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T和“原配的蟋蟀”

“二茶”是芥末堆的一则小栏目，它可以有多重意思。一则指二窨茶，茶叶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下发酵和蒸热；再来寓意二人品饮对谈，漫天卷地的聊聊二手故事，如人饮茶，甘苦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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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希：这个月进入中高考季。尽管不太想触碰这个话题，但似乎没有更好的开场白了。

沈海英：离高考还有三天，月末将迎来中考。这一回似乎有些特别，我们先来看看今年中高考的社会大背景。两个月前，韩国芯片的出口量同比增长了65.3%，韩国资本市场的海外资金流入量创历史新高。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主要股市几乎都在创历史新高。而我们的就业情况和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中高考。

全世界的教育形态基本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先卷，然后躺平；另一种是先顺应天性，到大脑成熟时再努力拼搏。我们看到海外大学的图书馆深夜依然挤满了人，而我们的大学生呢？你也知道他们在大学里都在做什么。

每年这个时候，学校里的倒计时横幅就拉起来了。学生的考前心理健康问题也随之而来。小到拉肚子、发烧，情绪躯体化。他们在疯狂的刷题。等到他们上了大学，正是该努力拼搏，去创造人工智能、搞芯片的时候，却没好奇心了，没热情了，没能力了。不都学霸了吗？回头看，他们学到的知识都是“卷”出来的，缺乏原认知能力，没有内驱力，没有创造性。凡是卷的东西都是标准化的、低效的、机械性的。

大人在卷，长大之后的孩子们一样卷下去。

左希：一个群体的面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决定的。

《Atlas》

沈海英：我们忧虑的是，我们的教育选拔是顺应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跟人工智能的大发展，还是和它们背道而驰？这一代年轻人会拥抱还是完美错过了人工智能、OpenAI推动的时代变局？

左希：众所周知，大洋彼岸的OpenAI上个月推出了GPT-4o、谷歌发布了Gemini、Deepmind的Alphaflod3也刚刚上线，这些引发了国内吃瓜群众的狂欢。

沈海英：网络上最近有几段特别火的视频，我们来比较一下。

第一段是在线教育的鼻祖，可汗学院创始人Salman用新推出的GPT辅导他孩子学数学。

第二段是一位爸爸到一所职业中专探望他孩子，看到孩子们穿着统一蓝工装，在操作台上徒手磨铁条。

第三段是一个年轻人，后悔自己当年老打游戏，没机会考高中，提着锤子把手机砸了。

第四段是一个天桥下形形色色的“网红”，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卖西瓜的，在那里直播，“西瓜大，西瓜圆，水果不好不收钱”。

左希：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前段时间新闻曝出的初中生排队将手机扔进水桶、大学宿舍挂床帘被通报以及后面的一系列跳桥事件，都是一件事。

沈海英：我看到了你提到的那些新闻。其中之一是江西的一所学校，有七个学生违规带手机进课堂。为了惩戒违规学生，老师在讲台上准备了一个水桶，让带手机的同学排着队轮流把手机丢进去，并且录下全过程，发到家长群里。

这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对悲剧的定义：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教育就是一场悲剧。我们常常听到“都是为你好”这样的说辞，其实这句话是典型的PUA手法。背后的真相是，迫使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还要求你心怀感激。没有人支持你，没有人给你托底，很多悲剧的家庭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左希：所以，年轻人失去的不仅是某项权利，而是守护某种心爱之物的决心。等他们以后有了喜欢的人、喜欢的事，他们什么都捍卫不了，甚至可能因爱生恨，任意破坏掉。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给他们这样的练习。自己不能依靠，就只能依赖各种外部的、高高在上的东西。

2

沈海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预测，20年后47%的岗位将消失，65%的工作将是全新的、难以想象的。

我们现在的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线工人的统一要求来制定的，其评价标准基于比奈的单一维度智力测试模型。相对的，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了八项智能理论，他认为智力是一个人在某种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生产和创造某种产品的能力，包括了逻辑数理、语言交流、音乐表达、视觉空间、人际沟通、身体动觉、内省、自然观察的智能。当我们逼着孩子眼里只有刷题时，也要考虑其中的机会成本。

《Transcendence》

许多人在讨论GPT与教育的结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让孩子们利用这些工具，与人工智能协作共创，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性、特长和兴趣。从天赋出发，培养多元智能结构的能力。

左希：GPT应用考验的是一个人基于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传统教育中是稀缺的。GPT的魅力在于我们可以不断追问，直到找到想要的解决方案。事实却是，我们从小就被禁止乱提问题，必须按照老师或家长的要求去做。一旦我们有了发问的权利，却没有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即便想到了好问题，也可能表达不出来，更缺乏连续提问的逻辑能力。关键是，提问能力实质上是换位思考的能力，即你如何理解周遭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把我们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沈海英：比尔·盖茨推荐过一本书《Prepared》，中文译作《准备》。学校不能只教学生如何应对考试，而是要让每名学生为未来的人生做好准备。教育应该预判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的社会发展趋势，有前瞻性地培养人才。

