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之道》：父职的构建自有其“道”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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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职并非天生，而是由社会构建而来。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向贤教授所著《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构建》一书分四个主题探讨父职，一方面系统梳理了有关父职的历史沿革、政策变迁、中外比较等事实性资料，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父职理想类型、父职影响因素等实证性命题，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杜世超

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40年间，我国代际关系和家庭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同时，2011年以来的生育鼓励政策遇冷。这两股对中国家庭的挑战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亲职的反思。由于社会长期将儿童照料和母职绑定而忽略了父职在儿童成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学界近些年才对父职有了系统性地关注。在一系列的探索性研究中，山东大学王向贤教授所著《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构建》一书无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一方面系统梳理了有关父职的历史沿革、政策变迁、中外比较等事实性资料；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父职理想类型、父职影响因素等实证性命题，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多重的生态视角

《为父之道》一书按照国际比较、父职构建、变化与挑战以及相关议题的方式从大到小、从抽象到具体、从静态事实到动态变化的方式组织起对于父职的学术化认知。这种组织结构符合人们的知识获取方式，对比性的写作（包括父职和母职的对比、中外的对比等）也能够凸显作者的观点和父职的独特性，是科学且高明的知识组织架构。但在此书的形式化组织结构以外，笔者看到了另一条隐性的理解父职的脉络：多重的生态视角。正如作者王向贤在书中反复强调的，父职嵌入在生态结构中，父职除了是男性本人的认知和实践，更受到家庭层面、群体层面、社区层面以及社会政策层面的多重影响。在此书中，父职的这种生态嵌入性被进一步拆解。

父职与母职并存，即父职嵌入在家庭生态中。“由于性别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劳动分工维度，并且男性在异性伴侣和婚姻关系中长期占据主流和霸权地位，从而使得父职与母职往往是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关系，所以研究父职需要和母职相形对照。”父职本身就是一种父亲和子代的互动关系，它通过对照母亲与子代的互动关系而形成；所谓“缺席父职”和“关爱父职”的理想型也是相对于母职参与而言的。《为父之道》一书从以下三个维度上凸显父职的家庭嵌入性。第一，父职的功能被界定为负责向家庭提供资源，父职不仅仅是个人认为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为家庭提供了什么（传统父职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新父职为家庭提供更为多元的资源）。第二，父职与母职的变迁同步进行，所以此书不仅关注劳动法和社会政策对父亲责任的形塑，也关注妇女劳动保护法规、生育政策等女性相关政策法规以间接对照出父职的变迁；第三，人们在讨论父职理想型和影响因素的时候，始终将母职作为参照组。除了母职以外，中国社会紧密地扩大家庭网络也使得父职与隔代照料产生联系；或者说，父职的概念从育幼延续到为成年子女提供帮助，并进一步扩展到祖父照料。所以说，父职不仅具有反映个体文化实践的主体性，更有一种“主体间性”，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

制度与文化中的父职

父职嵌入在社会政策中。此书很鲜明的一个观点是：当代中国父亲责权的模糊和父职缺席的现象都是制度性的，重母职而轻父职的制度源头可以追溯到当代劳动法的蓝本——1931年制定、1933年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和1933年颁布的《修正工厂法》亦参与搭建了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基本形式。在制度惯性的作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于父职依然晦暗不明：女工被假定必然要成为母亲，但男工成为父亲的事实或可能性被忽略或否认。除了纲领性的《劳动法》，一些育幼和养老相关的政策也影响着父职构建。作者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美国家相关社会政策，系统梳理了社会民主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下福利体制如何构建出不同的父职内涵，从而提出理解我国父职构建的制度路径。家庭相关政策的差异本质上是对亲密关系和家庭形式理解的差异，这就导致了父职在不同福利体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另外，看似与家庭不相关的其他政策也有溢出效应。例如，1949年以来的城市工业化、农村土地集体化等经济政策大大降低了传统大家庭的经济功能，父家长依赖的物质基础被显著削弱，父职的权威成分也相应被削减。所以说，中国的父职高度嵌入在制度性政策和法规之中，这一层面的嵌入性也被称为是“父职的社会政治学”。

父职也嵌入在更为宏大和深远的文化之中。一方面，我国深厚的儒家伦理强调了父对子，尤其是父对未成年子女的绝对责任。尽管由于汉代之后极力强调父亲对子女绝对权威的孝道教条逐渐削弱了“慈仁父道”的儒家父职，当代社会公认的父亲角色和父职育儿活动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和实践中找到依据和示例。另一方面，父职也和性别气质规范息息相关：父职通过文化诠释、社会规范等过程来实现。此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看似与父职关系不大，实则联系紧密。作者还进一步比较了中外男性气质的差异来进一步阐明中国父职的独特性。父职作为微观的个体实践受到宏观社会规范的影响，于是具有“文化嵌入性”。

尽管没有在书中明言（书以另一种结构方式组织父职知识），但父职的“主体间性”“社会政治性”以及“文化嵌入性”在字里行间一览无余，它们共同呈现出父职构建过程中的多重生态，即家庭、政策与文化。这种生态的视角可以将父职置于时间和空间的动态中，展现更为全面和立体的父职构建源流和影响要素。中国的历史民情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得中国的父职也有其独特性，从家庭网络、政策和文化的多重生态视角解读父职更能凸显这种独特性。最后，“幼有所育”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民生任务重点，强调国家、市场、社区、家庭四位一体。这种多重生态的视角也符合四位一体的着眼点，为“幼有所育”建设提供线索。所谓为父之道，便是父职自有其“道”可行；此书给出了另一种更具超越性的解读：父职的构建自有其“道”可依。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