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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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关键词：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城市地名；地名治理；更名政治

一、 引言

近代中国城市进入剧烈转型期，城市地名也处在频繁重整中。城市当局既通过地名管理来强化空间治理，也通过更改地名来表达政治诉求。以往的地名研究主要围绕着地名本身展开，较少将地名置于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中考察，尤其不重视发掘地名演变背后的政治社会机制。近年来，地名研究开始出现“批判转向”，研究焦点逐渐转到命名、更名与权力更替之间的关系上，更名与地方文化的互动等受到重视。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地名与“意识形态日常化” 、街道更名与政治权力交互等重要议题。一些研究还尝试引入更多元的视角，既呈现官方对命名权的主导，同时也重视民众对地名的使用等问题。

北京是著名古都，历史上地名文化异常丰富。进入民国以后，北京的地位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跌宕起伏，街巷地名也进入频繁变化之中，地名管理逐渐上升为城市当局社会治理的手段，街巷更名更是成为塑造街头政治景观的新渠道。这既是北京历史发展的新课题，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城市演化的一般特征。学界关于北京地名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以前，主要关注地名的内涵、功能、分类、特征等方面，对北京地名的近代发展，尤其是民国时期地名的演变及其政治文化意涵之发掘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地名治理”和“地名政治”的视角，以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探讨原本相对自主发展的街巷地名如何被纳入管理范畴，进而发展成为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手段，考察当局对街巷地名的意识形态操作塑造了何种政治景观，并反思地名整顿中遭遇到的限制性因素。民国时期北京曾几度更名，为论述便利起见，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等一律统称为“北京”。

二、 明清以来的地名秩序

作为著名古都，北京的地名具有“大气”“皇气”“官气”“文气”“武气”“雅气”“古气”等特点，显示出官方政治价值与精英文化品味的深刻影响。其最明显的体现，是北京的城门、街衢等公共空间的命名方式。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包括皇城、内城、外城等几重，各城门的命名均被赋予了王朝政治价值与宇宙秩序意涵。其中，皇城居于内城中心，有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4个城门。内城有9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外城有7门，分别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北京主要街道往往连接着对应的城门，也常以城门名命名。城门和街衢划分了城市的基本框架，城门名和街衢名也定义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

除了皇朝政治价值与精英文化，北京还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其对街巷名称亦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便是由官方定名的城门名，往往也有“俗称”。例如在内城9门中，就有5门另有“俗称”：正阳门俗称“前门”，崇文门俗称“海岱门”，宣武门俗称“顺治门”，朝阳门俗称“齐化门”，阜成门俗称“平则门”。外城的7门中，也有4门有“俗称”：左安门俗称“将才门”，右安门俗称“南西门”，广渠门俗称“沙锅门”，广安门俗称“彰仪门”。

广大街巷更是“俗名”丛出之地。据《京师坊巷志》的记载，北京被称为“长街”“大街” 或“街”的街巷中，有25条带有“俗名”“俗讹”或“俗称”。如高爵街，“俗讹高台阶”；东马市街，“亦称西大街”；等等。至于数量众多的胡同，“一地多名”的情况更加普遍，有113条胡同有“俗名”“旧名”或“讹称”。如飞虹桥，“‘虹’俗讹‘龙’”；分司厅胡同，“或讹‘粉子亭’”；伽蓝殿胡同，“俗讹‘车辇店’，‘辇’或作‘碾’，或作‘帘’”；等等。

北京街巷不仅存在着大量的“一地多名”情况，而且也不乏“一名多地”的例子。例如，东华门外南长街、西华门外南长街，皆“俗称南池子”；东华门外北长街、西华门外北长街，皆“俗称北池子”；王府大街“元名丁字街”，东安门外大街“亦称丁字街”；而东珠市口大街、西珠市口大街、三里河大街和广渠门大街，都称“南大街”，广渠门大街除了俗称“南大街”外，还“俗称沙窝门大街”。

“俗称”“讹称”的存在，常常造成街巷名称的多义现象。如分司厅胡同“或讹粉子亭（胡同）”，鼓手胡同“亦作鼓哨，俗讹作篐梢”，演乐胡同“俗讹眼药”，这些“俗讹”的实质是民众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出的对胡同意义的诠释。有时这种诠释还反映了民众与精英之间价值观的巨大落差。如教子胡同中的“‘教’亦作‘轿’”，翔凤胡同“或作墙缝（胡同）”，可谓雅俗判然。

