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对3人说60军指挥不动付出沉重代价，该军军长政委后都授中将

上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战功赫赫的杰出将领，他们犹如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星光，熠熠生辉，但并不是所有的将帅在和平的年代里都享受到了安宁和军功，甚至有人晚年的时候卷入错误路线，罢官免职，历经磨难，进入人生的低谷，饱受坎坷，比较典型的一位，便是被后人称为勇将、战将、闯将、悍将的开国少将丁盛。

丁盛，江西于都罗江乡上溪村人，他17岁参加红军，因长相清秀，人又机灵，一去就当上团部的通讯员，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领导下达打仗的命令都是由通讯员传达到一线，由于经常穿梭在遍布硝烟、子弹横飞的战场上，通讯员是牺牲率很高的岗位，不过也许是丁盛命大，在多次执行送信的过程中，他都安全归队，连一点轻伤都没受，因为他胆子大这一经历，调到团部任打旗兵，那时打仗红军弹药紧张，无论是阻击战还是攻坚战，都需要营造一种气氛，从声势上压到敌人，因此，往往是打完一棱子子弹或扔上几颗手榴弹，冲锋号就吹响了，这时靠打旗兵引导战斗，旗进人进，他打旗时多次取得战斗的胜利，便提拔这连级干部。

红军长征的时候，在一次著名的战斗突破腊子口时，连指导员丁盛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被领导人誉为“丁大胆”，从此声名大振，职务不断上升，到了抗战时晋升为团级干部，解放战争的旅级、师级，就在他当师长的时候，打的成名之战是衡宝战役，他率领135师孤军深入敌后，一时陷入桂系四个师的包围之中，吓得上级领导认为该师是羊入虎口，但是，丁盛率领这支英勇的部队顽强挺住了，竟转变成虎入羊群，“腰斩七军”，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 ，这位“大胆将军”的名字响彻全军，丁盛的职务也晋升为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丁盛又率领54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他只赶上了战争的尾巴，但战功并不输于别人。第54军这支虎狼之师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之后驻防在朝鲜，先后作战254次，歼敌7000余人，打得美军满地找牙，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对他做过专门报道，这位大胆将军再次扬名。

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丁盛率领这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的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这场被印度人称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他的对手是印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第四军，在二战中曾经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荣誉部队，起初，印度人很狂妄，高喊打败丁盛！谁知他指挥一个师出击，一出手，竟然一举击败印军这支王牌，是役打得印军全军覆没，威风扫地，狼狈不堪。是役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丁盛的“54”。

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争洗礼，战功累累的丁盛，从年少参加红军，为穷苦百姓谋求生路始；到中年时率部抗日寇，打蒋匪，击美帝，战印度，战功彪炳，本该享受“战斗功臣”的待遇，岂料在晚年步入政坛，官至大军区司令员，却一夜之间跌入谷底，成为普通的一位平民，尝遍了酸甜苦辣，感受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堪称传奇，他的一生，功不可否，过不可讳！

为此，在晚年的时候，丁盛写了一部回忆录，对自己人生波折的转折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那就是发生在1976年8月8日，在上海延安饭店的一次“四人密谋”事件，根据他的记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

1976年8月初，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前往杭州湾检查南京军区组织抗登陆演习的准备工作情况，后又去舟山群岛勘察，这此地方均是他管辖的区域，例行检查工作属于正常。检查工作完毕后，丁盛去于8月8日黄昏返抵上海，入住延安饭店。恰在此时，他接到军区政委廖汉生张秘书的电话，告诉他廖汉生政委患有皮肤病，病情较重，是专程来上海求医的，住延安饭店，上海专家翌日要给廖政委会诊，由于他新来军区工作时间不长，廖政委怕医院不重视，希望丁盛司令员亲自给上海市委领导打个招呼，予以关照。

针对这一件事情，在后来出版的廖汉生政委的回忆录中亦有记载，他在书中写道：“我和丁盛都比较熟悉，在战争年代接触的时间较长，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28军当团政治委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28军与红2军团第6师合编为第120师第716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2营党总支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2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第715团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去了第115师。1955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2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54军军长。1963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可以算是战友、同学加同事，关系比较融洽，廖政委生病请丁司令员帮忙是正常的。

听到自己的战友还有老褡裆廖政委生病，丁盛自然乐意帮忙，于是，他给上海市委办打了电话，要求市委领导给医院打招呼，给予病情上的关照。当然在电话中出透露了自己及廖政委的行程及下榻的地方。

要知道，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同时来到自己管辖的地方，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是受南京军区和上海市委的双重领导，工作上的事情关联性较强，得知两位上级领导来到这里后，上海市委领导班长当然特别重视，很快上海市的一二三把手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来到这时看望他们。

当时正在生病的廖汉生回忆录中写道：“8月8日这一个晚上，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因为自己在上海看病有近一个月余，他们从未来过我，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没有想到给丁盛打个电话，很快就来了。所以我没有搭理他们，关灯睡觉了。此时，门外的人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第二天，徐景贤又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

从廖汉生政委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盛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确在当天晚上进行了会面，而且持续的时间在二小时以上，而政委廖汉生是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面，他们会面谈话的内容廖政委没有参加，自然是不得而知。

