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要敕修《贰臣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日，皇帝弘历谕称翻阅《明末诸臣奏疏》，语多可采，不必全禁，而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那是四库开馆的第五个年头，伴随而起的还有禁书潮，弘历认为王永吉等在降顺后虽也曾效力，但大节有亏，不可与大清开国元勋并列，命国史馆另立《贰臣传》一门。收录的原则为“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即所谓两仕。

招降纳叛，实乃每一个新王朝兴起过程中的必要举措，大清亦然，曾对明朝大臣和边将极力收买罗致，多多益善。而在建国定鼎之后，功绩卓著者写入国史，并不区分原属本部还是敌方。忽忽一百多年过去了，设立《贰臣传》无疑为一种羞辱，尔辈虽已化烟化灰，其后嗣则大量存在，乾隆究竟要干什么？

厌恶钱谦益

比较起来，在晚明备受倾轧，不得已退居常熟的原礼部侍郎钱谦益投降略晚：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清军进入放弃抵抗的南京城，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与几位公侯勋裔在大雨中迎降，“褰裳跪道旁”。据说柳如是曾力劝其投水自尽，他伸手摸了摸，以水太凉拒绝，而好友河南巡抚越其杰、参政袁枢皆绝粒而亡。朝廷很快任命钱谦益为礼部右侍郎，兼明史馆副总裁，约半年称病辞归。之后，钱氏两次入狱，放出后仍与南明政权频频联系，参与反清活动，也在诗文中抒发对新朝的不满，其时文网不密，竟也侥幸活到八十三岁。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甚受弘历礼遇的老臣沈德潜进京为皇太后祝寿，上呈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求皇上题序。弘历随手披阅，见以钱谦益冠首，加上排序、避讳等问题，遂命南书房翰林逐页审核，重加编定。应是见老沈对钱氏吹捧太过（如“推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上谕中特别提到钱谦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即以诗言，任其还之明末可耳，何得引为开代诗人之首？”除责备沈氏年老昏聩，乾隆也对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未加规正予以训斥。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乾隆翻阅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越看越气，认为对清朝多有诋谤，即加痛斥：

“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谕令各督抚等广发告示，尽行收缴，将书版解送京师，并命京城地面由九门提督、巡城御史严密稽查。

至四库开馆，从缴进图书中发现违碍作品，弘历降谕各省查办，再一次强调提出品节问题，指斥钱谦益身仕两朝，不能死节，禁毁其书意在“励臣节而正人心”；而“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尽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他历来心思缜密，想到沈德潜虽逝，其家可能保存《国朝诗别裁集》原刻本，传谕江苏巡抚杨魁速查明回奏，并再一次提及“集内将身事两朝、有才无行之钱谦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论”，可谓厌憎入骨。

特设立《贰臣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日，乾隆谕令国史馆编纂一部旷古未有的《贰臣传》。阁部大臣遵旨集议“明季殉节诸臣谥典”，拟分为专谥、通谥两类：“其生平大节卓然，又艰贞自靖者，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谥；其平时无甚表见，而慷慨致命，则汇入通谥之例。”乾隆认为“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之道，已无遗憾”，赐题《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

而与之相映衬，乃钦命编纂一部《贰臣传》。当初对明臣的招降本属费尽心机，就连皇太极也不惜降尊纡贵，此时则以“望风归附”概括之。弘历也稍加区分，先是辽东交兵时期的洪承畴、祖大寿，再是定鼎北京时的冯铨、王铎等人，然后才轮到南明总兵田雄与将军左梦庚，次第分明。毕竟已是乾隆朝，可以撇开利用价值论人了，弘历将之提升至品节的高度，认为尔辈在故国危亡之际贪生怕死，实在是人格有亏。谕旨称这些人虽为本朝立下大功，但不应与范文程等纯臣并列，也不宜忽略不计，准情酌理，特设立《贰臣传》一门。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清初贰臣颇有因功授爵者，子嗣承继，也至于高位。如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其四世祖李永芳就是贰臣，万历末以抚顺游击献城而降，是为第一个投降的明朝边将。弘历略加安抚，表明其后代“原在世臣之列，受恩无替”，接着就强调此举意在公平修史，在于为世人树立一个品节纲常的标杆。

