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的几件师教以外的文化事功

傅斯年

文|张焕炯，作者投稿

世事如浪花，在当时无论有何等的声势，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就会到了无痕迹的地步，只有几个爱好古旧的人们，伴随着头发的日渐变白，临门闲坐对斜阳，“至今说玄宗”式地述说着往事。如曾经被描述得元气淋漓的傅斯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其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几乎是连“都付笑谈中”的境况也不大存在了。

傅斯年的事功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是整体性地湮没了，这如同光彩异常的火球，在熠熠生辉后趋于熄灭，但在灰烬残火中，尚存着些许的片羽吉光，这些不仅透着人性的光辉，更张扬着真正学人的格局、气度和品性。这里选择两则，一是关于他与王世襄的交往，二是他与金克木之间的故事。在当时，相对年轻的王、金两位，傅斯年与他们仅是有限地见过几面，但在这两位的一生中，都留下了重彩浓墨的影响，王和金两位在年老的时候，都还带着温情，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更不惜用赞美之词，来颂扬傅斯年的师教之功。

王世襄

据王世襄先生回忆，他一生仅见过傅斯年先生两次，一次在李庄，他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想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求职，经梁思成引荐，见到了傅斯年，这怯生生的后生见到大名鼎鼎的傅所长，介绍完自己的求学经过后，正满有期待地等着傅斯年地回话呢，谁知傅斯年连一点余地都不留地直接回话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如此直接和干脆，让王世襄惊呆不已，这种当头棒喝式的对话，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最直接的应该是被看轻的耻辱和傅斯年的霸道和自信。作为后生的王世襄先生只好默默接受，但他的内心是有所感的，而且感触一定非常深。几年后，王世襄先生第二次见到傅斯年，这次见面的背景是王先生已经成为了战后“文物清损会”的一员，他为追讨被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所侵占的文物而出力，在1946年的11月份，王世襄到南京出席了文物清损会的会议，并计划会后动身去日本交涉索还战时所损失的文物，刚好傅斯年也参加了会议，所以他们有了第二次见面，这次傅斯年给他说的话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志在必得的）。”

除此外，他似乎还未忘记当年在李庄的初次见面拒绝王世襄求职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又说道：“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这也算是一种反省式的说明，之所以当时没有留下他，是不了解他的情况所致，今天已经了解到这位后生能做事，而且能做了不起的大事，再加上前面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傅斯年除了遗憾外，还有些许的期许—---这个后生还是有真才实学的，除此外，他虽然做出了解释，但多少还是有一些后悔的，甚至对自己的“霸道”和武断有所醒悟，他这种的表现虽主观霸道，但更多的是真诚和直率，对王世襄来说，对他的“纨绔子弟”式的玩家特性和燕京毕业生的认知而忽略他的真才实学，是一种偏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这些外在的条件，作这样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这仅是小概率事件而已。所以，这也可看成斯年先生的元气淋漓的特征表现。而对王世襄先生来说，几年前的被断然拒绝，未尚不是成为他重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一种契机，让他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将来，在后续中不断积累，增长才干和能力。

之所以这么说，实际上还是有迹可循的，王世襄在抗战胜利后，清理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方面，有很多的实际而又重要的贡献，单就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间，经他手具体经办收回的文物，就有六批。这样的业绩，傅斯年也应该是很清楚的，而且内心有很多赞许，不知是否还一直想到当年凭着对燕京大学学生的刻板印象，而把王拒之门外的这件事，内心有些许的遗憾？所以，在南京见到王世襄，除了有赞许和期待的话外，还主动提起李庄见面的这件事。

傅斯年与王世襄仅见过两次面，而且傅斯年似乎也没给王世襄满面春风式的师教，但他对王世襄的影响是巨大的，王世襄直至晚年，还对此念念不忘。

金克木

再说傅斯年对金克木的影响，他对金克木起到的是函授老师的作用。事情是金克木以游学为主的自学爱好者，青年时期的金先生，好学成痴，抗战期间的某一年暑假，金克木穷游到昆明，去拜访了西南联大里来自北大的中文系罗常培教授。罗常培先生给了金克木一张名片，介绍他去见昆明乡间李庄的傅斯年。具体的见面场景，金克木先生有生动的文字记述，不仅见到了拿着烟斗的傅斯年，还见到了幔布后面走出来的李济。傅和金见面后，傅斯年好像很有感叹地说道：”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一听到这些，就打断他的独白，说有一位教授不是在研究吗?并说出那位教授的大名。傅斯年先生有丰富的肢体语言，他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随后似乎是突然想起什么的，就急切地问金克木：“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金克木一听到这些话，就赶忙推辞，说是自己的德文水平，还不足以作为一种工具去学另一种语言。这个回合下来，傅斯年不能推销自己的三本书，只好败下阵来，急切地希望金克木学希腊文的愿望落了空。但对他来说还没完，似乎还不肯放过金克木，说到学拉丁文，又硬是送了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原著《高卢战记》给金克木，希望他好好啃这本书，作为书痴的金克木，这次就没法推脱掉傅斯年的盛情了，只好接受下来。金克木就从书后附录的语法概要学起，开始下苦功夫读这本奇书，期间与傅斯年进行通信联系，除了汇报成绩外，还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列出来，傅斯年都逐一回复。

等到金克木读完了整本《高卢战记》，他已是较好地掌握了拉丁文了。所以，可以说，傅斯年成了金克木学习拉丁文的一位函授老师，不知道他有否收取授课费，这一点金克木先生多年后没有提起，但以傅斯年先生教人以德和金克木当时的囊中羞涩的窘境来看，他们之间根本不会涉及到钱的。放在当前数不清的培训班和有偿教学，傅斯年先生的风范与之相比，岂可用云泥之别来形容？

在傅斯年先生一生的文化事功中，这两件轶事，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但因为它们对当事者的王世襄和金克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了师教以外的文化事功，它们是那样的温馨和洋溢着人文的光辉，它们遗世独立，更生发出绵长的影响力，更有一种教导世人如何为师，如何为国家文化发展而殚精竭虑，如何真切地体现有教无类的情怀和担当。结合着当今的文化环境，类似的文化事功还会出现吗?这大有让人扼腕太息之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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