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台湾缉烟血案，镇压起义的陈仪，最后却被蒋介石免职

“二·二八台湾缉烟血案”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期间，由“街头缉没香烟”引发的，在中国台湾各地爆发的一场旨在反对国民党当局苛政的大规模民变事件。

01

其实，“二·二八台湾缉烟血案”发生之前，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台湾的局势已处于相当危急的关头。

本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下，过了50年奴隶生活的台湾人民对台湾的光复是欢欣鼓舞的，但这样的高兴劲并没有维持多久。

吴世昌在《台湾的动乱》中记录：

“国民党以征服者的姿态回到收复区，这似乎是不同讳言的事实，其中下级干部尤其如此。台湾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这班征服者的第一个感觉是：我解放了你们，你们从今后不再做亡国奴了，应该感谢我。其次是：你们受了50年日本奴化教育，不免有许多错误观念，现在要重新教育你们，训练你们怎样做三民主义新中国的人民。”

台湾人民回归祖国了，但同样受到了歧视。严酷的现实击碎了台湾人民对蒋介石政府所抱有的幻想。

陈仪治台采取集权专制。在方针上，基本上沿袭日本人那一套，并大量留用日本人。许多公务机关除了主官是中国人外，基本上采用日伪统治时的原班人马。台湾人民很失望，名义上解放了，但加在台湾民众身上的政治镣铐和经济束缚并没有得到解除。他们感到，只是换了主人，民众依然是被压制的奴隶。

在大陆形成的腐败很快充斥了台湾的官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局面。官营企业一蹶不振，民营企业陷于绝境，物无巨细列入专卖，剥夺了民间企业经商自由，致使大批企业破产，商店关门，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政府的矛盾。1946年底，台湾官民工厂企业，已有90%停工，失业者达80余万人，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

02

1946年春夏，台湾民众已公开提出“轰走陈仪”的口号。

他们认为陈仪在台湾推行的三民主义是“三民取利”、“三眠主义”。竟有人在旧总督府的大门上偷偷地挂上了一幅漫画，画面上画着，后门有一条丧家之犬垂头丧气地溜去，前门有一头蠢猪大摇大摆地进来。“轰陈仪”事件闹上了国民党的二中全会。

1946年7月7日，台湾锄奸团团长丘侠致函蒋介石：

“谨呈者：窃自台湾光复后，执政者端在营私舞弊，故台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各报载者不一而足。台胞何辜而有此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之不幸耶?……万恳垂怜而忘其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拯我台胞于安全之地为幸。”

丘侠同时附了两份剪报，其一是《新闻快报》文——“台湾人为什么要轰走陈仪?”；其二是《密勒氏评论报》文——“混乱中的台湾”。该两文列数台湾当局的腐败无能。特别是后文之末一针见血：

“我们迫切的要问：中国能否保持台湾和她的人口?在国人八年抗战疲惫之余，中国能否取得台湾后自富自强起来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政治才能的人，有远见的人和健全的行政机构详密的计划，以免我国第二次失掉台湾。”

言之切切，言之凿凿。

但当时“蒋主席”无暇顾及台湾人民的死活和惩治他手下那帮肮脏无能的官吏。他的心思全用在如何消灭共产党上，正直陶醉于刚刚发动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全面进攻。他自信，在短则三月，长则半载的时间内，他就可以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

然而形势所迫，是年10月，蒋介石还是亲赴台湾与台胞“共庆”光复一周年。一来对台胞加以假惺惺的慰勉；二来为处境日益尴尬的陈仪撑腰。

03

台湾局势继续恶化。

在台湾南北都流行着“五大天地”的民谣：“轰炸惊天动地，光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唤地。”

1947年春，米荒和饥饿困袭着整个台湾岛。且不说一般老百姓生活无着，即使是政府中的一般公务员也为百物价格飞涨所累，入不敷出，叫苦连天。《新闻报》曾刊出了一篇《台湾流行的十七字诗》,也即三句半：

“小毛闹哄哄，老婆催办公，拔腿往外走，匆匆；司机起得迟，巴士人太挤，半路又抛锚，走去；登到簿无踪，股长无笑容，埋头忙抄写，脸红；派克车威风，主管也办公，抽烟看看报，从容；老李眼迷迷，盯着王美丽，科长发脾气，醋意；天天都一样，中午汽笛放，打开抽屉来，便当；庶务最风流，用钱不用愁，电钟五点半，北投；一月挨到终，今天领薪俸，扣掉借支钱，空空；老婆等薪水，无米又无煤，骂我真没用，受罪；这是什么年，倒霉公务员，死活靠调整，可怜。”

对于政府的态度，台胞们由希望变成了失望，由失望演化到绝望。大众的愤怒情绪，就像岩浆奔突欲出的火山，稍遇露隙便要喷发。又像是装满火药的巨桶，已近燃点的柴堆，只要有火星儿，就会酿成一场大爆炸。

