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都已经直接给孕妇发钱发粮了，为何仍遏制不了民间杀婴风潮？

清明上河图

作者兰台

南宋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三年（公元1139—1143年），南宋朝廷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民间生育的政策：

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

这里说的是从绍兴八年开始，南宋境内农村和城市贫民都可以向官府申请4000文铜钱，用于养育自己的子女。

到了绍兴十一年，南宋又出台新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凡是妻子怀孕满5个月，不论贫富，一律免除丈夫一年的“杂差役”。

绍兴十三年，南宋朝廷第三次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凡是怀孕满五个月的孕妇，只要去衙门登记了，那么生完孩子只要户等在三等一下的一律奖励一石米，南宋时期的一石米相当于今天60公斤大米。

为什么宋高宗会在岳飞等高级将领还在与金国鏖战之时，在南宋首要任务是抵御金军南下的时候，在短短五年时间连续出台三项鼓励生育的政策呢？

杭州南宋御街街景

而且这三项政策优惠力度都不小，尤其是绍兴八年规定每一个生了孩子的贫民家庭可以去官府领取4000文，要知道根据《东京梦华录》等宋代史料记载，4000文在宋徽宗时期就等于开封市民40天的收入，在南宋早期铜钱购买力更加值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行在（临时首都）杭州老百姓接近两个月收入。

如果单看南宋这三道鼓励生育的政策，可以说南宋绝对是2000年以来最鼓励生育的朝代了。

那么，为什么南宋会不顾兵荒马乱连续出台三项鼓励生育的政策呢？

原因很残酷：南宋民间“生子不举”现象已经严重到必须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地步。

所谓的“生子不举”，就是父母生完孩子后不养，直接以各种办法杀死。

南宋画

“生子不举”早在北宋就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苏东坡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就说：“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又说“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一个例字，可见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风俗了。

其实“生子不举”这个现象西汉就出现了，但是一直到宋朝，尤其是南宋，不但屡禁不止，甚至“生子不举”现象已经严重到影响到南宋小朝廷存亡的地步。

为了扭转“生子不举”的风俗，宋高宗赵构才会在前方还在打仗，南宋财政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连续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到了绍兴十五年，南宋朝廷更是出台了专门针对民间“生子不举”现象，对于“生子不举”家庭处以重罚的法令。

“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制，赏罚具著；诸生子孙而弃之者，徒二年；杀者，徒三年。收生人共犯，虽为从，杀者与同罪；弃者，徒二年半，并许人告。若地分及邻保知而不告，杀者，徒一年；弃者，减一等。”

该法令是说“生子不举”家庭，不仅父母有罪，邻居和地保也要一同治罪；而且量刑很重，杀婴的流放三年，故意遗弃的流放两年，而邻居和地保知情不报的，也要判处流放。

古代农民耕种图

然而南宋朝廷虽然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希望能以此遏制民间“生子不举”的风气，但是其结果却是虽然朝廷“屡勤诏旨，申严劝诱，织悉备至”，然“法令有不能禁”。

为什么南宋出台生孩子就发钱这样古代王朝想都不敢想的优惠政策都没能扭转民间“生子不举”，不愿意养孩子的风气呢?

原因比南宋为什么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还要残酷。

南宋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负担太重，而且从北宋开始，朝廷就故意拆散民间大家族鼓励小家庭，而小家庭面临宋朝多如牛毛一样的苛捐杂税时，根本不愿意养孩子。

宋朝苛捐杂税有多少呢？

南宋朱熹就说过“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而早在北宋末年，官员晁说之就说过北宋赋税和徭役是汉朝的几十倍。

以宋高宗朝为例，根据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考证，到了绍兴末年，南宋赋税收入已跟北宋岁入最多的宋神宗朝持平了。

杜甫石壕吏

要知道南宋可是丢了差不多七分之四的领土，而且绍兴年号使用的32年时间里，南宋前期是一直在打仗，不仅要对外抵御金国入侵，对内还要消灭杨幺农民起义军。

可想而知，南宋对老百姓的盘剥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以北宋七分之三的疆域和人口收到和北宋神宗朝差不多的赋税。

