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魏源——纪念魏源 230周年诞辰 | 特别报道

编者按：时至今日，再读魏源的著作和思想，他的眼光和胸襟，他的抱负和格局，仍然能给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我们诸多启迪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隆回县人。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出任过高邮知州等职，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

“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这是21岁的魏源写下的一副对联，表现了其为学处世的态度，也彰显出一名二十出头的青年立志修身报国的远大志向。

提起魏源，大家几乎能脱口而出历史课本中他提出的救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魏源为危在旦夕的清王朝找出的“救时方”。

回顾魏源的一生，从青少年时期刻苦求学、艰难游学，满怀报国之志奋发图强，到幕府历练贡献卓越才能，著书立说“谋救时方”，再到看透清廷腐朽无望最后皈依佛门，晚年终日不过二三语，他坎坷的一生充满着怀才不遇的悲剧色彩。

今年的4月23日，是魏源230周年诞辰。时至今日，再读魏源的著作和思想，他的眼光和胸襟，他的抱负和格局，仍然能给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我们诸多启迪。

“腹内孕乾坤”

魏源的故事，开启于公元1794年。在他出生的前一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当时正是乾隆王朝末期，腐朽衰败之象已显。

马戛尔尼使团此行，旨在通过和平协商，令清政府取消种种贸易限制与禁令，以打开中国门户。令马戛尔尼一行震惊的是，大清王朝对最新的世界文明全然不知甚至漠视，这些朝廷官员认为使团带来的礼物——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挂钟，以及由西方工业文明所孕育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船只、连发枪等见证文明的机器是“奇器淫巧”，他们只关心如何令这些“贡使”晋见皇上时跪拜。

由于统治者的盲目自信，使当时的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794年1月，马戛尔尼一行无功而返，然而此行彻底推翻了欧洲人此前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知：“清政府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那是神权专制之下的一片“雄伟的废墟”，“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大使们的笔记里这样记录着。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魏源在湘西南山间的一座木质四合院里诞生。谁会想到，他将来会成长为清末王朝最清醒的启蒙思想家。

魏源幼时沉静，喜欢默坐。他后来刻有一颗上书“默好深湛之思”的方印章，正说明取字默深的用意。

这样的性格很适合读书治学，魏源在少年时期便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学习天赋，常常足不出户，闭门苦读。“就局一室，偶出，犬群嗥”，连自家豢养的狗也把很少外出的他当生人而狂吠不已。

由于经常苦读至深夜，“寡言笑，鲜嗜欲，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至友晤谈，不过数刻，即伏案吟哦”。母亲怕他熬夜读书伤神，“每夜定，灭灯令其卧”。魏源却等父母熟睡后，“潜篝火被底翻阅”。

魏源7岁开蒙，9岁赴县城应童子试，县太爷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极”嘱对，魏源摸着怀中两个麦饼当即朗声对曰：“腹内孕乾坤。”语惊四座。

乾坤即天地，魏源的天地，即是沿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科举取材之道，一步步走出邵阳，走出湖南，走向皇城，这几乎是一种时代的宿命。

所幸魏源腹中的“乾坤”是殷实的，14岁时来到邵阳县城爱莲书院求学，深受爱莲书院浓厚的文化氛围所感染；15岁考中秀才入邵阳县学读书。这期间他开始研究陆象山、王阳明的著作，并喜读历史。

19岁，他为准备拔贡考试在岳麓书院读书一年，当时的山长袁名曜，一再告诫诸生：“士先识器而后文艺。”袁山长重视史地实学、器识才能的教育思想和学术风格，深深影响了魏源。通经致用、实事求是，从此成了这个年轻士子的风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无双国士”

21岁，魏源进京，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人生苦旅。

进京前的沿途见闻，让他感受到清王朝腐朽无能，民间怨声载道，河治不修、水患严重。他写道：“去岁大兵后，大侵今苦饥。黄沙万殍骨，白月千战垒。至今禾麦地，极目森蒿藜。”一路北行，魏源对民不聊生的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入京3年，魏源广交师友，探讨学问，结识了陶澍、贺长龄、林则徐、刘逢禄、龚自珍等一时名士，由早年“究心阳明之学，好读史”，转向四书五经和诸子，尤重《诗经》与《老子》，再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注重经世致用。这种广泛的学术兴趣，让魏源开拓了视野，初步形成了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学术风格。

和很多才子名士遭遇一样，魏源的仕途际遇并不顺遂，可以说是高开低走。1822年，28岁的魏源应顺天府乡试冠南籍，也就是获南方各省举人第一名。此后多年，魏源蹉跎科场，先后五次名落孙山。

1823年，魏源第一次参加会试，由于未按科举制度的繁琐文风答卷，未被录取。1826年，魏源再次参加会试，评卷人刘逢禄称其试卷“经策奥博”，却因触及时政与龚自珍双双落榜。刘逢禄十分惋惜，写下《两生行》一诗，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龚魏自此齐名，一起成为我国清末启蒙运动中的“双星”。

直至1845年，五十出头的魏源终于考中进士。他此时的人生已是日薄西山，大清王朝也已经日薄西山。

然而，魏源的经世之才，虽很长一段时间折戟于科举功名这条传统求仕之路上，却在幕僚佐政上开辟了另一番天地。

经世之才

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十九年（1839），魏源先后随贺长龄、陶澍度过了14年之久的幕府生涯。这促使他“留意经济之学”，并为其经世致用思想提供了实践机会。

