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写了一万多字以后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本文节选自

《生死韧性：今天如何读余华》

刘勇 李春雨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死亡背后的温情

1992年初，余华在北京的家中午睡醒来，脑中突然想起 “活着”二字，于是就有了《活着》这部小说。《活着》可以说是余华的转型之作。以往余华的小说不但到处充斥着死亡与暴力，而且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人性中的恶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比如，小说《现实一种》中，三代人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彼此却非常冷漠：祖母和孙子抢咸菜吃；丈夫山峰在孩子死去之后用殴打妻子的方式来宣泄丧子之痛；山岗和山峰两兄弟之间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拳脚相向，相互报复对方。有一次，两兄弟打架打到头出血了，山岗的妻子不但不阻止，反而还要俯下身子去舔血。

与以往的小说有所不同，《活着》虽然有对死亡与暴力的描写，但更注重向读者展现人性的善良，所以死亡之外多了一份温情，风格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小说中福贵一家为了省钱让儿子有庆上学，不得不把哑巴女儿凤霞送给城里人当养女。有庆是姐姐凤霞带大的，和姐姐非常亲，当他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不仅每天哭着喊着要姐姐，还试图用绝食以及不去上课来威胁父母。被领养几个月以后，凤霞突然跑了回来。虽然福贵夫妻二人舍不得，但还是决定第二天将女儿凤霞送回养父母那儿。第二天，在将凤霞送回去的路上，凤霞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哭起来，反而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跟 着父亲福贵。看到女儿无泪的眼睛，福贵感到深深的不舍，再也不愿意将女儿送回原来的养父母家。最后，福贵拉着凤霞的手回到了家里，并发誓就算是饿死，也不送女儿回去。小说中对福贵与家珍将女儿送人这一段故事的描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无奈，更向我们展现了父母对女儿深深的爱。

经典品读

《活着》（节选）

我是吃过晚饭送凤霞回去的，凤霞没有哭，她可怜巴巴地看看她娘，看看她弟弟，拉着我的袖管跟我走了。有庆在后面又哭又闹，反正凤霞听不到，我没理睬他。

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里难受，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天黑了，风飕飕地吹在我脸上，又灌到脖子里去。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一点声音也没有。天黑后，路上的石子绊着凤霞，走上一段凤霞的身体就摇一下，我蹲下去把她两只脚揉一揉，凤霞两只小手搁在我脖子上，她的手很冷，一动不动。后面的路是我背着凤霞走去，到了城里，看看离那户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灯下把凤霞放下来，把她看了又看。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

回到家里，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我说：

“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家珍轻轻地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了出来。

再如福贵的妻子家珍，是位非常善良、贤惠的传统女性，即使知道福贵在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也一句话不说。为了让福贵回家，她亲自跑到福贵赌博的地方跪下来请福贵回去，即便福贵对她拳打脚踢，她也毫不退缩。在福贵输光家产之后，她并没有责怪福贵，只是告诉他不要再赌博了。后来，家里变得一贫如洗，原本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从未干过苦活、重活的家珍，二话不说下地干农活，一句怨言也没有。在她临终之前，她只记得福贵对她的好，对福贵说：“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这些事情都体现了妻子对丈夫的不离不弃，充分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此外，小说中福贵向妻子家珍隐瞒儿子有庆去世消息的一段，也令人十分感动。在儿子有庆去世以后，福贵因为担心妻子家珍听到噩耗后身体会受不了，不敢告诉妻子，只好一个人偷偷地将儿子埋了。为了隐瞒这个消息，福贵每天都要假装进城去医院看望有庆，然后编一些话来安慰妻子。每次从城里回来，福贵都会到有庆的坟前坐一坐，和死去的儿子说说话，独自悲伤。有一天，家珍提出要去村西有庆的坟前看一看，福贵这才知道，原来妻子早就知道儿子死去的消息。在看望完有庆之后，家珍提议要到有庆经常跑步的那条路去看看。家珍看着这条小路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而福贵看着这条路，更是感慨万分。这段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最后写道：“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一句话就将福贵的失子之痛表达得淋漓尽致，将悲痛无尽地延伸，令人潸然泪下。

在一次德国举办的朗诵会上，德方邀请余华用中文朗诵一段《活着》的片段，德文翻译会朗诵德文版。余华知道后提议让德方帮他挑选一段，而德方挑选的正是上述的有庆去世这一段。没想到的是，在朗诵这一段时，朗诵中文的余华哭了，朗诵德文的翻译哭了，聆听这次朗诵的德国大学校长也感动得哭了。

为了让读者能够感受到苦难背后的温情，余华在小说中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从福贵自己的角度来叙述福贵苦难的经历。一开始，余华也尝试过延续《在细雨中呼喊》的叙述方式和语言，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转述福贵的一生，但等写了一万多字以后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后来，余华逐渐发现，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用第三人称旁观者的方式来叙述过于冷漠，缺乏亲切感，只能让人感受到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很难让人体会到死亡背后的温情，感觉“怎么写都不舒服，怎么写都觉得隔了一层”。于是，余华一改以往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福贵自己说出自己的故事。这样不但使得小说的叙述充满了亲切感，而且更能客观地展现福贵苦难与幸福的一生，让读者体会到福贵苦难背后的温情。

