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向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书，为何

前言

1982年，任仲夷向中央写了一份检讨。关于这份检讨，任仲夷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他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念叨，这是他一生中唯一向中央写的一份检讨，一定要找回来看一看。

那么，这个检讨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呢？

任老去世，引发了各种议论

任仲夷去世后，在广东，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人们对任老赞誉有加，好评如潮，说了很多颂扬的话，引起了各种议论。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任老担任的最高领导职务，只是省委第一书记，而且已经离职多年，为何他的去世能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响？

曾给任老当秘书15年的张岳琦，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经历了任老后半生的风风雨雨。他是极其熟悉任老，并深得任老的赏识。据张岳琦写得《回忆任仲夷》一书，这样写道：“任仲夷是那种罕见的完美领导人。无论是在人格、思想、作风、胆略方面，还是在廉洁、亲民、勤政、业绩方面，都几乎无可挑剔。在他所处的位置上，可以说做到了大仁、大智、大勇。”

任老是如此完美的一个人，他的特质是什么？熟悉任老的人认为，应该是“一生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不渝坚持实事求是。”

1980年11月，任仲夷刚调来广东，正准备带领全省人民，迈开大步向前走时，不料次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领导就提出了“抑需求、缓改革、重调整、舍发展”的12字方针。这样就意味着，需要压缩基建战线，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收回给予广东的部分特殊政策等等。任老听后，大为恼火。好在邓公最后拍板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下去。

不过，毕竟是改革初期，邓公也表示，在步骤和方法上，广东要服从调整，步子可放缓一点。任仲夷回去后，立即召开会议，他说，放慢改革步伐，全国放慢两步，广东只能放慢一步，总要比全国快！

初来乍到，任仲夷遇到一个大难题，当时的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为此，任仲夷要求“社科界”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研究。

1982年5月，一名大学在读研究生郑炎潮，大胆地将自己的一篇论文寄给了任仲夷。任仲夷看后很感兴趣，亲自打电话给学校研究生院办公室，点名要见小郑。学校表示有什么事，可以代为转告，任仲夷说，必须要找小郑当面谈。

小郑的论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见面之后，任仲夷对此论文，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剑，那还怎么发展？

任仲夷表示，他们已经商量过了，围绕小郑的观点，给它取个正式名字，叫“私营经济”。此后，广东就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1982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试营业。这是中国内地出现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先生投资。

试营业时宾客盈门，可不久就出现问题了。不少广州人没接触过新鲜事物，有的拿走牙签、餐巾等一次性用具，有的顺走了卫生纸，还有的穿着带有铁掌钉的鞋子，在大理石地面随意踢踏。为此，宾馆不得不写上一些规矩，但看上去就像旧时的上海租界那般。

为此，白天鹅宾馆遭到了群众的口诛笔伐。苦恼的霍英东决定在宾馆请任仲夷吃顿饭。有人劝任老不要去，吃了饭就有人会说你同资本家穿一条裤子。任老不为所动，坚持到场。席间，任老为霍英东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此来表达，他对广东坚持改革开放持有乐观的态度。

后来，随着白天鹅的起飞，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港商纷纷在广东投资大酒店。任老主政广东期间，注重解放思想。他为广东经济建设，出了很大的力，当然也背负了一定的责任。

任仲夷向中央写检讨信

1982年1月11日，中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针对中纪委简报上，反映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

这次的大棒对准广东，来势汹汹。谷牧副总理一到广东，见到任仲夷后，无不担忧地说，现在人家对广东议论纷纷啊！任仲夷当然知晓他当前的境遇，但他很清楚，自己遵照中央的要求推进广东的改革开放是没错的呀！

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让任仲夷带队，将广东省常委会几乎整个班子的成员都叫到了北京。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整掉一批，杀掉一批”。会上的气氛很严重，还印发了一份《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材料。这个信号的释放，涉及到要不要创办经济特区的问题。任仲夷赶紧说明了当下省委的考量，那就是一边打击犯罪，一边更加“开放、放宽、放权”。

会后数天，胡书记电话通知任仲夷单独再到北京来“讲清楚问题”。任仲夷拉上了省长刘田夫一起去。当时此事件被称为“二进宫”。2月19日，中央领导召集任仲夷、刘田夫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等人开会，在会上，任老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广东出了那么多事，任仲夷为什么见怪不怪？还有人甚至提出要免去任仲夷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这时，项南伏在任仲夷的耳朵边，悄悄地与他说：“开了两天会我才明白，原来找福建是来‘陪绑’的，实际是对你们广东的。”好在邓公并没有表态要处分任仲夷，这让他逃过一劫。

此次来北京开会，胡书记要任仲夷写份检讨，任老连夜就写了。多年后，任老回想起这件往事时，心头会感觉很难受。于是，他曾多次托人，甚至托付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机关去找，但直到去世后也未能如愿。说起来，这也是任老人生当中的一大憾事！

回去后，任老直接揽下全部责任。在开会时，他表示，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的执行者没有责任。不得不说，正因任老如此的魄力，底下人才敢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大胆地向深探索。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去世了。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对他的后事处理十分重视，指示一定要办好。任老去世当晚，省委召集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会，征求拟报中央的《任仲夷同志生平》意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强忍着悲痛发表意见。

数天后，省委的负责同志说，中央对《任仲夷同志生平》批复下来了，充分吸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的结语是：“任仲夷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