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底，俄国靠"计中计"，如何逼迫中国，谈判解决外蒙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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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蒙协约》使库伦当局得到了沙皇俄国事实上的承认，沙皇俄国庇护库伦当局的承诺在条约上固定了下来。

但是库伦当局并不满足。库伦当局决心向内蒙古扩展势力，将内蒙古地区置于它的管辖之下，为了争取沙皇政府对此事的支持，取得大量武器援助和大笔贷款，同时为了争取沙皇政府更明确地支持外蒙古独立和向世界宣示独立，库伦当局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彼得堡直接与俄国政府谈判。

1、杭达多尔济使团访俄

1912年11月25日，库伦当局通知仍在库伦的廓索维慈：

为了“向皇帝陛下表示感激之情”，将派使团赴彼得堡，该使团将由“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贝子希尔宁达木定及两名官员组成。廓索维慈当天即将此事报告俄国外交大臣。

沙查诺夫于12月8日告知廓索维慈：

库伦当局的使团到达彼得堡之后，沙皇愿予以接见。

杭达多尔济、希尔宁达木定等人于1913年1月11日抵达彼得堡，在那里逗留至3月15日，为时两月有余。

在彼得堡期间，杭达多尔济等人住在俄国政府的宾馆里，处于俄国官员和兵士的严密保护下。

1月2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使团成员。俄国政府授予杭达多尔济一级安娜勋章，授予希尔宁达木定一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车林多尔济和巴布多尔济得到的是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使团在俄期间，杭达多尔济等人与俄国外交部和沙查诺夫进行了多次交涉，并与俄国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等人进行了会谈。杭达多尔济等人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

尽管杭达多尔济等人做了百般努力，但是结果仍然很不理想。

贷款问题的交涉并未遇到困难。

早在1912年8月15日讨论与库伦当局缔约问题的内阁会议上，俄国政府的要员们已经虑及借款给库伦当局的必要性。

同年9月23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致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的函中指出，为了防止北京政府“以数百万为代价使喀尔喀屈从于中国”，俄国“势必向喀尔喀提供巨额贷款”。

2、诱俄兵入内蒙古的图谋

杭达多尔济等人到达彼得堡之后，俄国政府贷给库伦当局200万卢布的合同很快就签署了。但在另外三个问题上，双方立场距离很大。

第一个问题是双方互派大使问题。

杭达多尔济等人要求：俄国承认库伦当局有权在彼得堡建立大使馆，同时在库伦设立俄国大使馆。

第二个问题是武器援助问题。

杭达多尔济等人要求俄国给予库伦当局以下数量的武器援助：10门中型大炮和5000发炮弹，6挺带20000发子弹的机关枪，20000支步枪，每枪配2000发子弹。

此外，请将伊尔库茨克的8门拟淘汰的大炮送给外蒙，作练兵之用。杭达多尔济等人请求延长支付这些武器费用的时间，武器则要在开春之时尽快提供。

他们要求俄国派遣军事教官前往库伦，向外蒙古士兵传授使用大炮和机关枪的技术，并要求俄国派遣教官去科布多和呼伦贝尔地区组织、训练骑兵部队。杭达多尔济等人说明，这些武器将主要提供给内蒙古和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人，拟把他们武装起来去对抗中国政府。

第三个问题是内蒙古问题。

杭达多尔济等人说，在俄国的帮助下，库伦当局己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库伦当局要让内蒙的蒙古人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库伦政权。

杭达多尔济等人说，中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对蒙人采取镇压措施，请求俄国政府对此加以干涉，除了向库伦当局提供大量武器外，还应通过外交渠道严厉地斥责中国政府，迫使中国政府停止此种行动。

库伦当局愿向俄国提供在内蒙古六盟拓展工商业的机会，俄国应向内蒙古派出几支军队，去保护俄国的贸易与工业。

库伦当局为了促使俄国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在1913年1月下旬接连致电杭达多尔济，说：

大量中国政府军开到了外蒙古南方的边界，中国政府逮捕内蒙古王公和高级官员，中国政府军准备春天从阿尔泰、内蒙古、东三省向外蒙古发动进攻，库伦当局打算派10支部队前往外蒙古东部、西部和南部，已经向俄国驻库伦代表提出了额外的军事援助要求，包括32门大炮、65挺机关枪、10000支步枪和更多的军事教官。

