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维熙丨女人酒韵

自古至今，女人饮起酒来，无论在酒风和酒量上，都不比男人逊色。前些时日，笔者在一张“文摘”类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奇闻：广西一位年近百岁的农妇，每天喝酒将近一斤，她不仅不醉，反而身体结实如牛，无论下地种田还是赶集上店，都不亚于年轻小伙。此新闻见报后，曾一度引起了“炒作”之嫌，后来报纸为了证实其真，还把那个老妇人的喝酒照片刊于该报报眼位置，同时发表如下声明：有认知其伪者，请带酒来与老人一会。这是今天的一件酒事奇闻，笔者从开始时就认知这是真的，之所以如此，笔者算是半个酒人，也曾领略过女性喝酒之雄风。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几个作家应邀出访贵州茅台酒厂，在酒乡畅饮之际，先是文坛酒圣陆文夫，言无伦次地失去了江南秀士的风雅，紧接着是见酒绝不让杯的剧作家叶楠，变成了语无伦次的顽童，最后倒下的是当地作家，贵州当地的酒杰何士光——我虽然在美酒之乡没有显形，但在酒桌上也飘飘然地找不到北了。这时，唯有女作家谌容，却依然在欢饮中面不改色，并时不时说两句风凉话儿，向几个男作家下着战表，十足地表现了她酒中女雄之声威。这是我第一次认知了女人饮酒能量无比。第二次，是几位作家出访内蒙草原、在蒙古包内与一位当地专事劝酒的女歌手“煮酒论英雄”时，留下过“败走蒙古包”的记忆。其实那天，我并无意与她拼酒，只是被其不断吟唱劝饮之歌的热情所感动——结果我最后叩杯认输，并为此被罚唱了一曲俄罗斯的民歌《三套车》，才算了了这场酒戏。

使我确认大酒痴饮酒雅女性高于男性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记载。几千年来，尽管饮酒者中男人的比例不知要比女人高出多少倍，但女人饮酒的亮色，却常常使男人黯然无光。首先，造酒的鼻祖仪狄是女人，这是写进中国酒史的真迹，这已然是中国酒文化中的一个绝笔。据史记载，仪狄虽然是第一个品尝到酒滋酒味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嗜酒的女人，由于其父大禹因其造出了酒，而疏离了她，这个十分孝顺大禹的女儿，便自觉与酒拉开了距离，因而酒神仪狄只是酒神而非酒痴。但是历史上许多帝王的宠妃和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才女（包括一些青楼红粉），却一反造酒女神仪狄的自我约束，叛逆成为酒的载体和酒的化身，酒成了她们追逐欢乐和排解愁楚的尤物。

　　其中，首推商纣王身边的妖妃妲己，她比男人更为善饮。据《酒轶》中记载，当纣王醉卧后宫，她却不因狂饮而与之同醉，而是“千人皆醉她独醒”，在纣王烂醉如泥时，她还能抚琴弹唱，因而可谓中国女性中饮酒之奇。这位乱政于商代的妖妃，在商纣王驾崩之际，还留下了一个酒事典故：当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与周武王会战牧野（今日河南淇县之南），纣王因兵败而自焚后，不知她是否出自对纣王的情怀，抑或是她以酒增加她自尽的勇气——《古代酒事考》一书中记载她，直到此时此刻，她才有了生平中的第一次酒醉——在踉踉跄跄的醉酒中，钻进悬于梁上的三尺白绫，在痴醉中去了天国。

　　当然，古书《酒轶》中所记载下的这些陈年酒事，难免有民间传闻接与其中，但这位女妃嗜酒乱政，似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唐代历史上，出了个“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杨玉环，她贪杯之相，在京剧“贵妃醉酒”中，只是表现了她嗜酒如命的一隅，史料中记载她比唐明皇还要善饮，因炽热的酒浆，从早到晚染红她的双腮。难怪宋朝文人苏东坡，用了如下的笔墨为其造形：“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呢！据《开元遗事》记载，身为君王的唐明皇，每天清晨比她要早醒；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她经常夜饮无度。《开元遗事》上有下列一段对她的描述：“贵妃每宿酒醒后，晨傍花枝，以口吸花露润肺醒酒。”（其花为木芍药），身旁的唐明皇，总是亲自为其折枝摘花，并劝其吮食之：“此花香艳，尤能醒酒。”据《冷斋夜话》中描绘，此时的杨玉环，脸红鬓乱，请求唐明皇不追其晚醒的失礼之过，唐明星笑答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至此，杨贵妃的酒后千娇百媚之姿，已跃然于纸上。

　　杨玉环留下如是的酒歌，如果说还不足以为怪的话，其姐姐虢国夫人的酒事积习，可谓继褒姒之后，又一个千古酒事之绝。据《云仙杂记》中记载，她喝酒用的酒器，名为“洞天瓶”，即是将干燥后的鹿肠悬于半空为瓶，让人将酒灌于肠中，饮时则解开肠端之结，让酒液流于口中。由此推想，她不仅有躺在床上仰面朝天饮酒之任习，更有夜间饮酒的无拘无羁。为此，在唐代她获得了一个“洞天圣酒将军”的绰号。不仅开创了自商代之后的饮酒垂涎之最，还使堂堂七尺男儿，在其酒量之前感到汗颜。

　　读史想今，我曾探其内在成因：是不是女性的生理基因上，对酒浆有特殊的适应能力？不然的话，何以许多阳刚男儿常常败于红粉佳丽的酒杯之下？对此，笔者虽然在生理学上没能找到考证，却从后来我翻阅远古酒事的源流考证中，确认了女性嗜酒者比男性善欢，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不信，你可以找一个真正的女酒痴对一下杯，那时你便知其中的高低深浅了！

（原载2003年3月2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