不过，对这次丁、马、徐、王四人的会面，丁盛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马、徐、王三人来了，自己强打起精神应酬，大家同去找廖政委，不过病中的廖政委没有开门，便回到他的房间中进行了闲谈。他寒暄几句后，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

接着，丁盛与上海的领导班子提出要求：接下来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因为规模较大，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市委支持，比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维持交通秩序等各方面，请求地方上的民兵进行帮助。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天水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

丁盛性格上有个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其实，马、徐、王三人除了马天水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人，其余二人丁盛是看不太上眼的。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河北唐县北罗镇南上素村人，马家人在冀中平原上生活了好几代，父亲凭着一身好的农业技术，将马天水养大。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是父亲仍然支持马天水读书，并期望他能凭借自己的学识，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马天水读完县城的师范，就到村里的一所小学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先进组织，因工作成绩突出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组织送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任冀晋区委秘书、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务，成为南下干部后，省委副书记、副部长、部长等职务，调到上海后因主管工业成绩突出，升为上海市委书记。

徐景贤，1933年，出生于上海郊区奉城镇，祖上是读书人，曾有不小的功名。祖父经商，家道富裕。基父徐雅平是组织早期的成员，上海解放前夕，徐景贤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但是已经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参加地下活动了。受家庭氛围影响，徐景贤从小爱好读书写作，功底很深，那段时期，他发表了很多文章，有的还很有影响力，甚至被搬上了银幕。徐景贤善于交涉，反应灵敏，口才好的本事，他口若悬河，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后，开始领导文学组，在“十年特殊时期”中，由“笔杆子”成为一名造反起家的干部，成为上海的风云人物。

王秀珍，1935年1月出生于辽宁辽阳安平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7年她的家乡解放后，在组织的帮助下，有幸进入小学学习文化知识，后来辽阳建立纺织厂，地方政府考虑到王秀珍一家生活困难，16岁的王秀珍便被招进辽阳纺织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工人。在工厂里她的工作认真，表现积极，生产指标连续全车间第一，被吸纳进了先进组织，因表现出色先后评为生产能手、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后保送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院担任技术员，后又进入上海国棉三十厂任技术员、工段长，后在动乱年代成为著名的造反派，并成为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之一。

令当时南京军区司令丁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8月8日这一个晚上，与他根本就看不起的马、徐、王三人的一席会谈，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内，政局风云突变，作为一支帮派在上海的代理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对民兵发放武器，企图在发生不测情况时与上级对抗，然而，随着帮派的垮台和各地揭露批斗活动的深入，他们的梦想破灭，最终三人都遭到逮捕。

随后，组织通过对马、徐、王三人的审讯，口供惊人一致的正是1976年8月8日这个晚上，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对他们所谓的“暗示”性谈话，他说领导人去世后，局势会“大乱”，要上海的民兵早作准备。同时，丁盛还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向他们三人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正是这种暗示性的“四人黑会”，便导致后来马、徐、王三人据此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一年多之后的1982年7月6日，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了《免予起诉决定书》，认为丁盛是上海帮一伙的“从犯”，对丁盛发出《免予起诉决定书》，认定丁盛“参与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

要知道，自古以来，窃议最高领导人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而身居高位的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错误的说话，对心怀叵测暗示性发言，尽管他是无心的，或者是随口说说而已，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丁盛晚年最痛心疾首的，莫过于这次谈话的细节，才导致自己身陷漩涡之中。

关键是马、徐、王三人对主子汇报，称丁盛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60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这次密谈后，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便下令催发民兵武器，这件事，丁盛的确是脱不了关系，那么当时60军的军长和政委都是谁呢？丁盛为何说指挥不动呢?

当时60军的军长是张明，曾用名张可金，山东滨州市邹平县人，出生于1925年，13岁的时候在胶东加入八路军队伍，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先在山东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后调任115师战士剧社，先后担任过队长、文化干事、青年干事、中队指导员、团指导员等职务，被评为甲等战斗模范和模范指导员。因为战功提拔为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解放战争中被评为战斗英雄，建国后历任师长、守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政委，军长等职。1980年起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恢复军衔后授予中将军衔。

60军政委魏金山，山东省蓬莱县潮水乡魏家村人，家里面兄弟姐妹6人。父母为了养育他们，父亲魏正修一直在北平的粮店打工，母亲王凤英则在家种田。虽然家里非常贫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但是母亲让孩子都要读书，不能当文盲。魏金山高小毕业后经人介绍，15岁参加敌后武工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由于他聪明伶俐，上级想让他留在机关干测绘参谋，可是他非要去一线作战部队，解放战争时期，魏金山先后任连长、指导员，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建国后，魏金山随部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魏金山被授予大尉军衔。晋升为师政委、军政委，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82年10月，55岁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提副大军区职务，恢复军衔制，他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戎马半生的丁盛晚年进入人生的低谷，居于南昌和南京等地，幸好他生活比较随便，随遇而安，但总觉得自己没有参与任何反革命活动，自问无愧于心，在被撤职的时间里，丁盛无一刻不在写申诉材料，向上级机关反映，请求给自己一个公平的对待。在闲暇之余，总喜欢与邻居坐在小区的石板凳子上下象棋，每次下到一盘输棋时，总不由地感叹：人生如棋，棋如人生，一步不慎，满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