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计划生育：对人口形势的错估，可能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人口的当下和未来，不仅仅关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更关乎一个社会的养老成本。

7月11日，联合国发布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其中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100年降至6.33亿，少于2022年预测的7.67亿，更少于2019年预测的10.65亿。

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不管是联合国还是社科院，对未来的人口预测，都存在着极大的偏差，这其中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人是存在不可预测性的，尤其是在涉及到婚育方面，且随着社会的一系列成本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哪怕是强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对我国的人口预测每次也都是夸张到离谱。

例如1992年，联合国曾预测，在计划生育措施下，2023年我国的生育率将达到2.1，人口为15.3亿人；2012年又将2023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7，将人口降低为14.4亿。

但即便在废除独生子女，实行三胎生育措施后，我国2023年的生育率依然只有1.0，人口也只有14.1亿，远低于联合国人口专家的预测。

人口之所以难以预测，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不可预测性，这是很难用数学公式去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的，而对人口的预测错误，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自己为此付出代价。

为什么说人口预测很重要？

因为人口决定着基建，往小了说，未来人口的走向，决定着我们是应该修建更多中小学还是应该关闭更多中小学，往大了说，人口也决定着母婴、教育产业的高低，而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人口预测来做布局的。

今天我国生育率走低，除了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生育率下降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持续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在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生育下，人们的生育观念被改变，只生一个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而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生育率就越低。

以上海为例，2023年，上海生育率只有0.6，其中近半的地区生育率更是只有0.4，如果我们今后不能将生育率稳定在0.8，那么2050年我国的总人口将不到10.3亿人，到了2100年，我国总人口更是只有3.2亿人。

计划生育带来的生育习惯的改变，其代价是巨大的。

而计划生育本身，就离不开人口预测。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最开始就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推动的；从1972年到198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曾八次访华，游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

1979年，我国刚刚打开大门对外开放，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我国5000万美元，要知道1950年-1980年我国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借着这笔资助，我国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实行了独生子女策略，后来几十年活跃在我国人口学术舞台上的人口学家，也大多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养的，因此他们对我国人口的估算和预测，总体也是和联合国预测保持一致。

例如2019年时，社科院还曾预测我国人口会在2027年开始下滑，但实际上仅仅过去两年，我国人口便开始下滑，实际的学术预测，和现实的生育数据，总是存在巨大的偏差，而这种偏差本身，也让我国开放三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延后性。

计划生育改变的不仅仅有人们的生育观念，还有手术。

1981年，我国绝育手术只有220万例，到了1983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070万例，堕胎手术也从870万例，飙升至1440万例。

而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钱老，也在1983年获得了联合国首次颁发的人口奖，以表彰他对控制国内人口的贡献。

人口学家对人口预测的严重失衡，也客观上影响了我国开放生育的时间。

例如2006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就提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不动摇，预测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1.8，总人口将在2034年才会负增长。

但实际上，我国人口在2022年就开始负增长，比预测早了十年，而我国的生育率，也仅仅只有1.0。

我们对人口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传统观点的熏陶。

哪怕是在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我国人口过多，而社会发展速度不足以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

以过上更好生活的名义，人们接受了少生育几个子女的习惯；但就在计划生育实施不到30年时间，我们需要担忧的问题就从人口太多变成了人口太少。

而对人口形势的错估，也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太晚认识到这个问题。

2019年1月3日，社科院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提醒人们，距离人口总量减少，只剩下不到10年时间。

当年社科院预测，我国人口会在2027年减少，但实际上2022年，我国人口就历史性减少，和社科院预测的相比，足足提前了五年时间。

而在2015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指出，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出现峰值，此后就逐渐下滑，到2050年我国人口或在13.64亿左右。

这些关于人口预测的报告，也影响着我们对放开一胎化的时间点，总的来说，还是太晚了，而不是太早。

过去40年，人口红利一直都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又因为这一代没有过于沉重的赡养老人的责任，他们储蓄的习惯为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随着我国人口历史性减少以及老龄化不可避免的到来，我国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老龄化累赘”。

老人们目前的生活几乎都依赖于我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支付；而养老金体系在现行体制下，仍然以现收现付体系为主，这意味着正在工作的人每月缴纳养老金，而这一部分缴纳的资金通过统一管理的养老金账户，支付给已经退休的老人。

从资金流转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在供养老人们的退休生活。

当老龄化越来越加深的时候，而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年轻人需要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在养老金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每个上班族需要供养的成本在加大。

最终我们会看到，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会均匀分摊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身上，而供养老人的经济负担也会转化为人们的精神压力。

此刻，我们距离大前研一口中的“低欲望社会”，还有多远？

老龄化当然不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累赘，但更现实紧迫的问题在于，当大量的独生子女需要负担四个老人的时候，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成本之外，更大的问题或许还在于，这些独生子女有能力在上班和赡养老人之间找到平衡吗？

答案是很难。

除了要供养自己的父母，这些上班族还需要每月缴纳一笔养老费用，去供养退休后的老人，随着我国进入高度老龄化，我们也就更容易看到，一些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可能甚至领先于年轻人。

而年轻人呢？被庞大的生活成本压的喘不过气来，某种意义上他们可能更像老年人。

根据彭博夕阳指数的计算，国内平均每3.5位在职员工就要供养一位老人，而美国则是4.4位在职员工供养一位老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劳动力压力，甚至比美国要更大，且这还没有考虑到两国人均GDP之间的差异。

未来，我们的老龄化压力还会更大。

出生于1961年到1970年的人口接近3亿人，是我国数量最庞大的一代人，而他们将在2020年之后进入老龄人口的统计范围之中。

这也意味着，从2020年开始，我国平均每年退休的群体高达2000万人，按照这个增长速度来看，它是远远高于经济尤其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的。

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老龄化速度加快，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不可避免的，在房子和车子婚育等硬性成本开支之下，年轻人还会再多一个养老负担。

当一线城市上海的老龄化都全国前列的时候，那些年轻人离开只剩老人的小县城，其人口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