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翔安｜林鸿东：失落的马家港

文 /林鸿东

马巷民居 林鸿东/摄

初到马巷，我的印象仅限于它是一个工业区，最多只是残留些许敝破的闾巷。然而，当我心血来潮，深入探访马巷古镇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马巷之巷”规模之大，简直就是一座小城市，热闹非凡，人烟阜盛。

为何如此繁华的地方会被命名为似乎并不起眼的小小“马巷”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到处查阅文献资料，终于得到了些大致的答案。原来，马巷古镇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极为大气的名称——“马家港”，这在清康熙版《大同志》的附图及《厦门市地名志》中都有标明与提及。马巷人刘蕴年曾撰文指出，现马巷坝仔下就是当年马家港的码头，其附近还曾挖出过大量的海泥和贝壳。此外，坝仔下至今仍保留着妈祖庙和真武庙，这些习惯于设置在港口的庙宇古迹进一步佐证了港口的存在。种种迹象表明，“马家港”这个名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真切深厚的历史背景。

马家港的“港”字有了说法，那“马家”两字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渊源？

《海西晨报》曾对此进行调查，共提出了两种说法：其一，唐代时期，马巷与金门都曾是朝廷设立的马场，马场解散后，那些以饲养马匹为生的家庭便以马为姓，称马氏。马巷的“马”与这些马氏人家有关。

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福建与马的渊源很深。很少有人知道，闽南竟有自己独特的马品种，这便是畜禽学上所谓的“闽南马”或“晋江马”，这是我国唯一分布于东南沿海的地方马品种。很早以前，包括晋江在内的泉州沿海一带，都是这种“闽南马”的核心产区。其分布范围则更为开阔，北至福清、莆仙，南至龙海、漳浦，都可见其踪影。一直到今天，晋江的民间仍然保留着养马的传统。我在晋江滨海采风时，便曾亲眼看到有人骑着小马在海边悠闲地漫步，那画面特有穿越感。

福建的养马史也极为古老，最早可追溯至南朝时期。那时，福建已是朝廷的牧马之地。唐时，更是设立了专门用来管理牧区的万安监。据唐韩愈编撰的《顺宗实录》记载，唐贞元二十年，福建观察使柳冕曾上奏朝廷称：“闽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马可使孳息，请置监。”柳冕建议在泉州地区设置五个牧马区（包括福唐、莆田、仙游、泉州、浯洲）。这五个牧马区的范围，与历史上“闽南马”的分布范围大致吻合。

遗憾的是，此次牧马实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由于种种原因，马匹损失惨重，民间对此颇有怨言。然而，无论如何，自那以后，福建的牧马便成为一种传统，特别是金门与平潭，更是一度成为牧马的重镇。据悉，在柳冕派遣下，陈渊曾带领十二姓部下到金门屯田牧马，金门人因此将陈渊尊为“开浯恩主”，并建牧马侯祠纪念他。

马巷民居 林鸿东/摄

《海西晨报》第二种说法是明嘉靖时期为躲避倭患，金门马氏一分支内迁马巷，在此搭寮贩卖金帛、香等贡品。此说目前尚有诸多不明之处。

如果“马家”是因为曾有马姓人家居住，那为何没有按照闽南的习惯称为“马厝港”，却称之为“马家港”？这确实令人费解。或许，这与地方志编撰者是外地人有关，比如《大同志》的编撰者朱奇珍便是湖南长沙人，可能受到了外地用语习惯的影响。

此外，马家港之所以被称为“港”而不是“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港区的开阔与繁荣。在闽南话中，“港”并非指单一的船坞，而是指拥有众多码头、相对自成一域的宽阔港湾。比如月港，仅其核心区域就拥有七座码头，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它甚至涵盖了整个九龙江的出海口。因此，保守地说，以“港”为名的马家港，在明代至少是同安湾的一个重要航海中心。

为何马家港这种曾经繁荣一时的港口，如同流星般划过历史长空，留下如此稀少的痕迹呢？

一个历史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马巷，与石码一样，曾设有“厅”，这是清代用来控制战略要地的行政区划单位。其中，直属于省的被称为“直隶厅”，由府管理的则称为“散厅”，它们的主管官员通常是同知或通判。