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变，不仅是写作技巧的改变，更是人生态度的选择。在余华看来，苦难或是幸福不应该由他人来判断，而应该是自身的感受。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福贵的一生非常悲惨。但对于福贵自己来说，温情大于困苦，他有非常贤惠的妻子，有世上最好的儿子和女儿，还有一头叫作福贵的老牛与他做伴，他是幸运的。只要福贵自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这就够了。为了让读者能够体会到幸福应该取决于自身的感受，余华在《纵论人生，纵论自我》一文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很多年前，有一位上海首富，因为诈骗等罪名被关进了监狱。在被抓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抓的消息。他站在高楼上的落地窗前，望着楼下工地上正在施工的建筑工人。有一个朋友正好去看他，他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对朋友感慨：如果我是底下的建筑工人该多好，至少他们没有牢狱之灾。虽然这位首富非常有钱，但这时他却觉得建筑工人是幸福的。

值得一提的是，余华在小说的一开始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叙述人，即采集民间故事的知识分子，不时地穿插在福贵的叙述中。这样的设置，一是为了更好地引入主人公福贵的自我叙述；二是为了让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聆听者、转述者，记录福贵的叙述，并对他的故事进行客观的评价。其实，这个采集故事的知识分子“我”，正是余华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写照。余华刚进文化馆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家决定抢救民间文学，所以余华就被文化馆派去乡下搜集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等。为了搜集素材，“余华曾花了两三年时间很认真地领着任务，游走在海盐县的乡村之间，并经常坐在田间地头像模像样 地倾听和记录农民们讲述的各种民间歌谣和传说。而《活着》开头出现的那个整天穿着‘拖鞋吧哒吧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的民间歌谣搜集者，也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余华的转变主要源于其艺术的觉醒。一直以来，余华和其他的作家一样，都处于想象与现实的冲突中。他曾在《活着》的中文自序中说：“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到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位童话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如果我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想我内心的痛苦将轻微许多，可是与此同时我的力量也会削弱很多。”的确，作家想要兼顾创作与现实，处理作家、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非常难，一方面希望读者能够感受现实的残酷，另一方面希望向他们传递非理性世界里的人性美。余华由冷酷向温情的转变正是源于其想找到一种中间状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兼顾现实与理想，既能反映社会的现实状况，也能将生活中的美好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明白现实中不仅有丑恶，还有美好。

死亡背后的温情也源于美国民歌《老黑奴》的启发。《老黑奴》歌中的“老黑奴”确有其人，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先他而去，他的两个姊妹远嫁他乡，他自己又遭遇婚变，一个人孤独地流浪在美国纽约的街头。虽然他一生中遭受了很多次打击，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依然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世界。余华听到这首歌之后，就被老黑奴在面对苦难时的乐观、勇敢的态度深深地感动，并深刻地感受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受到《老黑奴》的启发，余华才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活着》。

当然，这样的转变也与余华的第二次婚姻有着密切的关系。余华有过两次婚姻经历。第一次是在1984年，当时25岁的余华在媒人的介绍下，与同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潘银春女士组建了家庭。6年以后，两人因性格不合结束了这段婚姻。1991年，余华到鲁迅研究院和北师大合办的中国第一届作家研修班学习深造，并在那里与自己的“初恋”陈虹相遇，陈虹即余华后来的妻子。当时，陈虹是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后来做了诗人。两人因为同在一个班学习，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互相认识了。在认识了一年之后，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妻子陈虹不但善解人意，而且对余华的创作帮助很大。余华每写完一部小说，陈虹作为余华小说的第一位读者，从情节的设计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会给出中肯的建议。每当余华在创作中遇到瓶颈，妻子陈虹总是会通过提问题的方式来启发余华。两人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在一次采访中，余华还骄傲地向大家分享了他的婚姻生活：

“我的初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余华没有想象中的忸怩，回答干脆。

“难以置信。”我说。

“要说让我第一次动心的，那是《虎口脱险》的女主角。尤其是她透过列车玻璃向外看的目光。呀，让我着迷!”说罢，余华哈哈大笑。他并不避讳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1984年我结婚了。但没有爱情。这是由于当时的某些环境造成的，没有办法。”

“1991年，我遇到了现在的太太，当时她是舞蹈演员。那是我第一次恋爱，我的初恋。”余华将手机宝贝一样递到我面前，“你看!”

手机屏保，是余华的太太和儿子的合影。

安稳、幸福的婚姻生活不但消解了余华与现实之间的紧张感，给余华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更教会了余华什么叫作温情与怜悯，促使他的创作风格不再冷漠、暴力，更趋于温情与感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余华的这次转变还与一场梦有关。以往余华的创作都与死亡、暴力、血腥有着密切的关系，导致他容易在晚上睡觉时也梦见类似的场景。余华自己曾说过：“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每天他在梦中不断地被人追杀，不断地逃跑。往往到了要被杀死的那一刻，他就会突然惊醒，然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缓过神来。等差不多清醒之后，余华每次都感叹道：“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这样被追杀的梦每天都会上演，一直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虽然每天都要被梦给惊醒，但余华却不自知，仍然像往常一样，白天创作，晚上继续在梦里被追杀。直到1989年的一天晚上，余华梦到自己是一个犯人，因为犯了杀人罪，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的当天，他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带到县里学校的操场上，等待被枪毙。操场边除了两名带枪的军官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台下围观。后来，执行死刑的命令一下，他就梦见其中一名带枪的军官走到他面前，准备向他开枪。以往梦到这里，余华都会惊醒。许是因为太累的缘故，他这次居然没有醒过来，继续做着这个梦。接下来，余华梦见高音喇叭里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其中一名军官就举起他手中的步枪，向余华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余华的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清和蛋黄都流光了”。直到他梦到自己倒在了台上，顶着空壳的脑袋对着军官叫喊以后，他才从梦中惊醒。虽然同样是做梦，但是余华这次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他开始意识到是否因为他白天的创作都与血腥、暴力有关，才导致自己晚上连续不断地做被追杀的梦。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余华开始提醒自己要转变思路，不再写与血腥和暴力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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