32岁那年，魏源来到南京，成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幕僚，协助其谋划政事。他终于走出注重经典考据的书斋，开始接触诸如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为政”实事。

1826年，他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完成，这本受贺长龄之托，耗费他一年多心神编辑的皇皇巨著，分学、治、吏、户、礼、兵、刑、工八大类六十三目，共120卷，收集清代前中期提倡经世实学、有“治国平天下”价值的论文。

魏源“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晚清政界和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晚清汉学大师俞樾在《皇朝经世文续编序》中说：“《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蠖，几乎家有其书。”政界从中吸取了思想养分，学界则开始扫除空疏虚浮的学风。

贺府编书，仅是魏源经世实践的开始。

他随后参与并力主推动的漕运、盐政、币制、水利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进一步彰显了他的经世才能，同时也促进了他思想的形成。

他力主改革漕运，以海运代替漕运，这一主张得到清政府的采用，最终促成了第一次海运漕粮从上海到天津的成功。他写出《筹漕篇》和《复魏制府询海运书》等文章，指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认为海运成功的经验，是借用了商人的力量（航线、船只、技术等），实现了利国、利民、利官、利商。这种重商、富民的思想，在推崇“士农工商”传统的封建社会，其眼光和见识不可谓不超前。

1829年，已经参加了三次会试的魏源未能高中。此后，魏源更是一心扑在实政之上，成为务实的改革者。

1830年，陶澍升任两江总督，感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盐政积弊甚深。魏源久居两淮盐政中心的扬州，洞悉盐务症结之所在，他认为：“鹾政之要，不出化私为官，而缉私不与焉。”他向陶澍提出了变法、裁费、轻本、减价、敌私的改革思路。

票盐改革的成功，打破了政府对食盐的垄断，同时放开了市场，道光帝大为高兴，于道光十五年（1835）召见陶澍，手书“印心石屋”题字赐陶澍，以褒其功。魏源也因为在盐政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从此名扬天下。

救时之方

如果说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和参与漕粮海运与盐政改革等是魏源面对国家内忧而做出的努力，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则让魏源把目光迅速转向了如何应对国家的外患，思考如何拯救民族危亡。

这不得不提那次改变魏源人生命运的会面。那是1841年六月的一个夜晚，眼见朝廷和战不定，心中苦闷的魏源只得从浙江的御敌前线退下来，返回扬州。途经镇江时，他邂逅被贬的林则徐。

在一家简陋的小客栈里，一盏昏灯之下，47岁的魏源与56岁的林则徐老友相见，悲喜交集，他们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

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一书手稿和其他资料，全部交给魏源，嘱托他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编撰一部更为详尽可靠的西方史地全书，以唤醒国魂，了解世界。

自此，《海国图志》的编撰工作便贯穿了魏源的余生。

他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收各类中国史志与类书，明、清以来的华人岛志与海外见闻录，外国著作，近日夷图、夷语，以及时人关于海事的一些论述。1842年12月底，魏源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1852年再增补为一百卷本，历时十年之久。

书中，魏源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对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探讨，为国家民族寻求切实可行的雪耻图强之路。

正是《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使魏源的名字闪耀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

“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书中的这些文字，思想里有着太多近现代精神的启蒙——关于列国关系的外交思想，关于面向科学的知识视野，还关于开放贸易的商业精神。

用今天的眼光看，魏源的观点已不新鲜，甚至大可商榷，然而在那个沉醉于天朝上国迷梦，对西方“奇技淫巧”嗤之以鼻的时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可谓石破天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屡次被禁。

尽管在之后的半个世纪，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大臣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都深受其影响，但在当时未能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倒是《海国图志》漂洋过海到了东邻日本之后，悄然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图景，从此改变了中日的国运。

最后归宿

魏源一生忧国忧民，可内忧外患的晚清却一次又一次地抛弃了魏源的远见卓识。

1844年，已经50岁的魏源第六次参加会试，成为贡生，次年参加殿试，终于高中，赐进士，以知州身份派往江苏任职。好友邓显鹤为魏源无缘入翰林、做高官而遗憾。魏源十分旷达地说：“现在许多官老爷整日以蝇头小楷、俳体八韵为报国之能事，我若与之同流，情何以堪？不如踏踏实实到基层做个州县小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魏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两任知县，一任知州，均在着力减轻农民沉重的田赋负担，带领百姓抗击洪涝灾害、修筑河堤，还购置义地、办义学，整饬恤嫠会和育婴堂，给百姓传种牛痘。魏源为官，确实给百姓办了许多实事。

为官期间，魏源一边为政，一边忙于著述。但是他的政治主张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被驳斥为“妄议朝廷”“误国大谬”，并得罪上司杨以增。

1853年，时任高邮知州的魏源剿灭进犯太平军，但是杨以增以“迟误公报”为由，将魏源罢官，逼迫他告老还乡。

十年仕途两茫茫，魏源最终潜心佛门。1857年，64岁的魏源留下百余卷《海国图志》，于杭州东园僧舍抑郁而终，一代思想启蒙大师的最后归宿令人唏嘘。

这是魏源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文 |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