04

1947年，台北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阳历二月底，祖国的北方依然寒意袭人，此时的台北却已春意融融了。

1947年2月底至3月中旬，与这醉人的春意极不协调的是溢满宝岛的血光。

2月27日上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在收到有人于淡水街私贩香烟、火柴的密报后，派出包括傅学通、赵子健、叶得耕在内的6名查缉员协同警察大队派出的4名警员一同前往淡水街，进行查缉工作。晚餐过后，在叶得耕的提议下，稽查员与警员来到烟贩活动频繁的万里红酒店附近，对该区域进行查缉工作。

而此时，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太平町天马茶房旁，中年妇女林江迈守着烟摊，一面声嘶力竭地吆喝、招来顾客，一面警惕地左顾右盼。她没有了丈夫，独自带一儿一女两个小孩过活，母子三人的衣食全靠这一支支单卖出的香烟。

突然，摆烟摊者纷纷隐匿躲藏，这突然发生的一幕，让林江迈根本没时间走。台北市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9个如狼似虎的“缉私”队员包围了烟摊。林江迈用借来的钱买的几十条香烟和6000元现金全部被没收。

林江迈跪在地上，请求稽查人员归还。她表示贩烟是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她还有孩子要养活。围观群众也纷纷上前，替林江迈求情。

面对林江迈的苦苦哀求以及群众的求情，稽查员无动于衷。为了要回被收缴的烟和钱，林江迈只能抱住稽查员的大腿，继续求饶。稽查员随手拿出手配枪的枪柄，敲击林江迈的头部，林江迈倒地不起。血，漫上了柏油路。

孩子们凄厉的哭喊声引来更多的围观群众，稽查员的举动惹怒了周围民众，引发了民众骚乱。人们怒打了查缉员赵子健和警员张启祥，并烧毁了稽查人员的卡车。稽查员们顿时四散奔逃，民众在其后面穷追不舍。

查缉员傅学通逃至永乐町时被激愤的群众截住，傅学通拿出配枪意图示警，却不想击中了刚走出屋子查看情况的陈文溪。一时间，民愤骤起。民众将街道上停着的专卖局卡车砸毁并焚烧。

在场的市民全部涌到警察局门口，要求政府惩办凶手。台警察局出面告知群众，肇事者傅学通及其余6名稽查员已被送往宪兵队，然而民众的怒火仍未消除。当晚9时，民众们包围宪兵队，要求宪兵队将凶手交出。宪兵团团长张慕陶出面，对闹事民众进行威胁，民众仍不肯离去。

与此同时，部分激愤的民众聚集在《台湾新生报社》，要求报社刊登此事。《台湾新生报社》代总编辑吴金炼拒绝了民众的要求，吴金炼表示《台湾新生报社》已接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表示台新闻媒体不得刊登此次事件。

闻听此事，百姓们以焚烧报社大楼作为威胁，逼迫吴金炼屈服。在社长李万居承诺将会刊登此次事件后，民众才纷纷撤离。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决定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05

缉烟血案终于酿成了全省内的大规模民变。压抑在600万台湾同胞胸中的怒火喷发了!

2月28日，《新生报》和《中外日报》刊登了陈文溪被杀一事。警察局及宪兵队并未交出凶手，也没有给出关于凶手的处置结果，大批台湾民众罢工、罢课、罢商，台北街道上的大小商店纷纷关门。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警察局及宪兵部队门口进行抗议游行，并围攻台北多处官办机构。

2月28日，延平北路一带群众高呼“打倒专卖局”、“惩办屠杀良民的经济警察”等口号到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当场死亡30余人。

事态迅速扩大，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共愤。游行示威很快演化成为反蒋武装起义。愤怒的群众火烧了专卖分局，包围了省公署、省专卖局、省贸易公司、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无线电台等机关。军警与群众发生全面冲突，到处杀声震天，枪声不绝。

起义者占领了广播电台，立即向全省通报了台北市军警屠杀人民和台北市人民被迫起义的详情，各地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几天内，武装起义的怒涛席卷全省。由林江迈事件为导火线，演成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台湾全局性大起义，这就是台湾有名的“二·二八事件”。

06

林江迈事件就是这个火种。

在“二·二八”之前，原驻台湾的青年军因军纪败坏，已被陈仪调离，而新的部队尚未接防，在台兵力只有21军驻台独立团和警察。所以起义进展比较顺利，几天内，全省除了重兵把守的基隆、高雄两要塞和少数军政单位外，均被起义人民所控制。

台中市。3月2日下午，起义者以“宪政促进会”名义在台中戏院召开起义大会。大会主席谢雪红，向群众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专政，组织包括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

会后游行，随即占领市政府、市党部、空军第三机械厂、后勤部供应站、警察局、专卖局、广播电台等重要机关。开放军公粮库，配售食米。组织时局处理委员会，指挥起义行动。同时成立台湾自治军台中指挥部，组织武装部队，由吴振武任指挥官。