早在南宋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之前，南宋各地地方官都纷纷向宋高宗上书，表示本地民间生子不举的原因就是因为朝廷盘剥太重，老百姓活得太累导致。

比如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疏谈到福建地区“生子不举”风气时坦言“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诚由赋役繁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而在荆湖北路，“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 浸杀之”，富庶的两浙路也处处杀婴，如“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 韩元吉记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敢举。”

南宋风情画

宋朝还有一种人头税叫做“身丁钱”，只要男子一旦成年就要向官府缴纳“身丁钱”；而且由于南宋许多地区“人稠地狭”，所以“身丁钱”很快超过地租，成为南宋朝廷主要收入，南宋福州一路，“身丁钱”竟然是夏税的三倍。

南宋朝廷为了尽可能收刮和压榨民众，许多地区才满十二三岁的男孩就要缴纳“身丁钱”，美其名曰“挂丁钱”，也就是官府提前收取人头税，说这个钱可以抵偿男孩五十岁以后的“身丁钱”，可要是活不到五十岁，那就没办法了。

甚至在富裕的浙江地区已经发展到只要老百姓一生孩子，官府立刻就要收取“身丁钱”的地步，结果就是南宋民间“生子不举”成风。

南宋朝廷对民间的荼毒并不仅仅局限于下层，南宋士大夫与富裕阶层也深受其害，也造成士大夫阶层也“生子不举”。

南宋朝廷是如何将黑手伸向士大夫阶层的呢？

宋朝其实是不喜欢民间有几百人乃至上千人规模大家族存在的，朝廷认为民间这种大家族会危害赵家皇帝的江山社稷；所以，两宋在法令上，在实际操作中都是鼓励分家的，宋朝法令就鼓励“析产”。

所谓的“析产”就是家产诸子均分，如果父亲想要把财产单独留给某一个儿子，那么其他儿子只要去衙门控告，衙门一般都会支持“析产”的。

而不少士大夫和土豪家族为了避免家族财产被一直被稀释，所以也不得不采取“生子不举”的办法，减少分家产的子女人数。

南宋朝廷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盘剥，就造成民间普遍贫穷，以南宋最富裕的两浙路为例，许多大臣都谈到两浙路的农户家庭，男性终年劳作，女性从事纺织种茶等副业，如果风调雨顺，全家努力一年也只能仅仅保证“仅得以无饥”，“面有菜色”。

流民图

所以，南宋真正能让当地民众不再“生子不举”的办法是大规模减轻民众负担，比如位处于两浙路的严州，因为“生子不举”成风，人口大量减少，南宋为了增加严州人口，直接宣布将严州法定赋税减少60%，并且派出精明能干的官员去严州落实朝廷鼓励生育的优惠政策，结果果然立刻就扭转严州“生子不举”的风气：

“严之习俗，苦于丁税之苛，有贫不举子之患。至是不复有闻。”

但是南宋一朝始终面临严重的国防压力和经济压力，所以根本不可能大面积给全国减税的，所以虽然个别精明干练的官员在征得了皇帝同意情况下短时间扭转了当地“生子不举”的风气，但是朝廷优免的特殊政策时间一过，或者官员被调走，当地立刻就会又陷入贫困，“生子不举”风气就会死灰复燃。

南宋盘剥老百姓太狠才是导致“生子不举”风气全国蔓延这件事，就连宋高宗赵构也不得不承认。

“此钱（身丁钱）不惟下户难出，民间所以不举子盖亦因是。朝廷法禁非不严，终不能绝其本，乃在于此。”

你看，宋高宗赵构对民间生子不举之风是如何形成的心知肚明，也知道只要废除苛捐杂税，民间生育不用朝廷鼓励也会上升。

可是对于赵构来说，南宋面临北方强大金国威胁，如果废除苛捐杂税，那么军队是不会给皇帝卖力抵抗的。

换言之，盘剥压榨老百姓，宋高宗还是宋高宗；可要是轻徭薄役减免赋税，那么宋高宗就不是宋高宗了。

这才是南宋民间生子不举风气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