由于街巷地名的形成既有官府的直接命名，又有民众的约定俗成，因此，各种价值观都在地名中找到了展示的机会。即便是在官方编纂的地方志中，对许多街巷的名称也有多种记载方式。以《钦定八旗通志》和光绪《顺天府志》为例，编纂都有官方背景，但对一些胡同的记载却各不相同。譬如在《钦定八旗通志》中记载的“双塔胡同”，在光绪《顺天府志》中则成了“双碾胡同”；类似的还有前者记载的“蜈蚣卫胡同”“车子胡同”“报子胡同”，在后者却成了“前后吴公卫胡同”“跨车胡同”“雹子胡同”。

因此，明清以来的街巷地名，总体上处于自主性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官方并未垄断对地名的生产和使用，而且限于条件也无力对街巷地名进行全面的“标准化”处理。这就使街巷地名既为官方政治和精英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给民间文化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三、 地名标准化与空间治理

进入20世纪以后，北京的城市事务逐步脱离多头管理的局面，经历了从清末的巡警总厅，到民国初年的市政公所和警察厅并存，再到南京政府时期的北平特别市三个阶段，市政管理日益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当局越来越重视街巷地名的管理，发布了大量与地名管理有关的法规。地名管理的专业化和制度化，与近代国家统治形态和权力行使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这种转变此前也发生在西方：西方在前近代时期，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和管理总是“粗劣且自相矛盾”的，因为统治者对被统治对象所知甚少，“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是盲人”；而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在地图测绘、人口登记、城市规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力图“清晰透明”地掌握被统治对象，以便更有效率地进行统治。北京城市当局通过积极介入地名管理，开展对街巷地名的“确名”和“标准化”工作，又将地名管理与户口登记相结合，使辖下的不动产与人口都置于网格化的监控中。

(一)地名管理的“标准化”

民国时期，北京开展了大规模的街市改造和新区开辟，这在客观上要求空间管理的迅速跟进，而首要工作就是“确定名称”。1916年, 市政公所鉴于正阳门迤西开辟的新路和经北长街延长的路线皆已完成，迅速着手“确定名称”，以便“共同遵用”。其公布的路名，包括“南长街”“北新华街”“南新华街”“虎坊路”等。1918年，因原先的“旷地”香厂一带，“近已辟为街衢，栖屋四起，马路纵横”，市政公所也着手跟进地名管理，对“或不适用的”，“或须另定新名”的“旧名称”，进行了“通盘修改”，并发交警察厅“赶为制造标识，以示交通区别”。市政当局甚至在新街开辟之初，就已规定了名称。1917 年，“西长安牌楼迤北新开路及国务院一带”尚在“开辟新街，筑修马路”之际，市政公所就已未雨绸缪，将该街命名为“府右街”。

“确名”是地名管理“标准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其目的是消除城市空间的模糊地带，使街巷变得“易于识认”。因此，原先城市中广泛存在的“有地无名”“一地多名”和“一名多地”等现象，就成了地名“标准化”的重要清除目标。城市当局针对“有地无名”的现象，积极开展命名工作。例如，在前门外大街路东，由正阳牌楼至鲜鱼口通进肉市一带的4条小巷，“因无户口，原未定有名称”。警察署在1921年主动将其顺序命名为小头条、小二条、小三条、小四条，“以资识别”。针对“一地多名”和“一名多地”等现象，当局为避免“名既相同，每易混淆”，还积极推进“一地一名”的工作。例如，1933年北平市府将西单的“伞子胡同”更名为“槐里胡同”，以便与德胜门大街的“伞子胡同”相区别。

通过推动地名管理的“标准化”，城市当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街巷空间中“无从识别”或“每易混淆”的模糊地带，城市也逐渐被“驯化”为可被精确识别的、 便于行政管理的空间单元。

(二)从地名管理到空间治理

街巷“确名”为城市当局精细治理城市空间提供了基本的经纬坐标，但若要精确地定位街巷中的每一个家庭户，还需要将街巷地名与门牌编号相结合，建立起“街巷名+门牌号”式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这就为当局精确掌握城市空间和家庭户信息提供了技术基础。

传统时代的不动产契约，在空间标的上相当笼统，“坐落”主要使用“土名”，“四至”也十分模糊，这是一套为熟人社会设计的制度。例如，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大兴县苗德补税房官契稿记曰：

