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王业亮、王一兆、任羽卓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转载自5月23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194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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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是组织运行中的重要激励机制，不同的决策权配置会带来不同的组织绩效，不当的决策权配置可能给组织带来失败的风险。对于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企业集团而言，如何配置决策权以实现规模优势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缺乏对子公司适度控制的分权式管理容易造成子公司的冒进行为，而带来整个企业集团内部的风险联动；另一方面，母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干预太多的集权式管理又会抑制子公司的积极性，不利于发挥子公司的信息优势。因此，企业集团如何在母公司掌握更多决策权的集权式管理与子公司掌握更多决策权的分权式管理间取得平衡，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一系列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时代的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晰，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企业行为和战略之一。作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的具体体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资源规划（ERP）等技术的引入，增强了成员企业信息获取能力的增强，促使决策权趋于分散；另一方面，集团内部网络带来沟通成本的下降也增强了总部的管理跨度，促使决策权趋于集中。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在当前阶段，数字化转型促使决策权向母公司转移还是向子公司转移。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我们构建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模型部分，我们构建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以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集团决策权的影响。在模型中，母公司是委托人可以决定决策的分配，子公司是代理人在整个项目中负责生产性投入。与子公司相比，母公司更加风险厌恶，因此，如果将决策权分配给母公司将会产生有效率的决策，但是子公司的激励不足；如果将决策权分配给子公司，子公司的激励是有效率的，但是决策可能是没有效率的。我们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集团决策权的影响渠道是不确定性和相对信息成本：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同时提高了企业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从而降低了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将决策权分配给子公司。同时，数字化转型赋能作用是非对称的，与母公司相比，数字化转型对于子公司的赋能更大，这也就导致了子公司决策的信息成本更低，从而推动企业集团更多地将决策权分配给子公司。

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使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对模型推论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企业集团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决策权集中度，促使企业集团向子公司配置更多的决策权。在使用了工具变量、DID以及PSM等多种缓解内生性的方法之后，主要结果仍然成立。渠道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集团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降低子公司与母公司间的相对信息成本两条途径，促使决策权向子公司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化转型赋权子公司的作用在民营、子公司数量较少以及子公司承担业务较轻的企业集团中更为明显。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丰富了信息技术对组织授权影响的相关文献。数字技术的引入促使企业内与企业间信息收集与共享高效化、工作内容模块化，从而对组织内部授权产生深刻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方向在理论和实证层面仍然模棱两可：从信息处理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提升了基层的信息获取能力，将促使决策权趋于分散和下放；而纵向沟通成本的下降也使得企业高管实时访问一线的问题与选择，将促使决策权趋于集中与上移。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系列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融合，推动了企业决策权下放，从而在经验上支持了信息技术推动了决策权下放这一观点，丰富了信息技术对组织授权的经验研究。

第二，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范围。现有研究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市场表现、收入分配、不确定性、企业分工以及创新等，较少有文献关注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而技术变革往往需要配合与之互补的制度安排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因此，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必然需要包括组织结构在内的组织安排的变革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本文从相对不确定性和相对信息成本的角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了企业集团决策权下放，从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范围。

第三，本文丰富了组织科层的相关研究。学者们多从信息处理与专业知识、行业竞争、文化所带来的信任关系、不确定性、母子公司治理距离、内部沟通与协调等角度分析不同因素如何影响组织科层。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聚焦企业集团数字化转型实践，探讨数字化转型这一战略行为如何影响组织科层，从而从研究对象上丰富了组织科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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