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中国怎样收拾朝鲜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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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63年8月，大唐与日本在韩半岛围绕百济复国问题爆发了白江口海战，是役日军惨败，百济复国希望彻底破灭。此后五年，唐与新罗联军攻灭高句丽，于唐而言，唐在东北亚的权威由此确立；于新罗而言，终于实现其一统韩半岛三国的夙愿。

此后200年，韩半岛的政治格局不曾发生重大改变，此后千年，东亚秩序得以稳定。而唐帝国对韩半岛的军事介入，以塑造以唐为领导的天下秩序的努力，始于唐帝国对高句丽的战争，但韩半岛三国中的百济却成了唐和高句丽角力中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

▍韩半岛三国形成后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

汉末以来，随着汉帝国对东北及韩半岛北部失去实际行政控制，在今辽东及韩半岛上，渐渐形成了三个国家政权：东北古代民族为主体的高句丽、东北古代民族扶余为统治阶层，韩半岛原住民为被统治阶层的百济、以及完全由韩半岛原住民古三韩民族建立的国家新罗。

三国之中，高句丽居北，与中原政权及东北诸民族接壤，而百济新罗居南，三国之中，高句丽最先强大起来，高句丽在中国东北，先后攻击靺鞨、奚、契丹取得了胜利，又在其迁都平壤进入韩半岛后，形成了对百济和新罗的压制。可以说，经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高句丽既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政权，同时又因为其四面扩张而造成了其与周边各国的紧张关系。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但高句丽对中原王朝政权却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自南北朝以来至隋唐之际，高句丽虽然对中原王朝的辽东边境偶有进犯，但主流是称臣纳贡，以避免隋唐帝国成为其强大敌人，但在韩半岛上受到高句丽威胁的百济、新罗，亦积极寻求与隋唐帝国建立朝贡关系，冀图通过隋唐帝国对韩半岛传统的均势政策以实现对高句丽的压服和牵制。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百济和新罗都向隋唐控诉高句丽对它们的凌虐，但不代表这两国共同敌人高句丽而存在盟友关系，实际上恰恰相反，百济与新罗的矛盾正在这一阶段不断加剧。

原本高句丽向半岛南部的扩张，使百济与新罗联合起来抵抗高句丽，但六世纪中，新罗为一己私利，突然倒戈与高句丽联合攻打百济，从此新罗与百济间开始了互相攻伐，而后新罗又杀百济王，将百济逐出其传统统治区域汉江流域，兼而形成了新罗扩张的领土阻隔在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态势，随着这一态势的形成，百济与高句丽的矛盾逐渐趋于淡化。

韩半岛三国的长期纷争，又诱发了东亚地区另一势力：日本的介入。在韩半岛三国征战不休时，兴起于九州岛的大和政权渐渐统一。随着日本与东亚国家的接触，游离于东亚大陆之外的日本渐渐开始效法中华帝国，希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隋时，日本在对隋外交中就表现出与隋并立的姿态，在对待韩半岛事务上，此期掌握日本朝政的苏我氏贵族奉行亲百济路线，而与新罗长期冷淡甚至敌对，而隋唐帝国先后形成对高句丽的优势之后，高句丽亦开始与日本联络，特别是，当高句丽渐与百济靠拢，而与威胁日本在韩半岛南部扩张利益的新罗敌对的条件下，日本与高句丽的结好进一步使日本有了更深介入韩半岛纷争的动力，于是隋唐之际的韩半岛的国际关系，因日本的介入，而更加复杂。

▍百济成为唐攻灭高句丽的踏板

隋炀帝三次展开对高句丽的大举攻伐，或因后勤不济，或因国内变乱而最终失败，对高句丽的战争甚至直接促使隋帝国走向灭亡。但隋帝国强大的武装力量毕竟沉重打击了国力有限的高句丽的军事实力，使高句丽出现了内政上的严重困难，而高句丽走向衰弱，也改变了韩半岛三国的力量对比。

一方面，高句丽在对隋战争后，希望恢复战争创伤，而此刻新立之唐朝，亦无暇顾及东北，高句丽于是积极结好唐朝，高句丽此期对唐恭顺的态度，深得唐高祖赞许，甚至唐高祖有了不令高句丽称臣的打算，于是高句丽渐渐将打击对象调整为新罗，而高句丽实力的削弱，使高句丽与百济有了进一步结盟的需要。