立补税房契人苗德，原有祖遗门面瓦房贰间，贰层房两间，后有落地壹块，共计房肆间，门窗户壁、上下土木相连，坐落南城正东坊叁铺草厂上叁条胡同南头路东总甲张成地方······

该契仅标注房产的大致“坐落”，为了确定具体方位所在，后面又列出“保人”“左右邻”“房牙”“总甲”等多人，这是通过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来确认标的物具体位置的做法。直到民国初年，这种契约格式仍然大量存在。例如民国三年（1914）北京正红旗满洲胜奎父子的卖房白契，将房宅方位标注为“坐落在锦什坊街小水车胡同内、马杓胡同北口内路东”，该契约甚至连“四至”都未标出，但在后面列出了“说合”和“代笔”者9人。

随着街巷确名和门牌编号的深入推进，不动产契约对标的物的登记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早在民国四年（1915），北京镶白旗满洲明昆父子的卖房白契，虽然仍将房产方位标注为“坐落在阜城门内王府仓胡同西头路北”，但在契后“立卖字人”的签押前，却精确地标注了房地所在的“内右二区门牌十九号” 的信息。此后，北京的房地契约采用“街巷名+门牌号”格式标注方位的情况不断增加，至北京政府末期已经相当常见了。

南京政府时期，“街巷名+门牌号”式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仅得到推广，而且其适应性还得到进一步发展。这里的“门牌号”，一般指的是门牌的“正号”，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指“旁号”“附号”“车门门牌”等类型，这就大大提高了对不同类型不动产的概括能力。1947 年，外一区玄帝庙二十二号住户夏连镇，向民政局呈请开设附号“甲二十二号”，经审查，“因有不当之处”，改为“二十二号旁门”。大方家胡同二十四号住户王国瑞，“原系自置住房一间，空地一间，后经自盖一间，共计房两间”，呈请编号，经批准将新建住房编为“甲二十四号”，即原户号二十四号的“附号”。此外，还有“车门门牌”。例如第十一区丞相胡同廿七号的住户白文禄，“近因新辟车门一洞”，呈准添设丞相胡同“廿七号车门门牌”。“街巷名+门牌号”式的制度设计，为市政当局精准地监控街巷空间准备了条件。1946年底，内二警察分局为完成北沟沿（后改赵登禹路）、南沟沿（后改佟麟阁路）的更名而上报该两街巷的146个门牌号的对应关系（其中140个为“正号”、6个为“旁门号”）, 展示了当局通过街巷“确名”与房地登记形成了对辖区空间“无缝”监控的能力。

市政当局推进的以街巷地名为技术基础的房地登记制度，最终目的是精准掌握街巷中每个家庭户的信息，实现由“地”到“户”和由“户”到“人”的网格化监控能力。1946年，内二警察分局提交了一份铁狮子胡同（后改张自忠路）所属的门牌、业主对应表（表1）， 从中可以发现，从街巷名称的管理到门牌号码的编钉，再到业主姓名的登记，当局对辖区内“地—户—人”对应信息的掌控已十分精准。

这套空间治理技术向社会的推广，尤其是强制民间在订立契约时采用这套标准，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当局的空间治理能力。1947年的《湖广会馆志略》就严格按照这种“街巷名+门牌号”的格式（本馆坐落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门牌二百五十七号）登载该馆的坐标信息，而不再采用传统的“土名+四至”的写法。湖广会馆对外出租的房产契约，也同样采用这一原则标注其空间方位。例如，湖广会馆董事会（甲方）1941 年出租给湖南衡阳罗如平（乙方）的房产，是位于“骡马市大街二五七号湖广会馆内花园部分房屋八间”；湖广会馆董事会（甲方） 1942年出租给马龙一（乙方）的地产，是位于“骡马市大街二五七号湖广会馆大门外靠西空地一方”。这既方便了业主产权信息的明确，又有利于城市当局对不动产信息的精确掌握，形成全方位的空间监控能力。

四、 更名政治的展开

地名标准化是由市政当局主导和推动的，目的在于消除地名的自主发展状态，形成国家一元管理的格局。因此，地名的标准化也就意味着命名权的国家化。在民国时期日益激进的政治氛围中，地名也为意识形态的展演提供了重要途径。从地名“雅化”到地名民族主义化，从地名“革命”再到地名“党化”，显示出民国时期街巷地名日益政治化的发展趋势。

