从而向直接负责停战谈判的军方领导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朝鲜的停战谈判要服从和服务于美国更为广泛的全球战略需要，其节奏和进度应由总统本人亲自加以调节和控制。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新任国防部长洛维特、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三个军种部部长、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参联会联合参谋部主任外，还有代理国务卿韦布，以及总统的军事顾问、海空军助理、副国务卿帮办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等。

除艾奇逊因故未到外，最高决策圈子里的关键人物悉数到场。

据美国解密档案有关文件记载，这次会议情况大致如下：

会议开始时，杜鲁门要布莱德雷简要介绍一下朝鲜形势。

布莱德雷作了汇报，特别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态”是中朝军队补充了20.9万兵力，并在不断加强空军力量建设。

杜鲁门说，这种形势令他担忧，“共产党正在通过他们的军事建设和谈判，试图阻止我们对他们不怀好意的行动采取应对措施”。

对于前一阶段谈判，杜鲁门评价道：“我们在朝鲜的谈判过于妥协”，而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纠缠过分”。

他警告说：

“如果通过军事建设，共产党能够将我们驱逐出朝鲜，那我们在朝鲜的所有工作将付之一炬。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一威胁。”

布莱德雷拿出中央情报局最近提出的一份评估报告，念了其中一段：

我们认为共产党是愿意中止或终止在朝的敌对状态的。但他们目前的状况并不至于使他们接受在他们看来极为不利的条件。我们认为，只要有机会能获得具有事实和宣传价值的让步，共产党就会拖延军事谈判。

此后，共产党相信只要谈判进行下去，联合国就不会扩大敌对状态，而且他们希望西方国家人民施加的压力会迫使联合国接受一项对共产党更有利的解决方案。基于这两种想法，政治谈判将会被延长。

布莱德雷认为，这段文字“最为准确地反映了我们所面临的形势”。

按中央情报局这个说法，是中朝方面在“拖延”谈判，并想从谈判的延长中谋取好处。杜鲁门对此的反应却显得有些诡异。

他表示，他担心的倒不是谈判的拖延，而是谈判进程过快会在美国产生日益强烈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情绪，这将使决策者“不但在朝鲜而且在国内面临严峻的考验”。他再次指责说：“我们要价的态度还不够强硬”，“共产党一直在索取，而我们在让步”。

对于杜鲁门的指责，布莱德雷作了辩解，说不只是美方在让步，中朝方面也有让步，比如放弃了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和同意将谈判会场从开城搬到板门店。他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选择是，“在某些问题上作出让步或者与共产党彻底对立”，而在他看来，“比起与中国开展全面战争，实现合理的令人满意的停火更为理想”。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杜鲁门一再强调“决不能出卖我们的立场”。

当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谈到“美国人民希望实现停火，以便我们的军队撤出朝鲜”时，杜鲁门质问道：“如果这意味着放弃朝鲜，美国人民是否还会同意这样做呢？”

他还对达成停战协议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一个可怕的预测，称“停火后共产党会加强军事建设，然后一路南下直至釜山”。

对此，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站出来作担保，说如果这是总统担忧的原因的话，他可以向总统保证，共产党军队明年不会到达釜山地区；即使实现停火，也可以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4、杜鲁门的担忧

从杜鲁门上述提问和插话不难看出，这位美国总统的心思完全不在推进谈判进程以便尽快达成协议上面。正因为如此，当代理国务卿韦布提出“长期的解决方案还取决于亚洲地区的力量建设”时，杜鲁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说这正是他要寻找的答案，从而把讨论引到他所关心的议题上去。

然而，吊诡的是，杜鲁门接下来并没有让与会者围绕“亚洲地区的力量建设”问题展开讨论，而是转而“询问了欧洲的情况”，重点是北约盟国重整军备的进度。

至此，杜鲁门主持这次讨论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他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谈判本身，而是要将这一谈判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的规划之中，使之服务于出更长远战略考虑而全面启动的美国大规模扩充军备进程。

