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老知青难忘的记忆：我在大勐龙的那段知青岁月

西双版纳的岁月犹如傣族陶罐上的菩提叶纹深深地铭刻任我的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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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六月我到了大勐龙，八月就参加帕冷乡边防工作队。该地区是傣族占平坝，爱伲居山脚，布朗和布夏住山腰，拉祜蹲山顶的多民族混居区。

当时认为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根据林彪“我们的边防是建设政治边防”的指示，进去的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这是一个既光荣人赋使命感的任务。跨步之际，我从知青变成了工作队员。刚到连队就要和大伙分别，揣着憧憬和忐忑只能唯命是从。

正值雨季，和着泥泞穿过村村寨寨，涉过山川急流，路越走越小，地越走越高，行人越走越少，半晌行进在蒿草丛中，唯有高低错落的群山反反复复陪伴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傍晚我被一座大山屏风般挡住去路，在一个叫邦漂的爱伲山寨人夜，大队部到了。

初涉少数民族演地格外新奇，我打量四周，怎么到处都是血? 叫人手足无措。后来才明这是爱伲人嚼槟榔时随地吐的汁。

事后我摇电话到连队，大伙好奇地听我说槟榔“血”，吃的菜是辣椒蘸盐巴，南瓜藤煮汤。工作队员们表情不解地听我说着上海话，有的脸色严肃地批评我:刚来就不安心，上海人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气氛感染了一个少数民族队员，还以为我端视他们。激动地说:你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娃娃，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许是语言妨碍，他可能想说的是你们这些有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娃娃。

穿着学生装的找坐在竹楼里只能低着头不吱声，紧张得想从竹芭缝里钻出去，山里的路段还不认识，当地的极左思潮就像他们围的坝让我寸步难行。这时我从工作队员变为受再教育对象。这样的双重身份被人曲解和委屈在所难免。

那是一个极端漠视个人意愿的年代，激进掩盖了愚昧，加之地域和历史的局限性，当地人看知青来时大箱子小箱子，大旅行包小旅行包，还有网线袋纸盒子，很像土司头人家车金搬银的样子。当年的团长、营长革命儿十年，家里的箱子有的还用枪箱,子弹箱替代。相形见绌，我们自然成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那些民族兄弟感情朴素爱憎分明，听说有的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竞把像章别在胸肌上。当地人可以缺衣少食，但对革命的热情比天高比地大。

后来我被分配到更高更远的拉祜寨。进入拉枯寨，犹如一脚踏人原始社会，与其是让我滚一身泥巴，不如说是要我炼一颗红心。“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豪言壮语早就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当年荒唐无稽的教义式口号铺满知青中间。盲目忠诚，甘于殉道是一个青年积极与否的“标准”，进而令我对拉祜山民也绝对恭敬，渴望通过虔诚的献身精神来达到思想境界的升华。

山里的日子等待我的不仅是近乎原始的劳作，而且是更深的炼狱。山上的人用诧异的眼光审视我，躲避我。“忠不忠看行动”，我又一次上山下乡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到吃饭的时候，饭罐里成群的饭蝇会扑面而来，有盐巴辣椒下饭就很好了，时而是生姜两片，时而是野芭焦两个。

一天吃晚饭，什么菜都没有，相觑面坐，按规定也要付两角钱四两粮票。只见住家的女儿娜拉收紧筒裙往我这儿轻轻挪动，她怕简裙碰到我会弄脏我的衣服，一语不发地把一小竹碟推到我面前，我定睛一看是一碟浅浅的野蜂蜜。我发现娜拉已怀孕了。在山区政府是没有任何配给的,可她却把蜂蜜给我吃了。我真不知这蜂蜜是甜是苦，城市的铅华荡然无存，咫尺之间的感情简单面质朴。透过闪烁的火苗，我看到娜拉眼眶里闪着亮光，脸上浮动着红晕，这种情感工作队员之间我从没看到。这是我上山后第一次得到的善良与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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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我用藤带背着谷，顶着月亮，身披寒露，到大勐龙送公粮，回到曼庄尖寨时天色已晚，准备进山，脑子里充满了阶级斗争，身上好象长满了警惕的眼睛，唯见缅寺里一条“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标语似乎在宣示我们的存在。

