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做这些工作的

我们都期待人生是旷野，任我们自由探索。

但如果面前只有令人碰壁的围墙、狭隘昏暗的小路，我们该如何在有限的生活中，把日子有声有色地过下去？

小说集《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中的人物，就面临着这样的处境：在鸡肉加工厂里给鸡拔毛，在美甲沙龙里给人修脚，在流水线上给瓶子贴标签，在田地里徒手捉虫子……他们离开熟悉的故土，来到陌生的地方，是因为怀揣着开始新生活的希望。没有人是冲着这些不起眼的工作来的。

奇怪的是，没有人哭，没有人抱怨。他们聊起糟糕的老板、微薄的薪水、白眼与嘲笑，全都哈哈大笑。“故事越悲惨，笑声越响亮。”

加拿大老挝裔作家苏万康·塔玛冯萨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往往不被看见的、发生在城市角落的故事。在小说集《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中，卑微打工人也有支棱起来的时刻，小学生也敢向权威的规则提出质疑，一间小小打印店也可以成为坚固的港湾……他们看似是社会中的弱者，却有勇气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尊严而据理力争。

在这个下沉的时代，我们太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了。

再低微的工作中

也有不可摧毁的尊严

她蹲下来，把罐子放在她脚踝旁边的地上。她往前移动的时候，也会移动罐子，让它始终跟着她，在她触手可及的范围内。我们被要求戴手套，但我母亲不戴。她说这样抓得更牢。每捉一次，我都看着她把手伸进罐子，在生米里揉搓指尖。她靠这个办法保持手指干燥。她告诉我她的手总是冷，但她不得不让手和虫子保持同样的温度，不然它们会感觉到手的热量，没等她靠近就溜走了。

这是小说《捉虫》中的描写。母亲带着女儿去打零工，内容是在农场捉虫。女儿感到委屈、恶心，觉得她们不该做这种工作。

但哪怕是这样卑贱的工作，母亲也会用心琢磨，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节奏，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如同舞蹈，为她获得最多的收成，“如果说存在这种天分，那她当真是个天才”。

母亲以为能靠自己的努力，让女儿上更好的学校、穿上那身她自己曾经没有机会穿上的校服。然而，一个男孩打破了她的美梦，衣食无忧的他只是来农场“体验”，就轻而易举地夺走了本应属于她的位置。

母亲用自己的双手摸索出来的智慧，失效了。

女儿眼看着母亲心碎：“她现在的低收成无法告诉你这份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如何改变的。然而那些数字却可以用来说明一个捉虫工技术拙劣或者懒惰。我知道我母亲哪一种都不是。”

小说结尾，女儿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了男孩。不仅因为他夺走了母亲的工作，更因为他摧毁了母亲的尊严。

我们许多人都像捉虫的母亲一样，被不公正的环境所困，无法在工作中得到应有的回报。作者塔玛冯萨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底层小人物在工作中的处境，让那些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细节在《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中一一浮现。

但这并不是一本令人愤怒与绝望的书。塔玛冯萨既看到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刻，也看到了人并非只能对外部环境被动地做出反应。即便在糟糕的处境中，他们也拥有真切的幸福与热爱，也会迸发出令人肃然起敬的生命力。

“无论你是在造钉子还是在捉虫子，你都会把一些自豪感和爱带入其中，这种正直是一种英雄气概……”在一次采访中，塔玛冯萨这样说道。“每个有工作的人都会有一种自豪感，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份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地方。”

就像母亲没有挑选工作的权利，但她依然努力从具体的劳动过程中，构筑起自己存在的价值。“工作就是工作，就算是那样的工作，你也能保持你的尊严。” 无论别人如何看她，她首先没有轻看了自己。

爱与被爱的能力

与贫贱富贵无关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中的人物，大多深陷生活的泥淖之中：贫穷、歧视、孤立、在异国他乡难以融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竭尽所能去爱与被爱。

爱是《兰迪·特拉维斯》中的父亲嘴上对妻子的追星狂热不屑一顾，实际上却掏出搬运家具挣来的辛苦钱，带她去看偶像的演唱会；爱也是母亲花费数日准备丈夫爱吃的木瓜沙拉和糯米饭，用这些他在异乡心心念念的家乡菜，回应他对她的心意。

爱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中，窘迫的父亲为了实现女儿想要一个粉色房间的愿望，买来红色和白色的颜料搅匀为她粉刷墙壁；爱也是女儿知晓父亲已尽力而为，面对涂料也掩盖不住的墙壁霉斑，依然露出满足的笑容。