唐朝疆域

被高句丽和百济联合打击的新罗，为打破外交孤立，新罗几乎同时对唐和日本展开外交，但原本就不稳固的新罗与日本的关系，因日本获悉新罗有与唐结盟，将唐朝势力引入韩半岛的可能，反而走向彻底破裂，于是唐朝成了新罗唯一能选择的盟友。

新罗积极对唐展开外交，在对唐表现恭顺倾慕的同时，将高句丽与百济军事同盟对新罗的打击诉至唐朝，这期间，因高句丽内部发生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事件，原本亲唐且被唐册封的高句丽荣留王被杀，在法理上即构成对唐政治权威的挑战，同时高句丽新主的对唐态度不明，使唐朝对高句丽政权产生疑虑。

另外，与隋朝时不同，唐初新罗与百济皆对唐控诉对方，要求唐朝调停，而唐朝的总体方略则是对此互相攻伐的三国互不偏袒，维持其各自独立而又互相牵制，使之各自不得不仰仗于唐。因此最初唐并不以武力实际介入韩半岛三国的纠纷，而对百济与新罗间的矛盾则以调停为先。

随着渊盖苏文操纵高句丽无视唐与新罗的交好，加强对新罗的军事打击，而如果新罗就此灭国，韩半岛上很可能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这将对唐朝“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对韩半岛政策陷入破产，终于在唐朝对高句丽外交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让唐太宗做出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定。

在此背景下，唐朝希望百济能暂时搁置与新罗的矛盾，与新罗一道配合唐朝实现对高句丽的南北夹击，但百济对新罗的复仇之心不变，特别是当唐朝开始对高句丽进行征讨时，更便利百济独自从新罗夺取土地，于是百济与唐朝在韩半岛的战略目标有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从军事角度看，唐太宗开始的对高句丽的征讨，相较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有了诸多调整，首先是更加重视后勤准备与前进基地的建设。隋时兵制为府兵制，中央军骨干力量的府兵本承担着对外正征讨的主要任务，但与隋的关中本位政策相适应，大量的兵府设置于西方和北方，而面向高句丽的东北方向，仅辽西设有地方军性质的营州总管府。入唐以后，唐朝在羁縻原则下强化营州总管府，将原本就生活于辽西的诸民族政权纳入该府管辖，于是达到了既强化东北兵力，又节省唐直属兵力投放于此的开销。

另外，相对于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征发百万军队，实际投入三十万兵力，众多人力物力浪费于漫长的后勤补给线的问题，唐太宗压缩兵力至十万人，而主要依托营州解决补给问题。

宫廷上的唐太宗

在具体的进攻路线上，唐太宗也做出调整，针对隋朝水陆并进，水师直指大同江口，而陆军又恶战于辽西，两军难以呼应的问题，唐太宗虽然也同时兼用水陆军，但采取了集中兵力于辽东，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且这次水师的作用仅为从海路运粮，以降低后勤成本。

是役，因唐军兵力运用集中，后勤压力较之隋代有所减轻，故能取得夺取高句丽辽东地区十城的战果，但因为兵力压缩，最终唐军在安市城下不敌高句丽增援之师，唐太宗第一次亲征高句丽没有达到攻克其都城，降伏其国的战略目标。

随后，鉴于这次战役目标未竟，兼有唐初国内仍有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迫切需要，臣僚在安内与攘外何者为优先的分歧下，唐太宗唐高宗父子随后改变对高句丽的战略，从攻城略地改为长期袭扰以消耗高句丽国力。

但这种袭扰战，不足以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而此期百济趁唐朝进攻高句丽，加紧对新罗的进攻，新罗再次求援于唐。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彻底认识到百济不可能被争取过来作为夹击高句丽的盟友，那么，先消灭百济，将新罗的兵力从抗击百济的战争中解放出来，以便利唐与新罗对高句丽进行夹击就成了上策。于是在660年，唐朝十万水师渡海，自西朝鲜湾登陆，直击百济。

