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张照片弄掉个直隶总督

1909年11月15日，清朝政府为慈禧太后举办了隆重的“奉安”大典，所谓的“奉安”，就是指皇帝、皇后的棺材下葬入陵墓。这场慈禧太后的葬礼，耗费高达120万两白银，仅特别扎制的大法船一项，便花了2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的灵柩由7920人轮流抬运。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足足五天才走到终点——普陀峪定东陵。

在文武百官及朝中显贵的注视下，慈禧太后的葬礼即将开始。然而，就在这一刻，一束耀眼的光芒和一声巨响突然打破了现场的宁静，部分人员以为发生了行刺，引发一阵骚动。反应快的御前侍卫迅速扑向了可疑位置，全场所有目光也都齐刷刷瞄准了声响的发生处，一场政治风暴也随之展开。

很快，葬礼主管官、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在一份奏折中写道：

“孝钦显皇后（慈禧）梓宫（棺椁）永远奉安，山陵见有官役人等，携带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这件震动了慈禧葬礼的案子并不复杂，被抓的两个人很快竹筒倒豆子一样全招了。他们两个是天津福生照相馆的尹绍耕和尹沧海，并没有行刺的企图，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希望拍摄葬礼场景并出售给外国人以获利。然而，这一行为在这一敏感时刻和地点发生，导致整个事情变了味。因为在审讯中，尹绍耕和尹沧海二人透露了一个事情——他们是由朝廷重臣之一的端方带进来的，这个供词非同小可，一下子将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浑水给搅了起来。

很快，就有人以“妨害风水、破坏灵道、偷照御容、故意亵渎”为理由，要求严惩端方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军机处很快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对端方予以革职处分，他就这样成了清朝历史上出任时间最短的直隶总督，尹绍耕兄弟二人也被判处十年的监禁。至此，这一事件算告一段落。

其实，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毕竟整个事情来龙去脉非常简单，就是两位普通民众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赚点小钱。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众多外国记者也参与了现场的拍摄工作，例如荷兰记者亨利·博雷尔就拍摄了大量关于慈禧太后葬礼的历史性照片。此外，北京的端华照相馆和上海的同生照相馆均获得了拍摄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葬礼照片的许可。端华照相馆甚至制作并发行了名为《清西太后丧事录》的摄影集，为何偏偏是天津的福生照相馆出了事？

在这一事件中，与尹绍耕和尹沧海的情况不同，对端方的处理方式显得颇为微妙。端方并非一位普通的大臣，而是晚清时期被称为“旗下三才子”之一的托忒克·端方。他曾是朝廷重点培养的对象，其个人能力在朝中极为突出。

光绪十五年（1889），28岁的端方正式出仕获户部员外郎（候补）一职。尽管他长时间未得到晋升，但他勤勉的工作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许多高级官员的认可。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在朝廷重臣翁同龢和刚毅的保荐下，端方获光绪召见并得到皇帝青睐，很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任直隶霸昌道，随后在仕途上一飞冲天，成为维新派代表人物。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清政府为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维新派“立宪”的主张，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端方等五位大臣分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宪政。在进行国外考察期间，端方广泛接触并吸收了众多国际新思潮和先进事物。归国之后，他撰写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对欧美多国的政治体系及相关政治制度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与介绍。这书甚至获得了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赏识。可以说，端方在清末“立宪”事情上有重要影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新任伊始便以“足疾”为名让袁世凯离职。

在此期间，端方在两江总督的职位上干了三年后，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

而端方的一些政治举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其他政治派系的利益，特别是他在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中立态度，令很多人对他“闻之生厌”。慈禧太后去世后，隆裕太后更有对慈禧太后的旧部进行清洗之心，“小德张”张兰德顺势对端方发起了攻击。更重要的是，曾经提拔端方的摄政王载沣也对端方有所不满。因为端方在获得朝廷重视后，逐渐显露出对摄政王权力的觊觎，包括他在推动立宪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过程中绕过载沣频频上书，还与其政治对手袁世凯来往密切等，这些都使载沣对端方产生了警觉，认定端方已经有了不服从自己之心。

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载沣利用拍照一事作为导火索，决定借着这个机会把端方扳倒。于是在一片对端方的指责中，载沣“大义灭亲”地选择了将端方治罪。就这样，曾经前途无量的端方以这样一种不体面的方式下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