(一)地名“雅化”与民族主义化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北京许多公共空间的地名也随之更改。例如皇城以南的“大清门”，“革命以后”改为“中华门”。城内许多街巷也随着新旧政治机构的变迁而更名。例如，随着民政部改为内务部，“民政街”也改称“内务街”；“禁卫军街”也因时代变迁，街名显得“不甚适宜”，且因航空署迁入该街，街名也改为“航空署街”。

民初北京的街巷更名，首先由政府机关推动进行。例如“石大人胡同”更名为“外交部街”，就缘于“外交部公署因该巷名称粗鄙不雅，故将该巷旧名取消”。类似的情况还有“象房桥”更名为“国会街”，据称该处在清代因“豢养御象而得名，现在该处国会设立于此，若再沿用旧名，殊属有玷国会尊严”，故特改名，“以资名实相符”。

社会组织和绅商等也积极参与更名运动。例如，1917年北京大学函请京师警察厅, 要求更改学校所在的地名“马神庙巷”，其理由是“遍考巷内，并无庙宇供有马神，揆诸名实，两有未合”。京师警察厅照会市政公所，将其改名为“景山东街”。也有不少绅民积极申请更改街巷地名。1923年，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内裤腿胡同”住户傅瑛，“因本巷名称不雅”，要求取消该巷名称，“归并北半截胡同门牌号数，以资划一”。1925年，西安门内“赃罚库”的更名，由“该处绅民等”发起。据称明代曾在此设立赃罚库，“凡将抄没官犯财产，封存该处库内保管”，后来该库虽取消，但却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该处绅民等“因赃罚库名称不雅”，请准改为“永祥里”。也有一些商户的改名要求有商业目的。1923年宣武门外广安市场后晓市的更名，缘于“该处商户等”认为“该处地名纷歧，而本地土著久居者亦难辨别，致与交通上颇感不便”，故“该处商户等为便利交通起见”，请准将地名“改为东安里，以昭名实”。

这场由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和绅商等发起的街巷更名运动，有不少都将目标指向街巷名称之“不雅”。1918年京师警察厅着手将右二区后水泡子、成公府夹道、新开路、小东岳庙、前王爷庙、后王爷庙6巷名称，分别更改为新平路、贤孝里、新昌路、崇善里、南安里、北安里，理由就是这些旧地名“或因地势变更，不副其实；或沿久传讹，有伤于雅”。1922年，警署也因外城南下洼一带“名称粗俗不雅”，将“南下洼”改为“福州会馆前街”。广安门内大街“南乐培园”更名为“香饵胡同”，则是因住户担心与该处地名“名称不雅”的“北乐培园”（多系三等娼寮）“鱼目混珠”。类似的例子还有内左一区的“母猪胡同”，因“殊不雅，故肖其音，改为‘梅竹胡同’” ；“裤子胡同”也因“其名不雅，遂改为‘库司胡同’”；东安门外大街的“烧酒胡同”更名为“韶九胡同”，“奶子胡同”更名为“迺兹府”等。这些亦是借谐音对旧名雅化的典型案例。

在民初北京的更名运动中，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十分值得关注。北京是中外交涉中心，时刻能感受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民族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北京城中虽未划有租界，但横亘于东交民巷的使馆界却是实实在在的殖民主义象征，帝国主义者在其中行使一套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地名系统。对此，民族主义思想也在街巷更名中找到了表达空间。京都市政公所1919年编纂的《京都市政汇览》中，收录了一份《京都市街巷新旧名称对照表》，其中列出外左三区的“上锅腔胡同”“下锅腔胡同”，被分别更名为“国强胡同”“中国强胡同”；外右一区的“鬼门关”则被更名为“国门关”。这种更名不仅将胡同名称迅速雅化，而且还将原先与“大历史”无关的胡同和民族国家的整体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1925 年地安门外鼓楼更名为“明耻楼”，更使地名的民族主义化为各界所瞩目。据记载，该事件由京兆尹薛笃弼发起。