他们互相守护，并不张扬，爱意在他们之间静静流淌，在这残酷的世界中，构筑出最小单位的堡垒，为彼此遮风挡雨。

与他人的相互托举是爱，对自己的关怀也是爱。

爱是《弹弓》中，年过古稀的老奶奶被年轻的邻居点燃沉寂已久的内心，她既能在他退缩的时候主动向前一步，大胆表达自己的欲望，也能在分手多年后的重逢时刻，不顾他的呼唤，转身洒脱离开。

爱还是《巴黎》中的鸡肉加工厂女工即便孤身一人，也能感受到爱无处不在——

红唯一知道的爱，是一个人在一天中安静的时刻所感受到的那种，对自己朴素、单纯、寂寞的爱。它在那儿，在电视的欢声笑语中，持久而坚固，在周末杂货店的货架间，与她同在。它存在于每一个夜晚，存在于黑暗中，在寂静中浩浩荡荡弥漫。

“这些故事讲的不是讨厌自己的人。”塔玛冯萨在采访中说。“他们在保护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本书的同名篇目How to pronounce knife（直译：“刀”如何发音），也是开篇第一则小说，正是一个关于相互捍卫的故事。它来源于塔玛冯萨的真实经历：

我的父母经常发音不准，还充满自信。我告诉父母，学校里的小孩们念knife（刀）时字母k不发音，我们会大笑，嘲笑他们傻。明明有一个字母在那里，他们却视而不见！还自称是受了教育的人！

所有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探讨了这一点——在这些“错误”中，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为什么“错误”的事物会在某种程度上比所谓“正确”的事物更正义，或潜在更大的力量？

刀象征着语言的隔阂，横亘在小说主人公和他们想要融入的社会之间。

但刀也是弱者的武器，反手刺向这个世界，当大多数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某一种价值标准时，敢于大声地质疑它、嘲笑它，甚至重新定义它。

在下沉的世界中

生长出飞扬的力量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挝“秘密战争”之后，塔玛冯萨的父母与同胞们尝到了失去一切、从头再来的滋味。他们坐着竹筏逃离充满纷争的家乡，渡过湄公河，九死一生。流亡途中，父母在泰国廊开的老挝难民营生下了她。一年后，他们通过难民安置项目来到加拿大，艰难地重建生活。

塔玛冯萨的父母没受过多少教育，英语不通，只能找到指甲油厂和口香糖厂的流水线工作，工作时间都很久，因此塔玛冯萨总在放学后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一个被家长接走，剩她和弟弟等到最后。

她被父母再三叮嘱，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来自哪里，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他们只租得起半地下室，日后回忆起来，窗外的景色总是车头灯、排气管、积雪与一双双脚。

塔玛冯萨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她与弟弟的故事

正是这些底层生活的经验，促使她日后去书写那些捉虫子、拔鸡毛的人，那些在城市角落里努力活着却不被看到的人。

难民经历也成就了塔玛冯萨独特的行文风格，夸张点说——这是一部用英语四级词汇写就的严肃文学。

小说所使用的词汇和句式简单得惊人，用孩童般质朴的语言，营造出广阔的想象空间。十四篇小说中，最短的甚至不到两千字，却凝聚着强大的情感张力。塔玛冯萨在短篇小说上的造诣，被与艾丽丝·门罗相提并论。有评论家感慨道：“语言很克制，却是情感的定时炸弹。”

苏万康·塔玛冯萨

关于苦难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或许是最幽默轻盈的那一种。

书中处处充满让人扑哧一笑的巧妙比喻：落魄退役的拳击手到美甲沙龙当技师，被要求穿上紧身T恤吸引顾客，“肌肉从袖子和领口里鼓胀出来，布料像过度填充的肠衣绷在他身上”；年迈的曾祖母给小孙女看她的乳房，干瘪下垂的乳房就像茄子，“不是你从市场上买来的新鲜茄子，是在冰箱里放了些日子的那种”。

还有那些因为语言的错位而闹出的笑话：初到新国家的母亲不懂英语，以为“阿门”是每句话后面的结束语，于是买苹果也要说“三个苹果，阿门”，以至于邻居误以为她信基督。

塔玛冯萨深知笑的力量：“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有这些故事的基石都是笑。对我来说，笑并不轻佻。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当事情令人难以忍受时，笑。不舒服的时候，笑。没有其他感觉的时候，笑。在快乐的时候也要笑。”

“你必须笑，因为这是你夺回力量的方式。”

笑，不管在哪种语言里都是笑。它所蕴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足以穿透时空与文化的隔阂，抵达身处下沉时代的你我。令我们愿意相信，纵使生命原本是墙上的霉斑，也能生长成一片倔强而强韧的黑色蒲公英。有风的时候，就会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