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夫妇潜伏8年，解放后上交12万两黄金千万美元，只留3块银元

1997年退休老干部、曾经家财万贯的红色资本家肖林夫妇，在家里接待了几位远方的客人，他们是重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次来访工作人员希望他能够为博物馆提供一些关于过去那段经历的资料。

肖林想了半天，除了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留存物件几乎没有，不过之后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从柜子里拿出了三枚保存完好的银元交给博物馆。

这三枚银元有什么特殊意义？

肖林和妻子王敏卿曾经有着怎样的经历？

在上海生活大半生的肖林又为什么会被重庆博物馆的人找上门呢？

和周总理的秘密会面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闲下来的时间多了，国民党方面又开始故态复萌，各种针对我党活动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双方的合作再一次面临危机。

国民党内部消极怠战积极反共情绪高涨，此外在预定的对我党各类经济援助方面也渐渐地有些敷衍。

再加上根据地附近日军的封锁，党组织在各地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

为了解决问题，延安周边根据地内部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外部则进行了一些工作方式的转变。

中央决定选出一些我党内部忠诚有能力的同志专门搞经济，潜伏在敌人周边，一边帮助我党革命活动一边进行商业经营。

1941年周总理在重庆工作期间，某天在我军红岩村办事处秘密接见了肖林同志。

肖林是土生土长的江津人，15岁时就曾参加革命活动，之后又因参加多次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甚至强制将其退学，我党困难时期还曾上过反动派的逮捕名单。

但肖林凭借着自己机敏躲过了这些数不清的危机，并在各种历练中对我党越来越忠诚。

在上海工作期间担任我党地下联络员，负责传递各种消息，为同志们的工作提供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组织选择肖林做这项工作的原因。

在钱之光的安排下肖林顺利见到了周总理，谈话中肖林得知，我党最近的经济情况遇到困难。

国民党方面的各种拨款也开始推三阻四，但同志们从事革命活动依旧需要大量经费，不能一味地指望别人，周总理就想让肖林在国统区潜伏下来，从事经商活动，一方面可以收集各种信息，一方面可以为我党活动赚取经费。

周总理对肖林交代，这项工作十分危险但又特别重要，需要人足够灵活机敏，还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和一定的经商头脑，最重要的是要对组织忠诚。

而肖林此前一直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一个小职员不会引起国民党注意，但又因为环境使然，临时出来做生意也不会显得太突兀。

肖林并没有考虑多久，便接下了周总理安排的工作。他深知自己的工作内容，不管之后能不能赚到钱，不管赚到多少，这些钱都要听组织安排，他要做的不仅是赚钱还要将这些钱偷偷藏起来，用途也要绝对保密，以保证组织能够随时安排钱款用途。

周总理对肖林很满意，随后安排他之后的工作由钱之光安排，两人单线联系，并发给肖林了一笔起步资金。

肖林很快回到上海，虽然当时信心满满，可冷静下来后他才反应过来自己从来没做过生意，在外人眼里也一直是个文弱书生，想要赚钱究竟要从哪里起步，又如何不被敌人盯上呢？

为革命事业赚钱

一个经商门外汉如何让自己的生意赚钱？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总的来说如果不是天赋异禀，那么想要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必定要经历一番磨难，任重道远。

对肖林这样一个平时工作就是坐办公室的书生来说，经商确实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组织上给他派来了一个帮手王敏卿，组织上安排她假扮肖林的妻子，实际上王敏卿则凭借自己经营药材生意的能力，帮助肖林事业起步，同时王敏卿也是我党忠诚的同志，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

两人见面交流后认为想要搞事业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初期要选一个稳妥的赚钱途径积累资金，然后再扩大经营，很快两人将目光对准了当地私下里进行的钱币兑换产业，并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倒卖兑换各种外币和黄金，很快就积累了一笔钱。

在此期间两人接触得越来越多，也十分欣赏对方，很快就向组织申请结为革命伴侣，将表面夫妻转为正式关系。

几个月后，两人回到了肖林的老家江津，开办了专门从事倒买倒卖的恒源号。两人将从江津本地收购的白糖、柑橘等食品运往湖北等地，再从湖北宜昌大量购入低价土纱卖回重庆。

与此同时又寻找机会搭上了植物油油料厂，成为了他们在江津的代理商，后来又托关系在江浙沪一带与新云纺织厂合作，成为了纺纱厂的经销商。

就这样肖林夫妻二人倒买倒卖，将各种小商品销往各地，又不断扩大商业版图，逐渐将自己经济事业做大做强，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很快他们赚的钱就可以满足组织的各类需求，并定期向组织上缴资金。

当然两人的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遭遇到了周边人的不理解，就像王敏卿虽然出身商贾世家，但也是家里的大小姐，她的父母也并不想让女儿辛苦经商。

可费尽心思培养多年，结果女儿成年没几年就嫁给肖林，成为了二手贩子的老婆。

肖林也是一样，虽然没有妻子家族富有，但家里也一直支持他读书深造，本来在上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却辞了职回家做小买卖。

两人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但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就是投机倒把，做的事就是不体面也没地位。

肖林和王敏卿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为了让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更是有意结交了不少各行各业的朋友，一点点地编织自己的商业网，在事业达到一定高度后，夫妻两人果断决定走出江津，向当时商业最发达的江浙沪一带发展，这里更有利于我党事业的开展，也能有更多的生意和机会。