此役中，唐军以优势兵力渡海而来，对百济达成了战役突然性，在唐与新罗的紧密配合下，百济仅抵抗了不到四个月即告投降，百济义慈王被俘往唐朝，唐在百济故地设置五都督府，南北夹击高句丽战略构想的第一步宣告完成，于是唐随即在当年十二月兴35万大军开始南北夹击高句丽，初期唐军进展顺利，很快兵临平壤城下。

但就在此时，百济复国势力趁唐新定百济未稳，袭扰唐军后方。而高句丽亦顶住唐军的南北夹攻，分兵进攻新罗，使唐与新罗不能互相支援，以达到既减轻高句丽正面压力，又支持百济复国，使高句丽不致落入唐与新罗的全面包围的目的。

就在唐发动征服百济的战争前后，日本与唐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唐对百济展开进攻的前两年，因为唐对日本与韩半岛三国关系的不明了，唐曾通过日本遣唐使诏谕日本出兵救援被百济攻打的新罗，而从隋末唐初以来，因为高句丽、百济、日本分别与隋唐帝国和新罗的关系紧张，逐渐结成同盟，日本对唐朝的要求自然置之不理，到唐对百济开战的前一年，不知是何原因，唐朝突然软禁了日本第四次遣唐使。

第二年，随着唐对百济战争的速胜，唐高宗又让被软禁的日使在洛阳观看凯旋唐军献百济俘的典礼。至此，唐与日本在韩半岛针锋相对的战略图谋已基本明了，随着第四次遣唐使被唐朝释放回国，百济被唐攻灭的消息也随之传回日本，日本齐明天皇亦深感百济覆灭后，唐与新罗消灭高句丽只是时间问题，而如此日本势力即将被彻底排挤出韩半岛，于是日本做出了积极支持百济复国的决定。

唐骑兵

日本对百济复国的支持，是经历了从政治经济支援到军事支援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介入百济复国战争的过程中，暴露了日本支配韩半岛的野心。首先是对百济在日本为质的王子扶余丰的安排，百济遗臣前往日本求援的同时，要求迎回扶余丰继承百济王位，然而日本在放行之前，先为扶余丰安排了与日本豪族的政治联姻，继而派遣日本官员与之随同返回百济，通过《日本书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临时复国的百济政权中，扶余丰仅仅扮演了日本傀儡的角色。

另外，在唐军在662年南北夹击高句丽陷入胶着状态时，日本在直接出兵攻打唐的盟国新罗的同时，强化对半岛战事的军事介入，直接派兵援助高句丽，这一年四月，日本甚至有了“高丽破而属日本”，全面利用半岛战事使日本成为这一地区支配者的梦想。

就在日本介入半岛战事，加剧恶化了唐设置在百济故地的五都督府的安全态势的时候，唐高宗有感百济被灭，高句丽又暂时难以攻灭，且存留高句丽与新罗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亦能满足唐朝利用韩半岛内部矛盾以分化牵制的战略目标，故打算放弃对百济的占领，而坚守于此的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则等来了百济复国势力的内讧机会，百济复国军领导人物鬼室富信与从日本迎回的扶余丰发生激烈矛盾，这场内讧以鬼室福信被杀告终，百济复国军开始走向分裂。

于是刘仁愿等坚持说服唐高宗改变放弃百济的打算，增援驻百济唐军，在得到增援后，刘仁愿刘仁轨即一改颓势，一路进击至百济复国势力的大本营周留城，百济再次陷入倾覆于须臾的危机，迫使原本致力于攻打新罗的日军必须回援，这样，唐与日本间的决战即不可避免。

663年8月，唐与日本决战于白江口，虽然唐军在兵力上远逊于日军，但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唐军拥有对日本水师绝对的装备优势，加之唐水师先于日军十天到达预设战场，以逸待劳，以守为攻，充分利用日军急于解周留城之围的心理，使日军仓促间强行冲击唐水师阵营，而大败日军。随着白江口一战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百济复国力量彻底陷入绝境，白江口一役后仅十日，周留城降，百济彻底灭亡。