马巷厅从1774年到1912年共存续138年，其辖区包括了民安、翔风二里以及同禾里的五、六、七都，大致覆盖了现今的厦门翔安区与金门地区，而“马巷之巷”正是马巷厅厅城之地。

我们知道，自顺治年间起，清朝政府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到了1757年，乾隆皇帝更是下令关闭厦门、宁波等沿海港口的对外贸易（除了广州）。马家港的衰落，正是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加强海防的措施密切相关。

根据光绪年间的《泉州府马巷厅志》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7月17日，福建都督钟音向乾隆皇帝上奏，建议“改驻厅员”，将金门通判移驻至“马家巷”。乾隆随后指示六部对此进行讨论。六部经过研究，批准了钟音的提议。在这里，马家港的名称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通判职位称：“泉州府分驻同安县马家巷通判”。正如前述，康熙的《大同志》，马巷被称为“马家港”，而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称呼已改变为“马家巷”。看来，从“马家港”到“马家巷”的变迁，主要发生在康熙至乾隆年间。

而从光绪《泉州府马巷厅志》附图看，“马家港”所在港口已严重淤积，淤积后的水道被称为“唐厝港”。

至于现在所称的马巷，其实只是“马家巷”的简称。

马巷设立“厅”的原因，据钟音在奏文中向乾隆皇帝陈述，主要是因为同安县作为一个边海要区，辖区范围广阔，达到了247保之多，横跨370余里，使得政务管理极为繁重，在全省的行政难度中位列第一。同安县的幅员辽阔，治理难度大，加上人口增长、财富积累、流动人口增多以及民风日益彪悍，导致出现严重的犯罪问题，如杀人越货等重案频发，民间诉讼案件数量也显著增加。

特别是在东部的翔风、民安、同禾三里的58保地区，包括“山后、内官、井头、桕头（琼头）、洪厝、马家巷”等地。这些沿海村镇多为大姓聚居，因距离县城较远，有恃无恐，常常逞强不法。同安知县由于力量单薄、鞭长莫及，难以有效管理这些地区。

钟音认为，如果不派遣一位职位较高的官员来分管这些地区，这片边海要地将会逐渐失控。同时，钟音还指出，同安县东南部的金门岛因孤悬海上，军民杂处，不法行为频发。乾隆31年（1766年），清廷曾将安海通判从晋江县移驻金门，这一举措使得金门军民关系和谐，民风得到了明显改善。然而，金门通判的辖区仅有10保，且由于金门已有总兵驻守，军事上相对安宁，因此，金门通判的职务相对清闲。

钟音进一步提出，同安东部的翔风、民安、同禾三里与金门隔海相望，交通便利，比同安县城更为接近。如果将这三里地区与金门合并，并将金门通判迁至马家巷，将所有“刑名钱谷事件”划归其管辖，那么之前的大姓不法现象将得到有效治理。同时，同安县分割出翔风、民安、同禾三里后，可以避免之前顾此失彼的治理弊端。

这就是马巷设立“厅”的原因。

马巷厅的设立，反映了马家港一带的航海传统曾经非常繁荣。该地区之所以难以治理、管束困难，主要是因为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当地民风强悍。从宋代到乾隆时期，经过数百年的演变，马巷已从渔村聚落发展成为人口密集的城镇，被形容为“店铺栉比，烟火万家”。

从“港”到“巷”的变迁，既有港道淤积的自然因素，也有清政府加强对滨海要地控制的行政因素。

在福建，类似的地名变迁案例不少，如莆田的“莆”指的便是水落之后的“蒲”。

失去港口的马家港，逐渐沦为一座平淡无奇的陆地小镇，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然而，我认为，无论翔安的未来如何发展，马巷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它是翔安境内唯一一个拥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大型传统历史文化街区。

正因为有了马巷，翔安不仅仅是一个新兴城区；正因为有了马巷，翔安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本等待被慢慢翻阅的古籍。

文章节选自《重读马巷：十里梦华古厅城》第一篇

作者简介：林鸿东，鹭客社创办人，福州大学当代闽台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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