库伦当局催促杭达多尔济等向沙皇政府转达这一要求，加快谈判进程。

库伦当局和杭达多尔济等人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

内蒙古地区不在他们的管辖之下，他们对内蒙古地区没有任何权利，竟然想以给予俄国在内蒙古的工商业特权为诱饵，引诱俄国军队进入内蒙古，为他们窜犯内蒙古撑腰壮胆；北京政府并没有向内、外蒙交界地区大量增兵，并无进军外蒙古的计划，他们却谎报军情，企图耸动俄国政界要人的视听，影响俄国政府的决策。

沙皇政府不同意外蒙古正式独立、不允许库伦当局向彼得堡派遣常驻使节、不支持库伦政权控制内蒙古，同时沙皇政府也不愿为库伦政权进犯内蒙古提供大量武器弹药。

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的基本观点是，内蒙古诸王公处于俄国势力范围之内，他们不归附喀尔喀，不宣布脱离中国，不给中国征讨内蒙古造成口实，对俄国更有利。

3、拉日本入局的图谋

1912年秋，沙皇政府决定售给库伦当局6000支步枪等武器后，俄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科扎科夫将此事通知驻库伦总领事吕巴，让他与库伦当局官员磋商接收这批武器的人员、地点问题，电报中特别指出：

“请注意，这些武器应当用于蒙人保卫喀尔喀及西蒙，而不是为了武装内蒙。这些武器并不能使内蒙之蒙人在军事方面优越于中国人，只能成为内蒙百姓日后不幸之根源。”

时间过了三四个月，沙皇政府的观点无有重大变化。杭达多尔济等人后三个方面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沙皇政府最后答应提供的武器只是库伦当局所要求数量的几分之一。

杭达多尔济等人还试图与列强驻彼得堡的外交官接触，企图在库伦当局和列强尤其是日本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沙皇政府严密监视着他们的活动，他们没有活动的自由，英国、法国驻俄大使馆均拒绝接见他们，日本大使馆说，库伦政权代表只有先与英、法大使相见，日本大使才愿与他们会晤。

库伦当局认为，要想实现完全独立和将内蒙古置于自己管辖之下的目标，不仅必须得到俄国的大力支持，而且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持。

在向俄国派出杭达多尔济使团之后，库伦当局又派“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和“副总理大臣”棍楚克苏隆经海拉尔出使日本。

1913年2月9日，车林齐密特等到达海拉尔。当天晚上，通过胜福牵线，车林齐密特等见到日本浪人宫里义磨。车林齐密特请求宫里义磨向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本多熊太郎转达他们出使日本的计划，征求本多对此项计划的意见。

日本插手外蒙古事务不符合《日俄密约》。

本多命令宫里义磨立即返回转告车林齐密特：“向日本派遣密使，只能引起各方面的误解和造成麻烦”，因此，不同意外蒙古使节赴日。

车林齐密特等请求本多“再考虑考虑”，本多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也派人劝告车林齐密特返回库伦，并威胁说：中东铁路不会对其“提供任何方便”。

车林齐密特一行只好半道折回。

4、5路发动入侵内蒙战争

沙皇政府不愿意大力援助库伦政权吞并内蒙古，并不意味着它反对库伦政权对内蒙古进行大规模的武力袭扰。

当时北京政府还不愿接受俄国对外蒙古与中国中央政府关系的安排，还想恢复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蒙古的管辖，库伦政权军队向内蒙古发动进攻可以给北京政府造成压力，这对俄国政府实现它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战略企图是有利的。

尽管俄国政府只给了有限的武器援助，库伦统治集团为了实现建立“大蒙古国”的政治野心，还是发动了大规模窜犯内蒙古的战争。

1913年1月，库伦政权决定发兵五路，消灭驱逐在内蒙古地区的中国中央政府军队，将内蒙古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

外蒙古军队的进攻矛头指向从锡林郭勒盟东部到河套的广大内蒙古地区。

这五路兵马的具体进攻方向如下：

第一路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与外蒙古交界处的游格吉庙向南进攻；
第二路从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之间的达里冈爱地区向南进攻；
第三路向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及其以南地区进攻；
第四路向呼和浩特方向进攻；
第五路向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方向进攻。

每路军队中，都有俄国军官担任顾问。

库伦政权规定：军队的基本单位是人员200名的团；军队不设后勤机构，一切给养从内蒙古居民处索取。

与此同时，库伦政权要求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两盟的王公们招集蒙兵向张家口及呼和浩特两个方向集结，配合外蒙古军队的行动。

1913年几乎全年内，外蒙古军队一直在内蒙古地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军队作战。