到了这时，杜鲁门才道出他内心的真正忧虑：

1952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朝鲜战争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党竞选斗争的一个焦点，国内民众要求结束战争的阻力增大，这势必对军事预算的持续增加产生消极影响，从而使美国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全面启动的扩充军备行动进入一个“最困难的时期”。

他不无懊恼地说：

“在我应该考虑整个世界的形势的时候，却因为这个原因必须顾及1952年的事情。”

他告诉人家，这就是他为什么关心朝鲜问题的原因。他说当下“最为头疼的问题”就是来年的军费预算；如果不能改变这种令人沮丧和泄气的局面，美国有可能再次走向孤立主义。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当朝鲜停战谈判出现可能于1951年底或稍晚一些时候达成协议的乐观前景时，对此感到惴惴不安的竟是当初决定开启谈判的杜杜鲁门。

之所以如此，完全在于朝鲜是战、是和，还是拖，对杜鲁门政府制订的以欧洲为重点、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全球战略规划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大规模扩充军备进程关系极大。

就朝鲜战争本身而言，通过谈判实现停战，的确是美国决策层的共识和既定方针，但从更广大的视野看，朝鲜毕竟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个局部，美国在朝鲜的目标应当从属于它的全球战略目标。

为了这个全球战略目标，杜鲁门一手制订了将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方针；同样，也是为了这个全球战略目标，他又产生了要使这场战争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拖下去的暗盘算。只要这场战争不扩大，能够将其规模、强度和损耗控制在他所限定的范围内，让停战谈判在既不能很快达成协议又不至于全面破裂的状态中拖下去，便能为美国保持一个延度的、大有战略利用价值的国际紧张局势，成为美国人规枳扩充军备、完成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的现实依据和长期起作用的刺激因素。

5、谈判为何不能短期达成？

一年半之前，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使得杜鲁门政府提出的总额达135亿美元的1951财年军费预算在国会顺利通过，并在后来一再追加，使该财年军费支出猛增至482亿美元，相当于1947-1950年，4个财年军费拨款总额的4倍。这一大笔钱，当然不只是用于朝鲜战争，同时也大量用于满足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中其他方向和领域的军事需要。

1951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份新的报告，建议加快军备建设，并大幅提高军队规模。

据此，三军首脑分别提出了规模空前的扩军计划：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要求立即组建一支150万人的陆军，首先编成27个师，两年之内逐渐增训到33个师：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要求组建一支100万人的海军，拥有包括12艘大型航空舰在内的421艘主要战舰；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更是要求立即组建支120万人的空军，先编成87个联队，两年内增加到143个联队，而这还只算个“小规模的空军”。

按三军首脑提出的上述需求，1953财年军费预算将高达700亿美元。军方如此这般狮子大张嘴，让大力主张军备的杜鲁门也吓了一跳。

但他并没有对扩军目标本身提出什么疑义，只是要求将扩军的“步伐拉长”，以便将下一财年军费开支压缩到一个可供实际操作的水平。经过一番平衡，军费预算的总盘子最后定为481亿美元，于1952年1月提交给国会。

布莱德雷评价说：

“这一庞大的军事预算在国会内外遭到一致的谴责。根据计算，如果不相应增加税收，它将导致联邦政府14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很多人认为这将引发灾难。”

时任北约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也为“这样一个荒诞的预算感到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

和平时期提出如此庞大的军费预算，其“唯一正当理由是一场战争正迫在眉睫——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才可以打破平常对于财政、工业和军事支出的限制”。

显然，如果这个时候，朝鲜停战谈判取得进展并最终导致这场战争结束，国际紧张局势随之松弛下来，势必使美国政府失去一个要保持巨额军费开支的最合理也是最为有力的理由。

这当然是杜鲁门不愿看到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求军方在停战谈判中采取更为强硬的“要价态度”，以控制谈判进程，放慢其速度和节奏，使得不会很快达成协议。

这样，朝鲜战争就能在既不扩大又不至于失控的条件下继续下去，从而营造出一个正在打仗的紧张气氛，以推动军费预算这个“最头疼的问题”得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希望使停战谈判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的努力，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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