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不同宗教文明之间如何和平共处，避免冲突？或许我们中国就是最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并非从建国后得出，而是自古以来。当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与阿拉伯、突厥等穆斯林在中东打得难解难分时，东方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却有30多种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此贸易、杂居，友好往来，探寻根源，则跟中国这方土地的“气质”息息相关。
早在周朝取代信奉巫鬼神话的商朝后，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理论，以自己“受命于天”来解释自己取代商朝的合理性，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而这个“天”就是“君权神授”中的那个“神”。不过这里的“天”却并非基督教里的上帝或佛教中的佛祖那样的人格神，“天”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形象，也不是一个实体。
这种非人格化的神比之人格化的神，是向无神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而且文王作易，周公定礼，不仅如何预测（祭祀）有了理论和标准、客观、可重复操作的方法，而且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规则（周礼）。从此所谓的宗教祭祀就成了礼法中的一部分，受王法的监管。
再后来，天命观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中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为怀。”天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法则，而是一种道德秩序和民心向背的反映。因此从周朝开始，中国文化出现了从重视鬼神、天命到道德、人心变化的过程，以至于孔子见到“八佾舞于庭”时，都会爆粗口“是可忍，孰不可忍”。
用现在的话简单理解就是，周礼用礼法的形式赋予了周天子统御天下的合法性，再后来儒家思想逐渐取代了宗教的地位，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这种统治理念的转变铲出了宗教最重要的生存土壤。这也是中国统治者为何不需要宗教来帮助统治，而西方却需要宗教工具来稳固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治上的早熟，甚至早熟到了在世界三大宗教诞生前，就找到了可以替代宗教的整合工具。同时儒家思想也将中庸、兼容并蓄的思想深刻在中国人骨子里，所以任何中国传播到中国后，都要经历一轮中国化，变得包容宽忍，否则就难以扎根生存，就算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是褪去了最初的暴力（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便是太平道为纲领），讲究清静无为。
于是对于这些导人向善的宗教，中国人的态度是开放包容的。一个庙里可以供各式的神，同时享受香火。而前提是各种神的存在，不要影响到华夏文明家国天下体系的传承。一旦有宗教可能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层面上影响到社会稳定的话，便会出现压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宗教想在中国独立存在，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就基本为零了。
相反，在那些非农耕核心区的边缘地区，比如完全不事农耕的游牧草原地区，那些曾经传入东方的宗教，反而会更有机会生存下去。上上期我们所讲的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草原时，信仰景教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等张口上帝闭口魔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毕竟离基督教核心区过于遥远了，最终昙花一现也是必然。
当然在信仰选择上，主观上的动因也不可忽视，比如有时选择这个信仰，并非是因为看好，而是为了显示自己或族群与周边邻国不同，彰显自己的地缘独立性。这一点，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尽管当年无力面对阿拉伯帝国的武力值，但屈服的同时却固执的选择了伊斯兰信仰中的什叶派，而非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信仰的逊尼派，就鲜明表露了这一点。
这就是中国平和的宗教，为何极端宗教思想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相信答案就在你我心里。
上期回顾：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时，为何克烈部与乃蛮部信仰的却是基督教？备注：本文是维达原创作品，仅为一家之言，转发请注明【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及出处】，严禁抄袭。另文中配图部分引自网络，如有版权私联请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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