为防不测，穿过寨子时我就寻找地上的脚印，试图辨别脚印来区分不同的人群，以找到适已的路伴。一个香尔牌元宝套鞋印吸引了我，是汉族? 我加快了步速，山势越来越高，已不存在松软的土质，脚印由深变浅地消失了。彷徨着爬上布朗山，前方、一个布朗男子正穿着元宝套鞋向前走着，布朗山号称阶级斗争最复杂，有境外李弥蒋军残部。手无寸铁的我还是故作镇静，上去拉住他的包检查，企图用他的包挡住他的身体，眼睛却始终盯住他的手和匕首，当确认包内无疑物我才放心。

城市里始终有灯光，伸手不见五指的概念不很清楚，有一次在拉祜山丫口，前面传来一个声音，我走它不响，驻步时它又响了，左边是陡坡，右边是峭壁，是牛羊栖息还是蛇蟒觅食? 是猿猴出没还是麂鹿迷途? 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太紧了，万籁俱寂，坤乾无助，当双方碰面时都倒吸一口气，黑暗中只听到对方说：“小叶，你看我的手!”千钧一发之际，工作队员老张的手已紧握怀中的匕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山里的日子久了，无论你出自什么世邸，来自何方，都会潜移默化地将自己融合到当地的物是之中。当年提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甚至刻意将鞋放进书包里背着，光着脚踩着散碎的光线穿越在密林深处，在低矮的茅丛里像野人一样钻进钻出，似乎这样才能脱胎换骨。

当地人讲，我只要把衣服换掉就成部落一员了。白天冷了趴在牛背上取暖，晚上冻醒吹红火塘和自己的身影聊天。饿了山水野果充饥，累了石击猿猴逗嬉。任凭风云变幻，我都能手摸山壁脚触山石地生存下去。拉祜山馈赠我许多，而我则始终没清理出一个阶级敌人，其实我还处在需要呵护的年龄，还没练就识别阶级敌人的火眼金睛,当年的无能今天看来可能是好事。

斗转星移，日积月累，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发次高烧至42度，我曾想体温表如有43度，我可能会破这个纪录。据北京医疗队医生讲，疟原虫在我身上繁殖了，但凭着求生的本能，我每次都呻吟着，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翻山越岭到连队打针、取药。第二年，军代表还是以军人的标准衡量我，认为我与工作队不够统一，世界观改造还不彻底。没被评为五好战士。那是一个论人性为资产阶级情调，视金钱如粪土，将荣誉比泰山的年代。

我们共和路铁路公房来云南24人，唯我不是五好战士，家信的批评犹如一个霹雳把我打到壑底。当街道挨家挨户送喜报上门时，我只能躲进密林，面对无声的大山痛哭一场。此生有泪不轻弹，惟有谷底的涛声在安抚我的心灵。上海云南的落差如此之大，个人意愿与社会的期待这样相悖，我只有选择消耗和磨砺。

大山里的日子非常艰难，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就像云贵高原漫长的隧道沉重面压抑。艰难的日子不仅修炼了我的身心，也放开了我的胸怀，感谢拉祜山为我营造了这一切，使我的人生增加了特别的一页。我自嘲也许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不是拥有最多财富，而是拥有最多经历的人。

春去秋来，和山风山雨山石相伴，山里的路已经很熟了，但始终很窄。历史地缘千万年，仅是锄头一挥问。两年后我终于走出了大山。离开上海时我没流泪，这次我把泪水留在了山里，把伤感埋在了心里，虽然山里没有了憧憬，但路我还得走下去。 （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 叶铁淳，上海知青，1970年6月到达西双版纳州大勐龙，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改为东风农场，曾任中学老师，1979年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