而事实是，我们的一些职业技术类学校仍在教学生用二十年前的工具进行加工、打磨和拧螺丝。现实是，一些大型流水线已经撤走，即便是做打火机、风扇一类的小作坊也严重饱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去哪里找工作？

左希：说到这里想起了鲁迅。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于是“原配蟋蟀”成了最著名的药引。鲁迅的父亲吃了当然不见好转，后又开了“败鼓皮丸”这味药，想以谐音冲晦，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改变不了。鲁迅的父亲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叹息中逝世了。

如果说教育的病需要治，以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会不会是一味起死回生的药引？背离教育浮于技术就像把希望寄托于神奇的疗法一样。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是那个时代的郎中们设下的一种心理学方法，虽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但起码可以让病人树立一些信心；也有人认为，这是旧时医生的一种自我保护，用开处方的方式隐晦地说明无药可治，死在不言中。

3

沈海英：每一个阶层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些压力也涌向了校园。我最近走访了几所中学，教室前后挂着中高考倒计时，有人每天更新上面的数字，墙上到处是各种口号标语。这种强大的压力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冲击，往往会引导出一种单一化的思维链路：“如果中考考不上，高中就没书读；高考考不上，就读不了大学；读不了大学，就找不到工作。人生注定失败。”一些孩子能考进前10名，高中三年除了上学、吃饭、睡觉哪儿都不去，在那儿一套一套地刷题。你看着他们的脸，看不见一丝光。

我们小时候，大多数时间是在自然环境中成长的。我们可能会去爬树、掏鸟窝、在河中游泳。我读三年级时曾跟着两名伙伴去爬山，迷路了，到了很晚才从大山里面走出来。当时在山里面听到的布谷鸟咕咕咕的叫声，现在还能在耳边回荡。

达芬奇小时候曾在玩耍时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山洞，这个黑色山洞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副鲸的骨架。你可以想象，小小的达芬奇在高山山洞里发现了原本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遗骸，会产生多大的冲击，会在大脑里留下多大的印记，会引发多大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会驱使你一辈子去探索、思考、学习，去研究万事万物。

我们现在的小孩子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机会让他们有大量时间在自然环境中生活。他们误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很多东西，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的。他们丧失了对这些事物原本该有的热情和好奇心。

《The Creator》

左希：我们过去讲的成熟和懂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消亡。真正的成熟应该是独特个性的形成、自我的实现以及精神的丰盈。

沈海英：这段时间里，我最大的感受是，当生态回归至野蛮，教育需要做的是保持并对抗人的动物性。

左希：尤瓦尔·赫拉利说，如果你忘记了人类是动物，你就永远无法了解人性，也无法理解历史。另一方面，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会使用工具，而我们的教育正在把下一代变成工具，这工具甚至不如ChatGPT3.0好使。

沈海英：我们越往前走，丢的东西越多。我最近在参与芬兰的自然教育项目，比较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我们的孩子更像是“坐着的一代”。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教室里坐着度过，回到家也是在窄小的空间里坐着，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五感”逐渐退化和钝化。

孩子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一些不系统、浅层次的知识，既不看沉淀下来的传统典籍，更不读哲学智慧，原始本能里的天性被压抑，恶的天性也得不到疏导。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校园霸凌的案例，一些孩子小小年纪，戾气却很重。这就是我们说的“丢失”，既没有挖掘天性中的潜能，又没能面向未来帮助他们成长。

4

左希：从某种程度上，AI还在帮助人们“作恶”。在看似一切都唾手可得的AI时代，人们可能主动把本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机会不假思索地交出去。

《Atlas》

沈海英：我们需要保持警觉。比如，短视频的算法正在“吃掉”孩子们的大脑。它的算法都是AI驱动的，会让你一直盯着屏幕看。别说是孩子，就算是大人，这个情况也非常糟糕。现在一些大学生连看一份10页长的论文都困难，更没办法运用注意力去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神经科学领域的NeuroImage杂志发表过一篇关于短视频的论文，阐述了一个观点：一旦孩子停止看短视频，多巴胺分泌就会停止，就像从过山车的高处跌落，接着会出现抑郁、焦虑的症状。他们的大脑被短视频“劫持”了，大脑前额叶皮质会萎缩，大脑“变小”了。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人的原发性好奇心极度降低了。人发现一件新事物，会激动，会有巨大的动力想去了解这件事物的本源。现在孩子们大量的知识信息来自于互联网，他们认为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已经掌握了一个初步的概貌。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小孩子聊天，你跟他讲一个东西，他会敷衍说“哦”，他会毫无热情的回应你，貌似他已经了解了。

左希：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这场“驯兽”游戏里，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不可怕，人越来越像人工智能才可怕。

沈海英：带孩子们去看世界。世界观的匮乏源于地理知识的匮乏。只有看过世界，你才可能有一种平视的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以及璀璨的人类文明，不会人云亦云。

