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985的寒门子弟，还要在名校经历一场“崩溃”

作者 | 郑渝川

本号原创

“寒门子弟上大学”，无论在这本书所指的美国，还是我们所在的中国，抑或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极富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意味的命题，关乎社会流动。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这本书的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本人就出身于穷人家庭，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幸运地把握了机会，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哈佛大学任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但书作者很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大学在升学录用中的选拔性越强，其录取的穷孩子的比例就越低。

获哥伦比亚、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美国顶级高校录取名额的人中，来自美国收入分配排位后半段家庭的，只占全部本科生的14%；而录取竞争难度第二梯队的大学，如狄金森学院，同比数据也只有16%。相比之下，来自收入分配排位占前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比例分别为63%和70%。

按照经济学家拉杰·切蒂等人的研究，收入高居金字塔顶部1%的家庭（年入63万美元以上），与那些收入在3万美元及以下的底部家庭，前一类型家庭的孩子入读常春藤盟校的可能，高出了77倍。

正因为此，我国以及美国等国家，都为此出台了旨在阻止寒门子弟上大学尤其是顶级名校比例继续降低的专门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顶级名校也愿意拿出资源来资助那些确实具备学术天赋的穷孩子。这些政策的收效（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可谓立竿见影，确实有效促进了大学增加寒门子弟录取的比例，也大大减少了他们（她们）因经济考虑放弃录取机会的状况。

然而，至此，“寒门子弟上大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吗？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这本书叙述的是这个命题所包含的后半段问题，那就是寒门子弟来到大学之后如何适应校园学习、生活、人际环境和文化的问题。

01

“优渥生活和卑微生存”的摩擦

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前述政策红利被大学尤其是顶级名校录取的穷孩子，首当其冲就面临文化适应问题——穷孩子所来自的家庭、家族、社区环境，所习惯的文化氛围，与学校里可谓天差地别。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很有名。但大学必然有大楼，大楼里边就有着穷孩子所不熟知的一切。而且，更关键的是，现在的大学普遍被理解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为产业发展提供驱动力，就连是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文科院校、文科专业，也抓紧机会融入创新经济的大潮，整个校园都呈现出浓郁的、与财富联系的氛围。

寒门子弟在进入大学后，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环境中，他们（她们）必然要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互动。正如《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书中谈到的，家庭财力较好的同学并没有在炫富，却不可避免要说起自己的生活，比如跨国旅行，比如奢侈品，比如在其看来自然而然的高额消费。考虑到大学里寒门子弟所占比重较低的事实，这样的氛围不可避免就带来“优渥生活和卑微生存”之间的摩擦。

当然，正如书作者所说，确实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寒门子弟，大学期间在心理上会较少受到自己的有钱同学的影响。这并不是其意志力多么强大。而是因为这类寒门子弟，从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因为学习天赋而跨街区甚至跨地区、跨城市进入了高水平的中小学，已经更早适应了与有钱同学的相处。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着力推动所谓的中小学名校组成教育集团，以品牌式、集团式管理的方式快速扩张，与民间资本合作建立/改造建立了多所分校——总校是公办，分校是民办，后者享用前者的名牌甚至优越师资，并收取高额择校费和学费。

“名校办民校”也会招录一些成绩优异的寒门子弟，给予费用减免甚至全额减除以确保升学率（升学率正是高价收费的依托所在）。在这些学校中，也不可避免存在年龄甚幼的寒门子弟与有钱家庭的同学共处的问题——一定存在那些能够很好适应而在升学竞争中继续高歌猛进的寒门子弟，也就肯定会有因无法适应而不幸沉沦的孩子。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书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概念“微侵犯”，也就是有钱同学，以及大学的教师、校方在日常行为和管理中的举措，对穷孩子的伤害程度很轻、但累积起来伤害性不小。比如：

有钱同学可以用钱来搞掂、绕越学校管理、社区管理甚至法律约束的一些限制，例如美国大学禁止一年级新生不得在宿舍里饮酒，但有钱同学只要花钱支付罚款以及救护车出诊费用，上述限制就不复存在，这让守规矩的穷孩子感到很受伤害；

有时，有钱同学会邀请穷孩子去远远超出后者支付能力、绝没有“回请”能力的餐馆吃饭；

有时，有钱同学会口无遮拦地议论穷人那些让人不悦的生活陋习（其实更多因归结于穷），这几乎已经等于指着穷孩子的鼻尖开骂了，但前者其实绝无怼人的主观意愿。

02

为什么寒门子弟怯于和老师交流？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安妮特·拉鲁在其所著的《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书中就曾谈到，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孩子只能获得相对更差的物质条件，也缺乏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的条件，所以在长大后，会“表现出一种逐步形成的局促感”。

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孩子通过家庭的支持，在球类运动，集体性的文艺活动之中培养了协作精神——这些压力型、项目型的群组，与成年人职场的小组运作方式惊人一致，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孩子从学前班阶段就开始为未来的职场进行准备，不会动辄怯场，能够很好地与成年人打交道。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书中谈到，在美国的大学，虽然绝大多数教授对于自己的学生都表现出慷慨交流的邀请，“我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勇敢地接受教授邀请的学生，几乎全都是有钱同学。

这个很正常，财富从来就来自于关系经营，有钱家庭的孩子很早就知道了这一点。而在教室以及教授办公室、图书馆以外，如果有钱同学遇到自己的老师，以及其他教职人员，也能落落大方地与之寒暄交流。

并不是寒门子弟都不具备上述“文化资本”，但正如安妮特·拉鲁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她们）中的多数人确实都很局促。这就使得他们（她们）很难做到争取到教授等教职人员在学业上的指导，以及通过结识并保持与行政人员的交流而及时获得评比、推荐、实习等重要信息。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这本书还谈到了勤工俭学政策（美国叫做“校园派遣”）虽然为穷孩子完成学业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补充支持，却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他们（她们）的心理负担，更为频繁地促使穷孩子意识到家庭财力远逊于同学的事实。而在相当数量的学校中，富家子弟对于从事保洁等勤工俭学工作的同学，也并没有总是保持尊重，而是相当轻蔑的吆五喝六。

国内也一样，也就是说，即使是那些考上985的寒门子弟，大多还得在大学经历一场“崩溃”。

与之同时，校园里的勤工俭学项目现阶段的的确确无法培养穷孩子的职业技能，这似乎成为了一个相当糟糕的预示：

哪怕是穷孩子完成了大学学业，由于缺乏足够的家庭、家族、社区人脉支持，稍有不慎，也可能快速回返到自己父辈的财力状况和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