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曲哀歌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借着一双少女的眼睛，为我们描述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虽然在国民党中央任职，但对东北流亡子弟的牵挂以及教育救国的情怀，促使他在北平创办了东北中山中学。

1936年11月，北平危急，中山中学不得不迁到南京。1937年10月，在南京即将被包围之前，中山中学撤离南京，经芜湖撤退到汉口，于次年1月5日到达湖南湘乡。后来又经广西、贵州抵达重庆，得以生存下来。

晚年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

每逢有人提到中山中学，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路上，我父亲看我们都算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安排粮食与宿地的情形。一站又一站，他总是与我生病的母亲与幼妹擦身而过。那时我已经“升级”坐在行李车上，随时注意不要被颠簸摔下车去，哥哥在步行的队伍中。我们有时会远远看到父亲在赶往下一站的军车上，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时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去。

虽然齐世英创办了中山中学并为之奔波忙碌，然而，当他的女儿齐邦媛想要入学时，却遭到拒绝。理由是齐邦媛身体太弱，动不动就发烧生病。中山中学流亡湘乡的时候，齐世英只好把女儿送到长沙的周南女中读初一。到达重庆的时候，齐世英又把齐邦媛送到南开中学。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齐世英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风骨。1960年，齐世英因反对给民众加重负担的电力加价，被开除国民党籍，幸而他的立法委员一职却得以保留，使其生活还有基本保障。

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炸毁的学校。南开校长张伯苓有远见，在此之前就在重庆沙坪坝建立了分校。蒋介石对南开办学非常支持，南开炸毁后，蒋介石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

大半个中国都沦陷敌手，对于陪都重庆，日军作为重点攻击目标，企图把中国彻底征服。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齐邦媛和南开学子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张伯苓校长挺胸阔步在校园里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南开的校歌里有“巍巍我南开精神”之句。张伯苓对学生们讲话说：“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苦的八年，教育了数万青年。

张伯苓校长每天在校园里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张伯苓是基 督徒，他的身上既有刚毅勇敢，也散发着爱的光辉。

南开中学毕业后，齐邦媛考上了寄居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大一英文统考，齐邦媛考了第一名。教务长兼外文系教授朱光潜先生找到齐邦媛，建议她改读外文系。他对齐邦媛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朱光潜是一代美学大师，对外国文学有独到的见解。他教英语诗歌并不按教材的编年史顺序，而是先把有文学品位的好诗选出来，教学生们什么是好诗。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则以知性为主，通过莎士比亚、雪莱等人的诗歌，与学生们探讨短暂与永恒的意义。

在讲授华兹华斯的长诗《玛格丽特的悲苦》时，朱光潜先生联系到中国时局，讲到动情处，先是语带哽咽，后来眼泪流下双颊，只能把书本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的愕然。其性情可见一斑。

齐邦媛大学第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辞掉学校行政工作，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有一次，他邀请齐邦媛和几个同学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

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迁回原校址武汉珞珈山。刚从意大利回国的田德望博士来校任教，为三四年级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但丁《神曲》研究”。

一开始，七八个同学嚷着要选，结果只有三个人去登记。到了上课时，只剩下齐邦媛一个人。

即使一个学生，选修课也照常开课了。两周后，田先生说：”不如你每周到我家上课，没这么冷，我家人口简单，只有内人和一个小孩。“

不管是在教室还是在家里，田德望先生对这一个学生教得都非常认真。上课时，田老师不断出示他由意大利带回来的各种版本与图片，这是一般老师做不到的，“他是位相当拘谨的人，在上课时间内从不讲书外的话，力求课堂内容充实。”这门一个人的选修课让齐邦媛受益终身。

武汉大学毕业后，1947年，齐邦媛偶然获得一个机会，去台湾大学外语系担任助教。她本来是抱着对台湾岛的好奇，想体验一下这里的生活。哪里想到，自己会在这里结婚生子，会成为她余生的寄托，而随着国民党战事的失利，她的父母、兄妹不久也来到台湾，大陆的河山回不去了，留在大陆的师长同学也只能在梦中相见。

她不知道的是，在自己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迹的几位先生，全然失去了曾有的风采。

1948年，张伯苓离开他为之呕心沥血的南开，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前，蒋介石曾两自拜访张伯苓，劝他一起前往对岸，遭到拒绝。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南开。他没有想到的是，师生们不但不欢迎张伯苓，反而要求以“战犯”的身份审判他。

当年10月17日的校庆，南开中学部拒绝让张伯苓参加，大学部也只愿意让他坐在后排不起眼的地方，听一听学校组织的演讲。参加校庆被拒绝后，75岁的张伯苓就开始郁郁寡欢，时常一个人独坐叹息，以手击头。短短几个月后，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与世长辞。

抗战胜利后，朱光潜先生赴北京大学筹建文学院。北平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来接北平的教授们，将他们送往台湾。朱光潜拒绝接受机票，留了下来。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光潜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为了过关，他不得不搜罗自己的各种“反动观点”，给自己戴帽子，丑化自己。他骂自己“站在反动文学方面”，“作为没落剥削阶级的一个代表”，“为着要保卫我多年积蓄的那一套腐朽家当”，“以螳臂挡车的气概，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气概，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潮流”。

在大会上检讨数次后，朱光潜才勉强过关，但仍受到“群众监督”的处理。他在重庆时展现在学生们面前的风采，早已烟消云散。

作为国内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田德旺也遭受到很大冲击。他先是被派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文革爆发后，被指派去外文局参加《毛选》的德语翻译。后来回到学校，又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受到“冷处理”的待遇。1970年初，上级按“中央文革”的要求，让田德望去考数学，结果他考了0分，人格尊严遭到极大的丑化。

这两天读《巨流河》时，看到这样一个新闻，3月30日，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黄某某被曝与研究生学生存在不正当关系。当事人王某某称，自己在黄某某的诱骗下多次与其发生关系。

说实话，人们已经不把这类事当作新闻了。因为这些年来，教授诱奸女学生的新闻屡屡可见，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学术圣地早已成了欲望和名利的粪坑。

懦弱、自私、狭隘、精致利己主义，这不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吗？没有高贵信念和自 由精神，哪里还有什么气节风骨和责任担当？

读齐邦媛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再看看今天的知识分子，心里自有一番感慨，真的有恍如做梦的感觉。

相对于那个时代，今天的知识分子还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吗？今天的知识分子究竟丢失了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巨流河》岂不是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曲哀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