起初，中国中央政府军在内蒙古地区的兵力比较薄弱，外蒙古入侵军队比较容易地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多伦和张家口以北、阴山北麓的广大地区。

外蒙古军队侵入内蒙古后，残杀当地汉族民众抢掠他们的财物，向蒙古族民众勒索军需供应，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张库商道，路无行人，沿途台站，悉被撤毁。”

“林西一县，被迫逃亡的各族居民就占十之七八，该县岗岗庙被焚，百余名喇嘛被迫他徙。”

1913年夏季，北京政府调集内蒙古及邻近省份的政府军进行反击作战。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中国政府军收复了内蒙古东部的经棚、林西、大王庙、陀螺庙，中部的陶林、苏尼特右旗王府、滂江、张家口以北，西部的河套、乌兰捣包、二分子、大奈太、麻忽图、百灵庙等城镇地方。

库伦政权占领内蒙古的计划遭受严重挫折，但该政权的要员们仍不甘心，他们希望沙皇俄国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他们的“完全脱离中国并将内蒙置于库伦政权管辖之下”的愿望得以实现。

1913年11月中俄《声明文件》签订后，沙皇俄国认为外蒙古军队窜犯内蒙古已经不符合它的利益，要求库伦政权停止在内蒙古的军事行动并将军队撤回，库伦政权虽不情愿但也只好发出了撤军命令。

5、如何逼中国接受俄国的“调停”？

1912年春夏间，俄国大力援助外蒙古统治集团，帮助它巩固政权，扩大势力，同时加强对它的控制。

在大力支持外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活动的同时，沙皇政府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其接受俄国的“调停”，迫使中方接受俄国拟定的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方案。

1912年3月30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指令驻华代办世清向袁世凯指出：

关于外蒙古自治问题，“俄、中、蒙三方最好尽快达成协议，并表示希望，切勿把事情搞到以武力镇压蒙人运动之地步”。世清随即于4月2日向袁世凯转达了俄国政府的意见。

4月26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俄国家杜马发表对外政策演说，声称俄国要阻止在毗邻俄国的蒙古建立军事强国，如无俄国参加，“中国与喀尔喀不得缔约”，俄国要支持和帮助外蒙古建立“自治”机构和武装力量。

俄国新任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于6月份会晤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再次表明了俄国的立场。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各族人民对于沙俄支持外蒙古“独立”无不义愤填膺。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政府没有很快答应俄国“调停”的要求。

库朋斯齐在与陆征祥会谈时语带威胁地说：

俄国不能不参加解决蒙古问题，“中国为自身利益计，亦最好尽快解决蒙古问题，该问题亦只有同我们商议才能尽快解决”。

北京政府仍不愿让俄国介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

8月2日，陆征祥提出了由中国政府授予外蒙古自治特权的折中解决办法。库朋斯齐对陆征祥提出的这种折中解决办法表示怀疑。

经过陆氏坚持请求，俄使才答应将中方这一提议报告彼得堡。

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很快发来指示：

“陆征祥所提解决蒙古问题之办法并不能使我们满意，上述办法并未向帝国政府提供对维护喀尔喀自治进行监督之法律根据”；“惟有俄中两国缔结适当协议，才能使蒙古问题彻底解决。”

北京政府仍想在不损失主权的前提下通过中央政府与库伦当局直接谈判解决外蒙古问题，它任命久住北京的外蒙古三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前往外蒙古与库伦当局谈判，北京政府派出“由一百名士兵组成的私人卫队及由一营骑兵、配有机枪的三营步兵组成的部队”护送。俄国政府闻讯，立即通过驻华公使向中国提出严重警告。

库朋斯齐恶狠狠地说：

“中国军队进入外蒙，我国必将进行干涉。”

俄国“反对向蒙古派任何性质之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决定派74名哥萨克骑兵增援乌里雅苏台俄军，并准备派部分库伦俄军西去增援，以阻止那彦图及保护他的部队前往乌里雅苏台。

俄国军队和库伦军队于8月20日占领了邻近乌里雅苏台的科布多城。沙皇政府还饬令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训练一支部队，该部队由配有机枪及炮兵排的三个哥萨克骑兵连组成。一旦需要，即可派往乌里雅苏台”，“以制止中国人讨伐喀尔喀西部诸盟之企图”，沙皇政府并且以内蒙古乌泰叛军被中国政府军击败为例，警告库伦当局：倘无视俄国“忠告”，不依靠俄国帮助，仍然要与北京政府直接谈判，“等待喀尔喀的将是什么”。