不知贰臣之后有多少正在朝为官，原来的家族荣耀化为耻辱，百口莫辩，也无人敢辩，试想李侍尧等又能说些什么呢？

贰臣的再分类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应是在翻阅了部分文稿后，乾隆命将《贰臣传》分为甲乙。

同为贰臣，差别实际上很大。弘历认为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归附后勋绩昭著，忠于大清，应列入甲编；而像龚鼎孳之类先降大顺军再降清军、贰而又贰者，以及钱谦益这种带头归降、觍然受官又私下写诗诋毁之流，只可列入乙编。

贰臣，实乃一个久远且普遍的存在，历朝修史皆将之附入列传，而单设一门，再分甲乙，实属弘历的创立。编纂过程中，乾隆又发现新问题：“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后封平西王，复举兵叛乱，数年始定，可列入《贰臣传》乎？经过思考甄量，乾隆决定再加区分：“惟《贰臣传》一门，前经降旨另编甲乙，乃我朝开创所有。此实扶植纲常，为世道人心之计，自应另立专门，以存直道。至叛逆之臣如吴三桂等，亦应明正罪状，另立一门，用昭斧钺之严。”至五十四年（1789）岁末，乾隆谕令：“特立《逆臣传》，另为一编，庶使叛逆之徒，不得与诸臣并登汗简；而生平秽迹，亦难逃斧钺之诛。”不光要为钱谦益等贰臣立传，也要为吴三桂这样的逆贼立传，看来弘历是想明白了，把一大堆难题抛给了史官。

忠贞的意义

设立《贰臣传》，弘历一再宣称为的是“昭褒贬之公”，即公平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应予追问的是，怎样才能做到评价的公正？褒贬之依据又是什么？

首在品节。

对于国之大臣，忠诚坚贞，实乃品节之大端。曾任南书房翰林的朱珪有句话值得注意：“赐胜朝守节之谥，以显忠也；贰臣有传，以励贞也。”此人立朝清正，以人品学问深得弘历信任，他将《贰臣传》与此前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合并论列，可谓抓住了关键。

乾隆敕修二书时，清朝臻于极盛，而衰象亦显，突出表现为贪腐滋蔓、叛乱时起。有的学者以为弘历已有危机感，故而拿着贰臣做文章，实则未必。更可能的是：由于对兴修《四库全书》的重视，他集中阅读儒家经典，大量翻阅明末奏议和遗民著述，亦重新思考前明的败亡和本朝的兴起，看到了明末群臣的品节差异，也看清了忠贞的意义。褒扬忠贞不贰，贬斥投降变节，从来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评判原则，而非国难当头时的临时需要，不是吗？

如果说乾隆此举的特别之处，应在于他试图将臣子的品节标杆化。《胜朝殉节诸臣录》系为忠臣立传，大节卓然、艰贞自靖者“按名定谥”（即专谥），唯有史可法一人的谥号为“忠正”，置诸顶端；而对那些平日未见杰出、临事慷慨效命者予以通谥，再细分为忠烈、忠节、节愍、烈愍，各有刻度。至于《贰臣传》，则可视为变节者的耻辱柱，又因叛附时情势悬绝、降清后作为不同，分为甲编和乙编，那位被讥为“非人类”的钱谦益当处于柱之底端。至于吴三桂，则被从《贰臣传》除名，列为《逆臣传》之首。

品节，本来就具有层级的义项，以之纪事论人，法度俨然，刻度判然。乾隆将之作为官修国史的重要标尺，值得关注和研究。而人性的千差万别，易代之际的复杂错综，使得评判很难，量化尤难。如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曾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给都督敕书”，其算贰臣乎？逆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