地安门外钟、鼓楼，业经划归京兆尹公署管理，并将钟、鼓二楼改为京兆通俗教育馆。刻已从事修筑，其工程行将完竣，不日即可开幕。兹闻京兆尹薛笃弼，近复将鼓楼名称取消，改为“明耻楼”，并自书明耻楼匾额一方。其用意系隐寓清末以来，外侮日甚，国耻难伸，故改用“明耻”二字，俾士民等有所警惕，而效永志不忘。并于昨日已由多数工匠等，将此匾额高悬该楼之上端云。

“外侮日甚，国耻难伸”的民族主义焦虑，通过“明耻” 匾额的高悬而被放大，经由其下的市民都能产生切身同感。而且，还因明耻楼高耸出于其他建筑之上，“明耻”匾额也成了醒目的存在，展示出古城公共景观日益政治化的倾向。

(二)街巷“地名革命”

1928年，北京政府统治结束，北京改称北平。国民党政权标榜“革命”，也不遗余力地通过街巷更名来展演“党治”主张。

北伐军进入北京之初，南京政府就通令废止“北京”“直隶”等旧名，“ 京字皆一律改为平字”。类似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更名事件，还包括恢复被张作霖更改为“兴华门”的“和平门”旧名。这些极具政治性象征的更名事件，标志着一场有着深层次目标的更名运动，堪称地名领域“革命”的到来。

国民党当局宣称，街巷更名的首要目标是清除“帝制色彩”和“封建意味”。1928年，北平市党部指委会函北平市公安局，批判“北平市地方，多有含蓄帝制作用者”，如王府大街、内宫监、司礼监、学院、按院、大高殿、帝王庙、宗人府等，都“亟应重新更改地名”，均在应“根本铲除”之列。公安局通令各区署，“即日清查界内街巷，倘有关于帝王字样之巷名，一并查清汇总具报，以便呈局更改，并可将各巷口之木牌坊刷新，以壮观瞻”。在清除“北平街名之有帝制臭味”的同时，甚至连“清宫之红墙”也被视为有悖于革命的颜色，“现已改涂蓝色，并拟撤去黄瓦”。

在日渐深入的街巷地名“革命”中，那些“含有封建意思者”或“名称古怪恶劣”的街巷地名不断被揪出。如王府仓、石驸马大街、麻状元胡同、武王侯胡同、二龙坑、郑王府夹道等，均被认定为“亟应更改”的对象。市第六区党部又发现，街巷名称中的“八王子胡同”“定王府大街”等，也是“专制时代之命名”，均应“克日撤换，以免民众思想之错误”。“新生活运动”期间，国民党当局又发动对街道名称“涉及迷信”或“与新生活意旨不合”的清查，准备“一律更改”。

在清剿“含有封建思想”的地名过程中，“鄙俗过甚，毫无意义者”也被卷入进来，打击的目标甚至扩大到那些“雅俗杂见，重复尤多”的地名。据《京报》登载，1928年更改的80处地名（表2），有不少就属于被扩大打击的目标。

据表2，许多地名被更改与纯粹的“革命”无关，反倒和长期以来的“雅化”传统相呼应。如“烟袋锅胡同”更名为“燕代胡同”，“东皮条营”“西皮条营”更名为“东璧营”“西璧营”等，均沿用了化俗为雅的老套路。这也意味着，新的“地名革命”实际上涵纳了旧的“雅化”传统。

中山路、中华路等路名的出现，进一步使北京地名呈现出“党化”的色彩。1928年北平市工务局向市长呈文以天安门至中华门一带“迄无一定之名称”，建议将天安门至中华门命名为“天安道”，将东、西长安门之间的道路命名为“中山街”。经修正，市府将前者定名为“中华路”，后者定名为“中山路”。中华路为南北走向，中山路为东西走向，两路在天安门前交会，一横一纵，组成一个大大的“T”字。这个由“中华路”“中山路”共同书写的、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T”字，横亘在故都中心，使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变成了公共空间中可见的存在。

(三)地名殖民与去殖民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日伪一度将北平改称“北京”，又特意更改“党化”地名。1937年10月，伪“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决议“将北平恢复北京旧名”，将“南京政府以国民党关系而改称之地名，如党部街、中山路等，亦废止之”，以“廓清党化”。与党部街、中山路一起被廓清的“党化”地名，还有中山公园，日伪先将该园改名为“北平公园”，不久又改为“北京公园”，最后再改为“中央公园”。