除此之外，最现实的做法是学好英文。世界现行的主要知识体系由英文构成。几百年来主要知识的基础构成都是英文文本。数据权威网站Statistics统计，全球互联网的内容，第一是英文，占58.8%，之后是俄语的5.3%，西班牙语占4.3%，中文只有1.7%。如果不会英文，你的眼界和思维空间只能局限在这1.7%里。ChatGPT的中文训练数据不到总量的1%。这些东西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面向未来的教育，我们不能修一个堤坝，在里面享受风平浪静，假装看不见外面洪水滔天。坝总有决堤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的孩子拿什么去跟全世界竞争？

左希：物理学的熵增定律告诉人们，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果没有能量物质和系统外部交换，熵，也就是系统的无序度只会不断地增加。互联网上，有一些人愿意以自“我”的视角下判断，只要我没看见，没在我身上发生，事情就没有发生。事实上，在无数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千百种姿态的悲喜剧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5

沈海英：我们的精神世界出了问题。全球每年有70多万人因抑郁症身亡。《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中国患抑郁症的人数达到了9500万人。仅有36%的国民认为自己心理健康良好。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到38%，学业和人际压力成为了青少年抑郁患者身上的大山。

《Atlas》

我在华为工作了14年，西门子3年，海外见闻让我感触良多。在美国，无论你在硅谷还是其它地方，能感觉到那种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我在印度发现那里的普通劳动者特别能安贫乐道。我认识一个新德里小伙，他的月薪是700元人民币，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家当是脖子上挂的那根项链，但他很满足，听到音乐就起身跳舞，听说有棒球赛就放下工作跑去看。对比之下，我们可能介于了两种文化之间。我们进入了一个迷茫阶段，或许向左，或许向右。

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些宏观的、大的调整，但是，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可以去做，至少可以去做一些重要的修修补补。首先，我们可以抗拒非黑即白的极化思维，给孩子们空间，去做自我探索和自我修复；第二，让孩子们回到生活中去，像纪录片《主厨的餐桌》里一样，在劳作、美食等具体的生活场景里催生他们的内在力量；第三是体育和运动，让孩子有途径去释放压力；再来是美的教育，不一定非要学钢琴、提琴或者绘画，听音乐会、看展或是阅读，让他们得到自然的滋养、美的滋养；还有就是好奇心。

我有段时间呆在杜塞尔多夫，公司对面是一条轻轨。一些老人会一大早来义务扫街。扫完就坐在轻轨旁的椅子上，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读，读一些诗集。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们真的有很好的保障制度，哪怕我们暂时做不到这些东西，也需要和周遭世界重新建立关系，包括跟祖先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

左希：事实却是，我们正一天比一天失明，越来越不愿睁眼去看世界。

沈海英：有时候会觉着，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一个人在跟一个时代对抗。好比在一个大背景里，有不可抗的力量把它涂成蓝色，你总希望它多一点色彩，哪怕只多一点点，在漫天的蓝色里点几朵小花，让人们看见一点点希望。对于整个大时代背景来说，个人太苍白了。但是，你还是得去做，做你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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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英：教育的拐点已经非常清晰了。当GPT-4o能够辅导孩子数学，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认知程度、学习阶段，结合遇到的具体问题因材施教。在人们情绪低落时，它还能激励你，让你别放弃。这时候，一些教培机构还在那边吹嘘如何刷题，如何保录，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一种说法，到2027年，OpenAI的智商将达到145，到时候社会上各个角落，接近爱因斯坦水平的人工智能遍地都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所谓能力都将变得非常弱智，我们学的那点可怜的知识在人工智能面前一文不名。

《Atlas》

百年未遇大变局中，工具的使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谁也不能假装看不见。父母首先要觉醒，至少为孩子提供一个身心健康的环境，给孩子托底。面对当下的状况，父母要用一种新的态度、新的方法去养育下一代。

左希：蒙田在《随笔录》里说，我们的生活是由不和谐的和弦以及不同的音调组成的，柔和的、粗犷的、尖利的、平缓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只喜欢其中一部分，那他能唱什么呢？我们所做的事，承载着我们本身的意义。人通过意义来保护自己的生存。

沈海英：我讲一个故事吧。是从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书里读来的故事。

作者弗兰克尔是一名犹太医生，原本生活在维也纳。1939年他拿到了美国护照，当时已经开始迫害犹太人了。他想移民美国，却因为父母年纪大，选择了留在维也纳。

1942年，弗兰克尔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全家人被送进集中营。不久，他父亲饿死了，妈妈被送进了毒气室。他的哥哥和其他亲戚都陆续命丧集中营。后来妻子也死了。等到他最后离开集中营时，只剩他和妹妹。

被关押的岁月里，弗兰克尔一直思考，假使他有一天能离开集中营，他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创造怎样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承诺，你可以说他构建了一套意义系统。凭借这股信念，他活了下来。他结了婚，成为了一名教授，六十七岁时还去考取了飞行员的驾照；八十岁时，他去阿尔卑斯山滑雪。他活到了九十三岁。

意义并不是说世界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去拿过来。而是在你当前的场景下，在你所处的环境中，由你创造出来的。

有一次，有人请弗兰克尔用一句话概括他生命的意义。他将答案写在一张纸上，让学生猜测他写了什么。一位学生说：“你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一字不差，”弗兰克尔说，“你说的正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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