1944年肖林带着夫妻二人赚下的资产，在组织的批准下前往上海创办了重庆大生公司，公司经营种类多样，大到建材五金，小到日常用到的针头线脑，甚至还在上海经营起了药材买卖。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肖林夫妻凭借着积攒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生意越做越红火，涉足的产业也越来越多，基本上也很少亏钱了。

同时两人在上海期间结交了更多的国民党要员，频繁参加当地酒会，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在军政领域说得上话的大人物，凭借和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意也有了更多保障，关键时刻随时有人为其开后门保驾护航。

1946年5月肖林又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规模更大的华益贸易公司，由此整合了之前的资产，并凭此涉足海运船舶等事业中，有着这样的便利，他又将上海的各种日用品通过船舶运到长江中上游，让几年不见上海货的山城人民趋之若鹜。

即便生意如日中天，肖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做什么，又是为什么要赚钱，他和妻子没有社交活动时十分朴素低调。

虽然别人都知道他们有钱，可他们却基本不接济他人，对自己也不大方，久而久之便成了亲友眼中的“葛朗台”。

但事实是夫妻两人赚到的钱都在组织的安排下用于革命事业，有时候需要他们出钱去资助有困难的同志家属，有时候又需要用钱去购买大量根据地需要的各类物资。

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手里根本没有钱，接到任务还是会想方设法腾挪周转，坚决配合组织上要求的各类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肖林还负责接收解放区收缴的大量法币，将其带到国统区后，投入到生意中扩大经营，又或者换取更为保值的黄金等货币。

组织上还将山东等地的水果、花生油等物品的经营权交到肖林手中，由他悄悄将农作物售卖进国统区，用以换取药品、弹药、棉布等解放区急需物资。

很快肖林和王敏卿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手上的黄金越来越多，东西不能一直堆在家里，尤其是国民党也渐渐注意到了夫妻两人不对劲，经常上门搜查。

大量的金条除了按照要求送给革命同志，比如在1947年董必武等代表团同志撤出上海时，肖林夫妻就曾专门为他们每个人做了一件马甲，衣服的夹层里全是金条。

可即便如此还有一大部分金条无法安排送走，于是夫妻两人只得想办法联系到了一位朋友将手里金条熔炼成小金砖，并想办法运到解放区，为中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肖林和王敏卿夫妻二人多年间的工作和表现组织都看在眼里。

潜伏8年上交12万两黄金

从1941年接到任务到1949年全国解放，肖林夫妻二人在敌占区和国统区潜伏的8年时间，遇到了无数困难和挫折，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面对巨额财富，很多人都会忍不住贪心，他们有无数的机会卷钱叛变，去过更奢侈的生活，但肖林和王敏卿并没有被金钱蒙蔽双眼，两人始终将钱财当作身外之物。

除了金钱的诱惑，肖林和王敏卿也经历了叛徒出卖的生死存亡时刻，1948年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抓捕了我党在当地的指挥中心成员，其中包括了两个我党高层，面对敌人的刑讯审问，他们没能坚守底线，可耻地叛变了，其中一个叛徒就是王敏卿的同学和入党介绍人刘国定。

当时两人手里有着大量地下党成员资料，为了投诚，他们带着资料和不少特务去往几个主要城市抓捕我党成员。

幸运的是王敏卿虽然和叛徒认识，但两人来到上海多年，和重庆的组织并没有联系，刘国定只知道王敏卿和丈夫地下党，现今居住在上海，其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为了抓住王敏卿和肖林讨好特务，刘国定告诉特务王敏卿在上海有个十分要好的闺蜜，这位闺蜜的丈夫是银行职员吴震，只要找到了吴震就能顺藤摸瓜抓住王敏卿和肖林。

好在这个消息被我党潜伏的同志传递出去，吴震趁机逃走躲过了特务的追捕。

事后肖林和王敏卿也很后怕，如果当初被抓回重庆后果不堪设想。

两人经营多年手里有大量情报，还有各种产业的实际账目，这里面有不少支援我党的开支记录，以及多年间在组织安排下支援的我党同志和家属的联系方式，一旦泄露，对来往的各地党组织是致命的。

多年间肖林和王敏卿游刃有余地解决了各类危机，始终坚守在第一线，从没有忘记组织和周总理交给他们的任务。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周总理特意交代陈毅元帅，在进入上海后一定要代替自己见一见肖林夫妇，对他们夫妻二人多年的仁义之举表示感谢，并转告他们现有资产他们可以留存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产使用。

两人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时间就整理好了账目和现有资金，包括12万两黄金和超过1000万美元的各种资产。

见到陈毅元帅后毫不犹豫地交给了组织，并向陈老总表示这些都是党的资产，是属于国家的。

这些年在外经商也因为工作需要有着不少享受金钱和物质的机会，可要算起来当年他从周总理手中拿到的初始资金也不过几百块。

面对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好意，肖林从刚刚上缴的钱财中拿出了三枚银币留作纪念。

或许此刻的肖林和王敏卿是高兴得也是8年来第一次感到踏实，他们的任务结束了，也不再需要隐藏身份生活在阳光背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中央和人民面前，交上一份让所有人满意的答卷。

结语:

之后的几十年中肖林和王敏卿在组织的安排下一直在上海工作，并在重要机关担任要职，陈毅元帅感谢这两位难得的“红色资本家”，为其提供了不少帮助。

两人工作期间脱下了浮华的外衣，回归本身的质朴，继续为党作贡献，为人民服务。

参考资料：

【1】《三块银元见证共产党员的初心》·刘军

【2】《‘红色掌柜’肖林》·重庆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