▍白江口战役之后：当历史照进韩半岛的现实

白江口战役之后五年，唐与新罗联军即联手攻灭了高句丽，随着唐与新罗共同敌人高句丽的覆灭，唐朝与新罗的联盟也走到了尽头。为实现韩半岛的均势，唐力主扶持亲唐的百济遗族复国，并要求新罗与百济就此盟誓实现和平，然而唐在韩半岛建立以唐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因与新罗坚持谋求一统三韩的既定国家目标相冲突，故这一政治努力宣告失败。

而后新罗为实现对百济故地的直接控制，转而支持旧敌国百济和高句丽复国势力以驱逐唐朝在韩半岛的军事存在。随着新罗对高句丽遗族的支持使后者开始侵入辽东，唐与新罗的矛盾逐渐公开化，随后爆发了唐与新罗之间的战争。

因唐的战略重心转向西方，唐朝不得不收缩在韩半岛的军事存在，置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与置于百济旧地的熊津都督府，最终被唐朝撤回鸭绿江以西，而新罗在满足其独占韩半岛南部的愿望后，亦积极寻求与唐和解，重新向唐称臣纳贡，鉴于高句丽覆亡的教训，统一新罗政权此后不再谋求挑战唐帝国在这一地区构建的政治秩序，以换取其自身的安全，从此后，韩半岛上的政权，皆以此原则与唐及之后的中华帝国建立稳定的朝贡关系。

唐步兵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在公元七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的主要矛盾是政权、土地之争，这种矛盾只能诉诸兼并战争才能得到解决。此三国在斗争中，纷纷结好隋唐帝国以期望引帝国为外援来压制敌国，而隋唐帝国在这里，则希望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均势格局，使三者皆须仰仗隋唐帝国以实现帝国控制下的和平。

作为大国的隋唐帝国在韩半岛的战略目标就与上述三国各自的战略目标存在层面上的根本不同，表现在实际操作方面，往往就会出现与初衷相悖的结果，唐与新罗联盟消灭了不服从唐意志的百济与高句丽后，反而是新罗将唐势力逐出韩半岛南部，使唐朝前期成本高昂的军事征服成就付诸流水，即是明证。

而此期的半岛纷争中，被引入半岛的国家并不只有隋唐帝国，意图支配韩半岛，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天下秩序的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半岛战争的走向。战后，韩半岛为新罗所统一，并主动承认唐在此地的主导地位、日本在此后近千年不曾染指半岛，是以唐帝国具备对日本的绝对优势为前提的。

当历史进入近代，韩半岛周围的国际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日、俄、清以及诸西方殖民列强，都成为可以左右韩半岛政治走向的大国势力，且这些大国间不再存在类似七世纪的唐朝与日本那样悬殊的实力差距。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韩半岛不幸再次陷入分裂，五十年代半岛上的对立的两个国家再次爆发战争，这是美苏冷战背景下，又一次大国势力利用半岛国家间的矛盾，以半岛人民的血，实现自己战略目的的悲剧。

自七世纪以来，一个统一和平的韩半岛有利于东亚国际秩序的长期稳定，任何旨在在这一地区建立单边霸权的大国的军事努力，除了搅动东亚的不安和成为大国自身的负担，尚未有成功维持其秩序超过一个世纪的。

令人不安的是，时至今日，韩半岛国家与中国日本都已早不是千年前模样的时候，三方关于千年前那次战争的历史叙事，竟依然折射出现实政治需求的影子：围绕高句丽是古代中国地方政权还是韩半岛古代国家的争议，在中朝韩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解读，进而，关于那场战争性质的认识，更是有中华帝国谋求统一与中华帝国野心膨胀侵略他国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大环境下，对这段历史的解读，依然透露出韩半岛国家对其民族统一独立，实现自主的渴求，使我们不得不对千年来长期处于大国支配下的，惨遭战争奴役之苦，被迫成为大国霸权祭坛上牺牲品的韩半岛人民产生深切的同情。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韩半岛上对立国家间矛盾的解决，若依靠各自引入大国为援的途径，则不仅不能有助于实现和平，反倒会因为大国间更多层次矛盾的存在，而加深韩半岛国家的苦难。

能够让韩半岛和平安宁的，不是核弹、长程火炮、隐形战机和反导系统，也不是大国的经济援助外交调停，而是这个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和解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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