日伪还通过更改地名，对殖民侵略进行美化和包装，其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将“东厂胡同”改名为“东昌胡同”。东厂胡同位于内城中心位置，1927年被日本“对支（华）文化事业”机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购买。1937年北平沦陷，该会以“日侨”名义“具文北京地方维持会，请改东厂为东昌”。其理由是“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杀人最惨”，久负“滥用淫刑”之恶名，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却“地位清高”，若“奠基于凶残旧舍”之上，则将使这一文化侵略机关“蒙羞席秽，于名实观听，均属非宜”。而更恶劣的是，“东昌”取“东亚大洲文化昌明之义，庶与东方文化事业名义相符”。显然, 这一改名的潜在目的，是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骗局张目。

北平沦陷期间，日伪为了安置日本居留民和布置侵略机关，“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居”，曾在西郊推进所谓的“新市街”建设。西郊“新市街”除了大量兴建供日本居留民、军队和企业使用的民居官舍外，还营建了各类军国主义文化设施，使用各种“亲日”或“日式”地名去构建军国主义和殖民统治文化景观。例如西郊“新市街”的南北干路，被命名为“兴亚大路”，西郊“新市街”北端广场被命名为“大和广场”。“新市街”还建立了诸多军国主义礼仪建筑，如“华北神社”“北京神社”“靖国神社”“武德馆”和“忠灵塔”等。这些亲日地名和日式建筑的安排，将“新市街”营造成典型的殖民主义文化空间。

抗战胜利后，北平光复，当局拨乱反正，积极消除地名中的殖民主义余毒，并利用地名纪念光复伟业，表彰抗战先烈。例如，日伪在北平沦陷期间曾在内城的东西城墙上分别开辟了“长安门”和“启明门”，抗战胜利后，北平市社会局将该两门分别更改为“复兴门”和“建国门”，是考虑到“我国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现今日本投降，正是复兴建设时期”。北平市政府在接收西郊新市区后，拆除了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将“忠灵塔”改成纪念张自忠等抗战英雄的“忠烈祠”，塔额上的太阳旗也被替换为青天白日旗。此外，被日伪当局迫令改名为“东昌胡同” 的“东厂胡同”，也由学界名流沈兼士、胡适、傅斯年提议改回了原名。

北平市政府还顺应民意，以抗战英烈佟麟阁、赵登禹和张自忠的名字命名街巷。1946 年7月，北平市临时参议会认为三位将军“为国成仁，忠勇可钦”，函请将铁狮子胡同、北沟沿、南沟沿三处街巷分别更名为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街巷地名被改造成纪念抗战伟大胜利的纪念碑，街巷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空间。

五、 街名整顿的限制因素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经历了成规模的“标准化”和“政治化”整治，但却受各种因素所限，实际上难以充分展开。

街巷地名数量庞大，构成复杂，要全盘进行整顿势必相当困难。据1937年北平市警察局统计，内外城各区街巷的类型众多，包括“街”“胡同”“巷”“夹道” 等，数量也极大，达5004条，其中尤以胡同为多，共有4346条。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街巷地名整顿的疏漏。1934年当局在“新生活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又发动了整顿街巷地名的运动，批评以往的工作“挂一漏万，未经改者当属不少”，并举嘎嘎胡同、美人胡同、石老娘胡同等例子，认为“实有加以改善之必要”。

街巷更名本身涉及调查、登记、制牌、换牌等多个环节，不仅需要前期的周密调查，而且还需要充分的资金支持，但受制于财政等条件，工作常常面临中挫。北京政府时期，当局更换街牌甚至需要向各区绅商劝捐。因此，在树立新路牌时，因资金所限，往往只能因陋就简。1917年京师警察厅函市政公所，指出街牌竖立“需费亦多”，“住户较少，或贫户较多”的街巷往往“难于募资捐建”，故“僻静小巷”只好装钉“木制”的街名牌。

