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交恶是苏联最短视的行为，苏联专家承认是外交上最大的失败

中苏关系的恶化，可以说是苏联外交史上一次巨大的失误。

当时，苏联与曾经最为重要的盟友交恶，使得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愈发孤立，也阻断了与中国的互帮互助，最终影响了苏联自身的发展。

可以说，与中国断交，是苏联外交政策中最为短视的决策之一。

1989年5月，随着形势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必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他委托斯大林时代的专家，总结了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对苏联的影响。

这份材料的结论指出，与中国交恶是苏联最短视的行为，苏联专家承认是外交上最大的失败。

中苏蜜月期

随着二战尾声，国际格局迅速转向美苏两极对抗，这种全球分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是支持蒋介石政权，而这种外部力量的倾斜，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倚重苏联。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我们的优势在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

1949年初，随着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访问，中苏关系得以快速升温。

在西柏坡的深入沟通后，毛主席陆续提出“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进一步明确了与苏联同盟的立场。

同年6月，刘少奇的苏联之行及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公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后续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和城市规划方面，苏联的影响深入中国的经济结构。

到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正式到来。

在这一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

政治上，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经济上，签署了众多合作协议，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军事上，互派军事人员和提供军事设备，加强了安全合作；文化上，科技、教育和艺术的交流不断。

尽管中途出现一些摩擦和不协调，中苏关系在此期间总体上保持了友好与合作的基调，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为中国在冷战格局中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1955年初，国际局势对中国颇为关键。

1月28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赫脱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一场会谈揭示了西方对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的关注。

赫脱透露，新西兰政府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并强调英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忧虑。

莫洛托夫回应称，苏联政府一直致力于远东和其他需要和平的地区的稳定，愿意支持一切有助于此目标的措施。

在此背景下，苏联不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还与中国政府协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解决台湾问题。

这包括了1954年12月16日苏联外交部对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表示强烈谴责的声明。

紧接着，1955年1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主席递交信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行为，并附上了一份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提出了四点建议：

1. 谴责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2. 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侵略行动，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3. 建议美国政府立即从台湾及其他中国领土撤回其陆、海、空部队；

4. 呼吁在台湾地区双方禁止军事行动，以便让所有非中国武装力量从该地区撤出。

苏联还提出，英国、苏联和印度应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调节台湾及周边岛屿的局势。

此会议应邀中国和美国参与，并可能包括英国、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国。

在此过程中，尽管英国支持美国的立场，希望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会，苏联则坚决反对。

在1955年6月的联合国成立周年纪念会议上，莫洛托夫的发言以及苏联首相布尔加宁在四国首脑会议上的表态都明确反映了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了降低国际紧张局势，也采取了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措施，以此配合苏联的行动。

由冷转热，蜜月结束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中国经济重建与工业发展的援助功不可没。

尤其是在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提供的技术与资源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然而，随着1958年8月苏联和中国因“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题而产生激烈争执，再加上中国对金门岛的炮击行动，两国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逐渐拉开了中苏“冷战”的序幕，标志着双方“蜜月期”的终结。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在与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遭遇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抵制苏联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压力。

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二是苏联以“老大哥”的姿态，试图让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屈从其全球战略布局。

1958年，苏联提议在中国境内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一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遭到了毛主席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毛主席曾指出，中苏关系的实质性破裂其实始于此时，苏联试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1959年8月，中印边境发生冲突，苏联偏袒印度的立场使中苏关系的裂痕公之于众。

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转至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在此访问期间，赫鲁晓夫试图迫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诺不使用武力，以便改善苏美关系。

此要求自然被中国领导人拒绝，使得会谈在不欢而散中结束。

这些事件反映出中苏之间的关系由热转冷，两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合作因战略利益与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出现重大转折。

短视行为，外交失败

中苏关系的从蜜月期到分裂，可谓是由渐入佳境到破镜难圆，其原因多方面。

从地理来说，苏联自扩展至远东后便与中国共享漫长的边界，此等临近的存在，两国围绕领土与边境问题自然免不了摩擦。

在一个地球村中，哪个国家愿意自家门口竖立一个势力雄厚的邻居呢？

再谈外交作风，苏联向来以其横冲直撞、颇具霸道之态出现在世界舞台，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难以容忍的。

特别是赫鲁晓夫时期，他的政策和举措更是让中苏矛盾日益尖锐。

1956年，赫鲁晓夫的批判斯大林行动，开启了苏联政治的“解冻期”，试图塑造一种与美国并肩的全球主导形态。

苏联企图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纳入其全球战略，要求这些国家在外交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实质上是要求他们牺牲自身利益以适应苏联的全球策略。

但真正让中苏关系逐步降至冰点的，还是苏联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侵犯。

1958年，苏联不仅强行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用长波电台，还试图与中国共建联合舰队，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战。

这些要求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主席明确表示，苏联在1958年的这些行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

随后，两国间的争执从政治意识形态扩大到军事合作与国家主权，苏联的态度愈发强硬，1966年中共决定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正式宣布两党关系中断。

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被中国公开批判，苏联对此极为不满，甚至在边境地区大兵压境，使得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升级。

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双方在军事上的对峙愈发严重，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愈发明显，甚至不惜在边境地带部署核武器，将中苏关系推向了冰点。

当日益尖锐的中苏矛盾终于在珍宝岛的枪口对峙中爆发时，那一刻，世界两大社会主义阵营的裂痕公之于世。

这场小规模冲突虽然未曾改变任何国界，却深刻标志了中国对苏联军事霸权的坚决反抗。

此前，尽管中国与美国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中苏关系的快速恶化仍让中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

苏联，这个昔日的盟友，突然化身为一个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设施的强敌，这无疑加剧了北京的战略焦虑。

珍宝岛上的交火虽短暂，却足以让双方认清，过去的亲密无间已是云烟过眼。

在这场冲突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日益孤立。

与中国的合作彻底破裂，不仅影响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更在其国内引发了连锁反应。

苏联政府无法再以往日的盟友关系来请求中国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内部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从而催化了苏联体系的最终解体。

1989年5月，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弥补与中国关系时，已显得力不从心。

他指派阿尔希波夫这位资深专家带队审视中苏关系历史，希望重铸友谊。

然而，所撰写的材料不仅是一份分析报告，更像是一份悔恨录。

报告明确指出，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失误，苏联的孤立政策不仅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强大盟友，还将其推向了西方，让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中渔利。

这份深刻的反省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苏联的解体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如果苏联没有走向解体，一个可能的场景是，它采纳了更为温和的对外政策和务实的国内策略，力求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尤其是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或许苏联不再追求冷战时期的全面对抗，而是选择和平共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这一假设的历史脉络中，苏联可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并存，共谋发展，一步步走向一个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未来。

然而苏联解体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假若苏联仍旧存在，其形象可能是一只强力压制内部分裂势力、对外警惕盯梢的庞大国家，一直在冷战的暗流中挣扎。

然而，每一种社会制度的探索都无可避免地会犯错。苏联的历史轨迹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深刻的教训。

中国汲取这些教训，稳扎稳打，避免了苏联式的致命错误，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不仅保持了体制的连续性，还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一种制度的弹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