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的《破坏分子》：极致写作者的本末倒置

□火锅

前几天，加拿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因为第二任丈夫性侵自己与前任的女儿的事件刷屏，人们震惊于一个被无数人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过的作家竟如此自私而傲慢地漠视女儿的痛苦。

门罗擅写性侵，其黑暗、模糊、暧昧，受害者漫长的痛苦、暴烈的复仇被一再书写，如今似乎可以得到解释。

艾丽丝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西南部的小镇威汉姆，距离多伦多大约125英里，距离伦敦70英里。如果想要到达这个小镇，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由大路和小路组成的道路系统”，并且“从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轻轻松松地到达”。

艾丽丝渴望上大学，逃离家庭和故乡。她聪慧而且目标性强，拿到了西安大略大学新闻系的奖学金。

在大学她遇到了两个男性，一个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吉姆·门罗，一个便是此次新闻事件的男主角、她的第二任丈夫弗雷姆林。

她和第一任丈夫在图书馆相识：“大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在图书馆看书，因为没多少钱买吃的，我经常饿着肚子。正饿得不行的时候，我看到一块巧克力掉在了地上，然后一个男生悄悄地把它捡了起来。望着他犹豫不决是否该把它放回裤袋的样子，我走过去请求为他吃掉这块巧克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和弗雷姆林的相识则似乎更有戏剧性。

艾丽丝在他们大学的学生出版物《手稿》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阴影的维度》，那一期《手稿》一共刊登了11篇作品，第一篇是门罗的，第二篇的作者则是弗雷姆林。

弗雷姆林是二战老兵，曾经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退伍后读大学，是学生社团的风云人物。艾丽丝对他十分仰慕，之所以要把《阴影的维度》送到《手稿》，是因为她误以为弗雷姆林是《手稿》的编辑。

可惜这期《手稿》出版的时候，弗雷姆林已经毕业了，但他还是给艾丽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将她和契诃夫相提并论，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把艾丽丝和契诃夫放在一起比较。

1951年，20岁的艾丽丝没有毕业就辍学结婚，跟着丈夫来到温哥华生活。在这段婚姻中，她生了四个女儿，第二个女儿一出生就死了，最小的女儿就是此次事件中的安德莉亚。

1963年，吉姆辞职，全家人搬到维多利亚，开张了第一家“门罗书店”。这家书店虽已转手，但还是常被誉为“世界最美书店”。

这段婚姻的主要问题似乎集中在家务和写作的冲突上。1971-1972年间，经过反复的出走和分居，艾丽丝彻底离开维多利亚的家，回到了安大略的伦敦市。

在分居的这段时间，艾丽丝在写作上渐入佳境。1974年，她接受了加拿大广播电台的一次深度采访，弗雷姆林听到了这次访谈，重新联系上了她。

1976年，艾丽丝和吉姆正式离婚，又都于同年再婚，艾丽丝嫁给了弗雷姆林，视他为“一生挚爱”，但她终身保持门罗的姓氏。2013年4月，弗雷姆林去世。10月，艾丽丝获诺贝尔文学奖。

1994年，也就是安德莉亚鼓足勇气把秘密告诉母亲之后的两年，门罗出版短篇小说集《公开的秘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叫《破坏分子》，全文18876字，在门罗的小说中不算长。

小说的第一章，讲一个女人贝亚怀念因心脏搭桥手术意外去世的丈夫拉德纳。拉德纳二战时期曾经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弗雷姆林曾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她回忆他们的第一面：“拉德纳绕过房子迎面而来。在贝亚的印象里他带着一只凶恶的狗。但不是这么回事儿，拉德纳根本没有狗，他自己就是那只凶恶的大狗。”这一章的基调似乎是忧伤的“永失我爱”。

小说的第二章，开始于年轻女人莉莎告诉丈夫沃伦：有一个叫贝亚的女人从多伦多打来电话，请她去乡下看看她和丈夫居住的房子水管有没有因为暴风雪而爆裂，他们不能回去，因为她的丈夫拉德纳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莉莎这样解释这件事：因为我知道钥匙在哪里，所以她请我过去。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上大学她给了一些钱，反正她有钱。到了贝亚和拉德纳的家里之后，莉莎开始大搞破坏，把抽屉里的东西、厨房里所有的液体都倒出来，打碎瓶子，踩烂动物标本，撕破书，在墙上写“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温柔地给贝亚打电话，抱歉而怜悯地告诉她，不知哪里的野孩子钻进来，破坏了她的屋子。

小说的第三章回到莉莎的儿童时期，她住在拉德纳的农场对面，生活的关键词是缺失的母亲、不负责的父亲、穷困的家庭。她和弟弟肯尼经常和拉德纳一起消磨时光，学习如何把动物尸体做成标本，学习的东西可能不止于此——这章虽然出自莉莎的视点，却写得暧昧模糊，性侵只是影影绰绰。

有一天，贝亚作为拉德纳的女朋友出现了，她和莉莎一起下河游泳，而拉德纳在她们身后干活。在莉莎的视点里，贝亚在水中的动作虽矫揉造作，却是可爱的；而拉德纳在她的背后夸张地挥舞双臂模仿她，特地让莉莎看到他对她的羞辱和蔑视。贝亚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这一章中没有任何贝亚的主观视角，所以她如何原谅拉德纳，“或者只是不去记起”，并且把它继续升华为爱情，读者不知道。

拉德纳在莉莎的叙述中是黑暗、危险而有力量的：“在她和他的秘密生活中，可怕的事情往往也是有趣的，恶劣里往往掺杂着愚蠢，你必须用一副愚钝的面孔和声音加入其中，假装他是个卡通怪兽，你无法摆脱，甚至也不想摆脱。”

无需过度解读，可以看到门罗已经在此篇小说中完成了自己对女儿被丈夫性侵这件事的理解和评判。她无情地嘲笑自己（贝亚的懦弱和自我欺骗），并用一场虚无的破坏代替了现实生活中对性侵者的惩罚。

这篇小说如今读来最令人不适之处在于它迷恋于刻画被害者对犯罪者似拒还迎的复杂感情：“她（莉莎）渴望拉德纳树下的阴凉，好像那是一片黑色的池塘。”对应了现实中弗雷姆林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幼女是有意诱惑男人的“洛丽塔”。

极致的写作者常常将生活和文字本末倒置，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和生命体验既不真实也不重要，除非它能够成为写作素材。一切赎罪、反思和自我批判，在文字层面完成就算真正完成了。

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的很多艺术品，都是艺术家为了自洽、为了理直气壮的自私和无情而挣扎出来的。

而门罗的家族在漫长的时间里，竟然也为了所谓母亲的荣誉而无视亲人真正的痛苦，同样令人震惊。荣誉，甚至诺奖，怎么可以与一个生命的真实痛苦相比？

Joe Wright有个著名的电影叫《赎罪》，影片中妹妹因为嫉妒间接害死姐姐和姐姐的情人，却在晚年写小说，在她的书中，姐姐和情人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情人对她说：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不要押韵，不要修辞，我们就原谅你。妹妹照做，并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欣慰地说：我把幸福还给了他们。

我对所谓早慧多思少女的厌恶从这里开始。妹妹的所谓赎罪方式，可作为这同时存在于现实和小说中的性侵事件的一个附件，抑或一个自辩的旁白。

（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