更重要的是，街巷的更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局，一旦着手进行，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当局不得不慎重从事。特别是街巷更名不仅事关街名牌的重新钉制，还需重编各家庭户的“门牌”号码，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极其繁琐，对民众生活影响也很大，尤其若中间因出现工作偏差需返工的话，残局常常难以收拾。1930年市政府训令公安局将三贝子花园、竹杆井、柴货市、西关4巷合并为博物院路，随即发现事情牵涉极广，“各该街村名称门牌一经变动，核与人民房地契据不无关系”。1946年市政府接市临时参议会函，请将南沟沿、北沟沿、铁狮子胡同、东昌胡同，分别更名为麟阁路、登禹路、自忠路、东厂胡同。工务局经调查计算需备制巷口牌8面、门牌524面。然而，市政府不久又到市临时参议会函，要求在“麟阁路”“登禹路”“自忠路”名称之上，各冠以姓氏，以免“年代稍久，即不知为何人”。但不久之后，市临时参议会再次来函，要求将“南沟沿”改称“赵登禹路”，“北沟沿”改称“佟麟阁路”（而非第一次来函所说的将“南沟沿”改称“麟阁路”，将“北沟沿”改称“登禹路”）。这种屡次更改让市工务局手忙脚乱，因为工务局之前已按更名要求制好巷口牌和门牌，且已“安钉错误”。面对将名称改换的新要求，工务局只得将“与门牌不符”的“巷口牌”重制。在整个事件中，市临时参议会仓促更名，又随意对街名调换，造成相关部门的工作混乱和财政浪费。

当局发起的更名运动本身，往往被学界批评为标准失当或考证失据，尤其诟病其不能“存平民化之色彩”。1928年，贞白在《京报》回顾“袁世凯时代”的内务部和警厅“擅改街巷大小胡同之名称”，批评其“不学无术，至为可笑”。比如“妳子府”，典见《梦华录》，是明朝礼仪房选奶口“以候宣召之所”，更名为“乃兹”之后，却变得“全无意义”。

在民俗学者看来，即使是“过不雅驯”的街巷地名，“考其最初命名的意义，也很有可以保存的价值”。这些地名寓意多种多样：其一，表职业（如豆腐巷、马市、羊市等）；其二，表遗迹（如三眼井、蝎子庙等）；其三，表形状（如罐子胡同、狗尾巴胡同等）；其四，表故事（如大脚胡同、小哑叭胡同等）；其五，表姓氏（如史家胡同、赵公府等）；其六，表官职（如马将军胡同、司法部街等）；其七，表次第(如头条胡同、二条胡同等）。此类地名不仅十分形象，而且承载着乡土历史的记忆，是地方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若擅加“雅化”，则“音虽相同，义已大异”。止水径直批评当局的雅化行动，“只消轻轻两个文雅字，就把历史事实扫荡得无影无踪”。

当局借助街巷更名表达政治诉求的做法，还常常遭到民间有意无意的抵制。萧萧注意到，当局给街巷起了各种“雅名”，而民众却常常“仍旧以旧路称呼”。如当局已将“王寡妇斜街”改为了“王广福斜街”，“可是居民和车夫偏不记得，仍旧以旧路称呼”。

这种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分离，有时会形成意义上的矛盾冲突。在当局推动街巷地名改造的同时，民间却往往将新地名改成各种“俗名”。1923年，宣武门内象房桥因国会设立于此，“为尊重国会起见，特将该巷改为国会街”。但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直称“揆以名实之义，不如痛痛快快、直截了当称为猪仔街或猪坊桥较为妥当”。类似的例子还有以“马蜂党”“头发党”的蔑称讽刺以马蜂桥、头发胡同为办公地址的两个政党，以致两党不堪羞辱，要求将地名分别改为太平桥、守法胡同，以“回避马蜂与头发之毒乱名称”。但即便该两处都改成了雅驯的名字，民间仍然保有口头诠释的权利，“俗名化”的揶揄和讽刺常常不可避免。

六、结语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展现了“地名管理”作为政府职能的发展过程。原先相对自主发展的地名被纳入政府的管理范畴，为地方政府的空间治理提供了技术基础。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尽管政治性质有别，但在深化地名管理和强化空间治理方面却表现得相当一致。

地名也在当局改造社会和推动公共空间政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当局对街巷地名发动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都是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操弄来实现的，街巷地名成了意识形态展演的平台。

尽管如此，民国时期从来没有哪个政权有能力对街巷地名进行全盘整顿。这一方面是由于街巷地名数量甚巨，更名涉及繁琐的手续，若无相当的财政支持无以为功；另一方面则是当局单方面的更名往往脱离了地方历史文脉，难以获得民众的坚定支持。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近代中国城市的普遍进程，从中可以发现地名治理精细化、地名景观政治化和地名使用二元化等发展趋势，展示了近代国家权力生产的新机制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新走向，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是值得注意的方面。

作者：罗桂林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宋宇航

审订：朱 琪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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