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悉达多》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哲学理念？

《悉达多》是一本讲述如何找寻真正的自我、如何聆听生命的意义的哲学书。

文/李雪涛

《悉达多》（Siddhartha）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于1922年完成的一部文学作品，描写了婆罗门之子悉达多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寻求解脱的过程。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黑塞是用一种朴素而又诗意化的语言写就的，其中第一部是献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而第二部是献给他当时在日本的表弟威廉·贡德尔特的，这位表弟后来成为了东亚语言、文学和宗教方面的著名学者。这部小说既包含了西方宗教、思想、文化的传统，也体现出了亚洲的智慧。而在证悟的方式方面，黑塞无疑接受了印度和东亚“不可言说”的解脱观念。

黑塞出生地卡尔夫小镇一处泉水旁的黑塞像

“证悟”并非佛教的专用名词，而是从传统的印度思想、宗教中借用而来的。日本当代佛教学者水野弘元指出：

“在印度，一般所认为的人生最高目标，是脱离轮回的束缚，获得没有苦恼的自由境界；所谓‘证悟’，就是指这种境界。”

隋代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吉藏在《胜鬘宝窟》中写道：

“摄受正法，证悟于理。”

至于以什么方式“摄受”，佛经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到了唐代，圭峰禅师宗密提出：

“识字看经元不证悟。”

其实早在1921年，黑塞在给德国著名佛教学者诺依曼翻译的《乔答摩佛陀说法集》（Die Reden Gotamo Buddhos. Zum ersten Mal übersetzt von Karl Eugen Neumann. 3 Bd. München: R. Piper & Co., 1911-1921）所撰写的书评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书评中，黑塞对作为时代的一种时髦潮流而在德国形成的“佛教热”提出了他的根本看法。

黑塞

对他来讲，欧洲向古老的东方寻求精神文化，表达的是一种衰落现象，即欧洲人在尝试寻找一种能够对抗科学专门主义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反作用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诺依曼所翻译的《佛陀说法集》对实现这一目的是有用的工具，黑塞写道：

“也就是说，佛陀的教法并非一种教义的大纲，而是各种禅定的实例，禅定性思维也是我们能从这些说法中学到的。禅定是否会通往比科学性思维更有价值的其他结果，这是没有必要讨论的问题。”

禅定所通向的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一种认识，而是促成了“意识状态的一种推延”——这是一种技艺，“其最高目标是一种纯粹的和谐，一种在逻辑和直觉思想上具有同时性和均衡性的合作”。很明显，原始佛教所关注的更多是修行的问题，而非哲学上的形而上学问题。三卷本的《说法集》系巴利文《经藏》（Sutta Pitaka）之中部（Aus der Mittleren Sammlung Majjhimanikayo des Pali-Kanons）的德文译本，1921年三卷全部出齐的时候，诺依曼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尽管德国学界对他的译本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德文的表达中有太多重复的地方，但1921/1922年出版的这套书在当时还是发行了36000册，可见其影响之广。

雅斯贝尔斯

大约跟黑塞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佛陀所传授的并非知识体系，而是一种解脱之道。他并不认为证悟是“有关某一事物的知识，而是一种行动，并且是包含一切的行动”。其实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佛陀的意义在于：

佛陀的生命之路是可能的，并且得以实现。直到今天在亚洲的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佛教徒实现自己人生的这一伟大事实。它揭示了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一个人并不是他现在偶然而成的，他是开放的。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

在这里，雅斯贝尔斯当然是将解脱之道与他的实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结合在一起进行阐述的，对他来讲，证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不是纯粹能用理论的方式可以解决的问题。

悉达多经历了世俗的人生后，一度想投河自杀，后来经历了“大死一番”后，他在河边认识到：

“这是件好事，”他想道，“把人们认为有必要了解的一切都亲自体验一番。我小时候就学过，世俗的喜悦和财富并非善事。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直到现在我才有切身的体验。而如今我切实地了解了这些，并不是仅仅运用记忆，而是运用我的眼睛，运用我的心，运用我的胃。我很高兴能懂得这些。”

此时的悉达多已经了解到，人生的智慧并非仅靠教义和记忆，重要的是要运用眼睛、心和胃来证悟这一切。劬嫔陀在佛陀那里尽管聆听到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等一切言诠，但这些并未使他获得最终的解脱。是悉达多冲他微笑的一瞬间，才使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悉达多的这一微笑，相当于禅宗祖师接引弟子的当头棒喝。

因此，黑塞对证悟的看法，其实跟禅宗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根本不认为佛陀的教义就必然导致证悟。前些日子在读《出三藏记集》的时候，读到道安的《道行经序》。在一开头，道安就告诉所有想要了解这部经的人：

