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审 违法记录消除还应更进一步

赵宏 /文 6月28日，《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全文公布。二审稿相较一审稿在立法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尤其是对一审稿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例如“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的条文，以及授权公安机关采集违法行为人和被侵害者生物信息的条文，甚至是“侮辱谩骂警察”的条文，二审稿几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一审稿中所体现出的部门立法倾向，二审稿同样进行了一定纠偏。

但从整体来看，二审稿还有可以改善修改的空间，例如处罚圈的明显扩大、处罚幅度的明显提高、程序约束机制的明显松弛，二审稿并未完全予以纠正。而实践中呼声很高的有关治安违法记录的消除问题，二审稿同样没有涉及。

治安违法记录就是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客观记录。我国的犯罪附随效果至今都相当严苛，只要是受刑人员，无论其所犯之罪是重罪还是轻罪，不仅会有行业进入、资格受限、利益减损的惩罚，其犯罪附随效果甚至会殃及其亲属家人。

与犯罪记录一样，虽然目前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证券投资经纪法》等为数不多的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对违法前科者的资格限制和行业禁入，但违法记录的影响却远超人们想象。实践中，除了会确定性地影响当事人的入学、就业、入党、参军、晋升外，有无违法记录甚至还会被作为能否担任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能否悬挂退役军人光荣牌、能否参选村干部、能否进入专家库的前提。与其影响程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违法记录的记载、在错登时当事人是否可要求更正，甚至是为了摆脱持久的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有违法记录者可否要求行政机关彻底删除这些违法记录，在法律上都几无规范可循。

从法律明确规定来看，治安违法记录的存在主要是作为行政处罚的量罚基准和刑事制裁的酌定情节。对于前者，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从重处罚”，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在考虑处罚基准时，必须考虑当事人此前六个月是否已有违法行为；对于后者，例如《刑法》第153条规定，“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意味着此前是否受过治安管理处罚会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

除了上述明确的规定外，违法记录更重要的功能是对有前科者的特别预防，即这些人因此前有过违法行为，所以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因此要对其予以特别标注和特别盯防。这种特别预防的目的首先是公共安全和社会防卫，其次也是通过在常规处罚之外，再对其施加资格限定和行为禁止的惩罚，使违法行为人记住教训，进而达到“小过不生，大罪不至”的治理效果。但这种为个人终身贴上违法标签，也意味着将其永久地推向了社会对立面，同样会对其社会复归造成严重障碍。

因为注意到这个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一审稿首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违法记录封存问题，“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所谓封存，是通过控制和限缩违法记录的查询机制，通过禁止查询、披露和使用，来间接达到违法前科消灭的效果。

但一审稿的这条规定又存在明显局限：首先，规定仍旧允许“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但“有关单位”范围不明，很容易在实践中被不当扩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违法记录的封存仅限于未成年人，对于成年人而言，其仍旧可能要终身背负违法标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每年查处的治安类违法案件大概是800万起，这也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违法记录之苦。所以，从法律上的权利保护角度，我们呼吁《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接下来的修改中能对人数如此庞大的人群的呼声有所回应。如果彻底清除目前还较为困难，那至少可以在法律中规定限制查询，即学校、用人单位等部门只有在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时，才可对当事人的违法记录予以查询，而不是随便就让当事人出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这种方式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对于那些曾犯罪的人，国家不仅会削鼻断臂，甚至还会在脸上刻字以示羞辱。这种野蛮的做法早已被现代法治所废弃。可让当事人终身背负违法记录，并持续地对其进行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隐蔽的“墨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法律应该给人更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应一旦有错就将其终身禁锢在数字监狱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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