由于俄国政府的阻挠，那彦图终于未能成行。

俄国政府看到北京政府不肯就范，不愿爽爽快快地按照俄国意愿解决外蒙古问题，决定先与库伦当局签订条约，以此来压迫北京政府屈服。1912年11月3日，《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俄蒙《商务专条》在库伦签字。

在廓索维慈与库伦当局谈判之前和谈判期间，北京政府一直在通过那彦图等人对库伦当局进行争取工作。北京政府还在与俄国交涉外蒙古问题。

10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颜惠庆照会俄国驻华公使：

中国出兵科布多及阿尔泰是恢复外蒙古地区法制和秩序的必要措施，希望俄国政府“切勿加以阻挠”。北京政府的努力无果而终。在俄方的威胁利诱和分裂思想的驱使下，库伦当局还是选择了倒向俄国一边。

在出兵外蒙古问题上，库朋斯齐威胁中方：“中国出兵蒙古可能导致不快之纠葛发生。”

颜惠庆退一步提出：有必要通过某一友好国家公断来调解中俄两国对蒙古问题之不同意见。库朋斯齐声称：“该问题不是通过仲裁解决之问题，而应通过俄中两国直接协商解决。”

在《俄蒙协约》即将签字的时刻，北京政府做了最后的努力。

袁世凯、那彦图等人从北京致电哲布尊丹巴及库伦诸王公，对他们同俄国缔约提出警告，请求放弃“独立”，并允诺给予种种优惠和大笔金钱，以作为报偿。

但是，天平还是倾斜到了俄国一边。1912年11月3日，廓索维慈将与库伦当局签署的《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电呈给了彼得堡。

6、北洋政府被迫接受俄国“调停”

《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在中国各地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

“京师人心愤激”，参议院和各政党纷纷开会，猛烈抨击沙俄侵略外蒙古地区的行径和北京政府的无能，在京蒙古王公联合会通告全国，宣布库伦傀儡当局与沙俄私订的条约无效；上海、广州等地民众和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也举行抗议集会，声讨沙皇俄国的侵略罪行。

北京政府外交部在11月7日向俄国发出照会：

“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8日，库朋斯齐向中国外交总长梁如浩出示《俄蒙协约》全文，要求北京政府同意按此约的原则解决蒙古问题，梁如浩当即声明：

“中国政府认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外国同中国之一部分所订协约无效。”

9日，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会晤沙查诺夫，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

沙查诺夫软硬兼施地说：

倘中国政府加入《俄蒙协约》，俄国愿意承认中国在蒙古的宗主权，这并不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总有一天，中国人会认为在蒙古之宗主权至关重要”；如果北京政府不愿就蒙古问题与俄国达成协议，俄国将“拒绝承认蒙古对中国之从属关系”。

北京政府想利用日俄在内蒙古的争夺和矛盾来牵制俄国。13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大燮会见日本外相内田，当夜北京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访问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征询日本对《俄蒙协约》的意见，内田未置可否，避免介入此事，伊集院劝告赵秉钧：“须由贵国直接与俄国谋求诚意妥协之方法。”

北京政府未从日本那里得到助力。11月16日、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及驻俄公使分别与俄国驻华公使和俄国外交部交涉，要求俄方废弃非法的《俄蒙协约》，并做出让步，声明只要俄国放弃《俄蒙协约》，中国愿意随后同俄国举行谈判，以解决蒙古问题。

沙查诺夫在19日答复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说，“此项建议为时已晚”，俄国不能放弃刚刚由其全权代表签署之文件；俄国依然希望就蒙古问题同中国达成协议，俄中两国“可按照俄蒙协约之原则缔结协约”。

11月20日，库朋斯齐在北京向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重申了沙查诺夫先一天表明的立场。陆征祥起初提出必须以中俄协约代替《俄蒙协约》，随后又表示：

北京政府只能接受俄国的办法。他答应将俄方提出的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呈报袁世凯及内阁讨论，并要求：在他与库朋斯齐就中俄协约大纲达成协议后，在彼得堡继续进行谈判。

沙查诺夫于两天后指示库朋斯齐：

“惟有您和陆征祥确定俄中关于蒙古问题之协约大纲之后，才可能将俄中谈判转到彼得堡。”

这样，沙皇政府通过签订非法的《俄蒙协约》，终于迫使北京政府坐到了中俄谈判的谈判桌前，北京政府被迫接受俄国“调停”，中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谈判随后就开始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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