“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

尽管道安很重视佛典汉译，但他同时认为，通过考察经中文句的方式来征验义理，单纯从文字表达来理解佛陀的教义，这些当然都是不可能获得解脱的。这也让我想到陆游于庆元五年（1199）所写的诗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

而在黑塞看来，从书本上得来或从别处听到的道理毕竟跟自己没有关系，要透彻地认识世界和自身还必须“躬行”。

写到这里，我想起《五灯会元》中的一则公案：古灵神赞在福州大中寺出家，后行脚遇百丈禅师而开悟，之后依然回到原来的寺院做和尚：

本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遂有偈曰：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这只蜂子不知天地之广大，眩于假相，认为百年的故纸中有光明洞天。因此，真如实相并不在经论典籍之中，所谓的实相般若仅仅是为了显现实相般若而已。如若一味拘泥于教义，死守船筏不放，最终只能像那只蜂子一样撞死在故纸堆中，悉达多也深知其中三昧。

在《悉达多》一书最后一章中，悉达多幼年时的朋友劬嫔陀知道自己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已经得道。劬嫔陀在离开他继续云游之前，恳请悉达多告诉自己他得道的奥秘。悉达多回答道：

是的，我有时会有一些想法和认识。偶尔的时候，我会整个小时甚至整天会感到为知识所充满，就像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生命一般。某些想法就是这样，但对我来讲要传达给你，却是非常困难的事。你看，我的劬嫔陀，这就是我发现的思想之一：智慧是无法传达的。一个智者试图要传达智慧，听起来总让人觉得是愚痴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在悉达多看来，即便是佛陀本人的经验，也是没有意义的。南朝齐梁间的名士陶弘景，多年来一直隐居于曲山之上。据说后来他的好友萧衍取得了帝位，几次想请他出仕，都被陶弘景拒绝了。萧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派人将朝廷的文件送到曲山，请陶弘景帮忙决策。陶弘景“山中宰相”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他在《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中写道：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在这位隐居先生看来，智慧和感受只能靠自身去体会，即便是自己的孩子或徒弟，也是无法传授的。六祖慧能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这个道理。沩山灵佑的语录中有一段说得好：

“自心还自决，自修还自悟，非关于别人，纵饶父子，亦难相代，所谓借人鼻管出气不得。”

在禅宗看来，证悟是事关自身的一桩大事，如果没有自身的经历，纵有佛说也不过是“借人鼻管出气”罢了。《维摩诘所说经》中说：

“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陶弘景并没有将他的好友萧衍看作外人，但他的确无法将此时他在山中的“怡悦”传达给萧衍。这一点作为摆渡人的婆薮提婆比作为父亲的悉达多认识得更清楚：

你难道真的相信你做了蠢事就可以让你儿子避免去做这些事吗？ 你难道能保护你儿子能免于轮回？ 怎么可能呢？ 借助于教义，借助于祈祷，借助于告诫？ 亲爱的，你难道完全忘记了婆罗门之子悉达多的那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那是当时你在这里告诉我的。是谁能使沙门悉达多免于轮回，免于罪孽，免于欲望，免于愚痴？ 难道他父亲的虔诚，他老师的告诫，他自己的知识，他自己的求道能使他免于这一切？ 哪一位父亲，哪一位老师能使他免于去过自己的生活，使他免受生活的污染，让他免于为罪恶所累，让他免于吞咽人生的苦酒，让他不去寻找自己的道路呢？ 亲爱的，你难道会相信，有人能够免于走这条路吗？ 也许因为你爱这幼小的儿子，因为你愿意他能免于烦恼、痛苦、失望？但是，纵使你为他死去十次，你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悉达多的儿子逃离了他，独自去吞咽人生的苦酒去了。爱子心切的悉达多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将自己体悟到的智慧传达给他的亲生儿子。

在黑塞看来，知识的体系并不构成解脱之道，并且智慧是不可传达的，哪怕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这个由作家黑塞所建构的悉达多故事，其实是一个异质的多元文化的统一体，它将断裂的时间和空间重新“安排”在了这个虚构的“印度”中，其中并没有连续的时间和历史，这是一个古典主义与浪漫派的冲突与融合，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式”的狂想，以及西方文化危机时刻对东方的想象等等元素组成的关系网。因此，在黑塞那里，印度仅仅是他编制的柔和了异质性的理想空间而已。黑塞本人在1922年《悉达多》出版后写给茨威格的信中说：

“我的圣者穿着印度式的外衣，但他的智慧更接近老子而非乔答摩。……我常常在这一源泉中畅饮。”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悉达多》之中既有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也具有世界主义的理想，同时也是一部“跨越民族、不受时间限制的各种思想联合起来的”著作，但从证悟的方式来看，佛教和中国智慧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