起义部队用武力解决了六个宪兵队，俘官兵300多人，空军第三机械厂官兵300余人，警察100余人，集中拘留各机关公务人员，控制了全市。在台湾，台中起义较有领导有组织，并有具体的行动纲领，所以彰化、员林、大甲的武装群众和埔里一带的高山族人都纷纷前来台中集会，台中成了一个起义的中心。

事变之初，陈仪觉得尚可控制，但他没有料到星星之火很快燃成燎原之势。于是在3月2日急电报告蒋介石：

“南京，特急。蒋主席均鉴：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

蒋介石也没想到台湾的局势会恶化到这一地步。接电后，他立即命令驻上海附近的刘雨卿21军火速前往台湾，弹压“暴民”。并限3月8日前必须赶到。

在台北，组织了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陈仪也派人参加了。

3月6日，“处委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
“这次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3月7日，“处委会”通过由宣传部长王添灯所提的32条大纲，随后又补充10条，共42条。其中包括要求省自治、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撤销贸易局和专卖制度，废除苛捐杂税，接收日产由省政府自行处理等项内容，这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混入起义队伍的日本浪人和某些别有用心的台湾上层人士的煽动，42条中也有一些错误内容，如对人事任免上过分强调本省人的比例，要求无条件及时释放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等等。经电台广播后，陈仪震怒，撤回了长官公署派往“处委会”的人员。

3月8日午前，21军先头部队乘船到达基隆港，尚未靠岸，就遭到岸上群众的怒吼抗议。在基隆要塞部队的配合下，21军立即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许多人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甚至连妇女、稚童亦无幸免。国民党军登陆后，滥杀无辜，不管男女老幼，一律用铁丝捆缚抛入大海，尸满海面，凄惨绝伦。随即向四周出兵，收捕“乱民”,并向台北推进。途中见到人多的地方，就进行疯狂扫射，死伤数以千计，在基隆，有400多位站岗的中学生被拉出郊外集体杀害。在此一地，屠城三天，人民遭到空前浩劫，淡水河倾刻之间为鲜血所染红。

当起义部队攻打要塞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龟缩在要塞里，不敢出来一步。但在他接到南京方面“8日前21军可以陆续到台”的来电后，立即增发枪械，指挥部队对高雄、台南等地进行血腥的屠杀，并说：“错杀几个人，没有关系，一切由我负责。”所以不管“暴民”、顺民，都成了他屠杀邀功的对象。因“杀人有功”,事后彭孟缉被擢升为台湾警备司令。

07

国军到处，血肉横飞。国军过后，草木含悲。杀人的枪声持续了半个月。

在这次大屠杀中遇害的，除一般市民、学生和共产党员外，还有台湾的民意代表、大学教授、律师、作家、医生等。如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省参议员，“处委会”宣传部长王添灯等。

此役殉难者有多少，很难统计，有“确切”数字的，彭孟缉自供高雄击毙“暴民”2500以上，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焘说基隆死1000人，台中市长黄克立报告死1500余人，台北市长报告死5000以上，其它各县市上报死亡人数均在数百人以上。这还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据有关人士称，在本次大屠杀中，死亡群众达3万多人。

经此一役，台湾地方元气大伤，已不可能再向国民党挑战。但国民党自孙中山兴中会以来在台湾民众中所逐渐树立的“良好印象”,亦从此破坏无遗。台胞的心底，深埋了仇恨的种子，成为威胁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最大内在因素。

08

台湾的局面演化成这样大规模的起义，是蒋介石没有预料到的。

在对事件的处理上，他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派部队入岛大屠杀，借以肃清台湾的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为建立台湾基地扫清道路。

一面于3月10日在南京发表谈话，说什么:“共产党乘机煽惑，造成暴动……。严电留台军政人员，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相合作……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台湾之建设，始能无负全国同胞50年来为光复台湾而忍痛牺牲，艰苦奋斗。”17日，又发表对台胞广播，声称：“参与此次事变的有关人员，除共产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借以解除对立，收买人心。

3月10日，国民党政府就宣布派白崇禧到台湾宣慰，但白迟迟不发，直到17日才到台，而此时台湾已是尸横遍野了。白一面布置清乡，继续屠杀；一面同蒋经国宣布了善后的四项措施，如实行省政府制度，各县长提前民选，调整地方人事，尽量选调本地人担任，适当放松经济给人民以活路等。在台湾，国民党提出了“安定中求繁荣”的新方针。

“二·二八事件”后，蒋介石将责任推给了陈仪，责斥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唯虚骄粉饰是尚……可谓太自痛恨也。”将他免职。

陈仪很不服气，回到上海家中赋闲时说：“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

1947年5月15日，魏道明出任首届台湾省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