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的壮伟河山里,有一种随处可见又别具一格的特殊风景,这就是摩崖石刻,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
它们镌刻在山岩之上,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浪漫与智慧。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上,摩崖石刻逐渐遍布全国。
泰山题刻,山东泰安市
摩崖石刻中有长篇大论的礼仪祷辞,也有文人雅士的奇思妙想,还有籍籍无名者的兴发感动……书法之美及其所处景观之美,持续吸引我们走进山水间。
这些文字背后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它的内涵、尺度、布局、赞助人、书写者,还有它与政治、文学或宗教等文化语境的关联如何?懂得这些你才能真正生发出畅游壮伟河山的惊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教授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在他的代表作《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为我们加以揭秘。
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教授,以其对中国艺术和书法的研究而闻名。
1
欣赏“就其山而凿之”的美
在中国,直到1世纪前后才普遍将石头用作书写媒材,这晚于埃及、近东、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
然而,很可能到12世纪时,中国已经积累了数量超过全世界其余任何地区的各式各样的石刻书作。
天然石面上的题刻可以追溯至汉代,但是直到11世纪欧阳修首次使用“摩崖”这一称谓。“摩崖”一词仅指向一种特殊媒介——留存原地的未经开采的山岩,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书作回归自然。
相较之下,其他书写载体都依赖于系统的制作或严苛的准备:青铜需要铸造,丝帛需要纺织,竹简或木牍需要切削,单体石碑所用石材需要开采和加工。
摩崖的制作至少包含两个步骤:用笔书写文字,然后刻之于石。最简单的方式是书者直接用朱砂在石头上写字,刻工随后将笔画转刻为刀口。在这个过程中,书者必须亲临现场,并带上书写工具。
《题壁图》,1609年,木刻版画,采自《三才图会》
摩崖书写不同于在案前书写,书者要直立,身体与书写平面平行。现代学者郭荣章将其描述为山水与书者身体的对话,这需要更多身体活动,因为书者需移动以在户外的大型石面上题写,甚至登上梯子或脚手架。
许多摩崖文字,在书法上展现出独特之处。这有时是由于粗糙的石面使规整的文字组合难以实现,此外书写者也会刻意追求奇特的风格。
极致的例子如6世纪前期的著名石刻《瘗鹤铭》,尽管该石刻在11世纪前已损毁,今天看到的是早期拓本和打捞自长江底的碎片。其字态时开时合,似乎依循石面的起伏。
《瘗鹤铭》原石刻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北宋黄庭坚誉之为“大字之祖”。
书法评论家认为这种摩崖石刻的自由、不羁之态可称“雄浑”“天然”和“古朴”,刻在原生石面上的文字被比作天然形成的结构。
2
文人旅游从不写“到此一游”!
随处可见的题名石刻和对风景名胜的概述,其实是宋代之后才流行开来的。
而这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划时代变化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批被称为“士大夫”的新兴文化精英阶层。
文人通过在游访之地留下名字,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参与,彰显他们的阶层身份或意图建立的关系,许多石刻位于佛教寺院附近,还体现了书者的独立性。
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号称“名胜”的地方是没有元代、明代或清代题名的。它们的格式和内容几乎与宋代题名完全一致,而且,这些题名会让一个地方声名鹊起。
明清时期,商业和旅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具有想象力的游访者喜欢在巨石奇岩上书写如“石枕”“仙踪”“龟岩”和“象鼻山”等名称。
“石枕”,江苏苏州市虎丘
这种风气一直存续至清朝灭亡之后。1916年,康有为在泰山顶峰写下:
丙辰八月,偕郑浩、王觉、任邝、南嵩游泰山登绝顶,康有为。
文人石刻就像在风景中植入了权力,通过石刻文字的媒介将游访者进行想象的行为凝固下来,泰山上的一类“题景”石刻就在诱导了游人对风景的反应,促使人们“听泉”或“从此看山”。
我们仍能从张岱的游记中看到,他对“有辱斯文”的石刻的那种厌恶:
山中两可恨者,乞丐其一;而又有进香姓氏,各立小碑,或刻之崖石,如“万代瞻仰”“万古流芳”等字,处处可厌。乞丐者,求利于泰山者也;进香者,求名于泰山者也。泰山清净土,无处不受此二项人作践。则知天下名利人之作践世界也,与此正等。
“冒犯”张岱的这些山间摩崖石刻,是中国大地上不断生长的书作网络的一环。对这些无所不在的山野刻铭的批评,就像不时出现的对加诸绘画之上的诗、题款和钤印的抱怨。
不过,毫不夸张地说,若是缺少了覆于其上的层层累积的石刻文本,无数中国文化景观则会成为一片空白。
3
石刻背后的“弹幕”文化知多少?
石刻不仅记录了古人的足迹与见闻,还通过文字传达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这些石刻成为他们与后世沟通的桥梁,既展示了他们的文化修养,也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历史和文化的独特视角,甚至于一些石刻之间也不乏互动。
历史上,王钦若曾说服宋真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在山上留下铭文。尽管真宗最初拒绝,但最终还是在御书院协助下完成了一篇铭文,刻在王钦若选定的崖壁上。
后来的人们将宋真宗视为意志薄弱的懦夫,认为他被狡猾的谋臣操纵,屈服于契丹人的恐吓。受此影响,宋真宗的石刻被认为只是展示他的自大和软弱,而非珍贵的皇家仪式遗迹。
明嘉靖时期,当地官员在宋真宗的铭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如“德星岩”,进一步破坏了石刻。这一行为开启了抹除宋真宗纪念碑的过程,随着明清游人的加刻,真宗的字逐渐消失。
被破坏的宋真宗石刻,1008年,山东泰安市泰山
随着明清两代游人加刻如“天高与山齐”“登峰造极”等铭文,真宗的字不断消失。刻在宋代铭文上的“礼义廉耻”四字,讽刺地暗示宋真宗的封禅祭祀与这些美德毫不相关,认为那是一次受误导的与外敌的耻辱盟约。
山顶上的所有书作被迫共享永恒之外的更多东西:于是泰山正变得越来越拥挤。明代书者不仅污损了真宗的石刻,还刻制了在康熙帝首登大观峰时可见的最大的文字。
康熙帝所书“云峰”,1684年,高1米,山东泰安市泰山;康熙帝所书二字下方为乾隆帝1748年所写两首诗作。
这些题铭包括:“壁立万仞”,单字高75厘米,写于 1560年;“天地同攸”,单字高45厘米,写于1536年;“弥高”,单字高60厘米,写于1582年。
这类醒目的石刻改变了大观峰视觉和文本的历史:不同于唐宋皇帝的长篇礼仪铭文,明代文人和当地官员加刻的短语都是描述性的感叹,赞扬着泰山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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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
【美】韩文彬 著
王磊 霍司佳 译
欣赏汉唐铭刻,畅游壮伟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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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
《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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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汉唐铭刻,畅游壮伟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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