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宝金是个台湾的老警察，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两岸统一。

周宝金是个台湾的老警察。

2022年1月2日去世，享年100岁，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两岸统一。

他一生都眷恋着温州的故土，但海峡阻隔了他回家之路，晚年也只能孤悬海外。

周宝金离开家乡才16岁，他放学回家，看到抓壮丁正在殴打哥哥，他把书包从肩上取下，挂在屋中柱子上那枚竹钉上，转身说：“我跟你们走。”

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

什么是家国情怀，就是家、国有难时，勇敢地站出来。

|秋日归乡

口述人：周宝金 周成花

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呈递投降书，正式向中国投降。

我们要奉命准备收复台湾。

没人知道真正的台湾是什么样子，虽然我长期在沿海与日寇对峙，但也只是在闽对日作战时听过这个地方。

日本派遣军司令岗村宁次，在南京陆军总部递交的投降书中注明：“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在内，次第向各地中国部队受降主官，办理投降及交出武器的相关仪式。”

前往接收台湾的部队就有我们70军。

命令下来时，宁波秋意正浓，大家都认为海峡对面会很冷。很多人都在长官的授意下，穿上了新棉衣，这是很难得的装备。

我们坐着美国人的登陆舰进入了台湾的基隆港，因为晕船，一个个战友吐得东倒西歪。好在我从小在温州的溪江边长大，比他们好多了。

我们摇摇晃晃下了船，大家紧张得不行。日本人肯定不会这么轻易让我们接收台湾，他们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等着我们的肯定是一场恶战。

每人都做好战斗准备，甚至牺牲也在所不惜。

但是一下船，我们却惊呆了。

岸上全是来欢迎我们的台湾民众，欢呼声一浪接着一浪，远处基隆港上的军舰汽笛声长鸣呼应。

我们被旌旗飘扬的人山人海淹没了，台湾同胞拥抱着我们，热泪盈眶……

那天是10月17日，我一辈子都记得的日子。

一切都跟我们预想的不同，台湾异常炎热，大家不得不脱下新棉衣拎在手上，排队进城。

有的士兵穿着草鞋，背着大锅和雨伞走在街上。夹道欢迎的台湾居民，望向我们的目光里透着好奇惊讶，打败日本人的居然是这么支衣衫褴褛、七零八落的部队。

登陆基隆港后，为防止日本人不安分，我随部监视日军动向；随着受降仪式的结束，日本侨民分批撤出台湾，我们的任务也随之调整。

国民政府虽然在军事上收复了台湾，但街上仍旧是一片日本风情，接待军队高官的是日本料理。各种形态、习风至今依然存在。

台湾普通市民虽不允许接受高等教育，但设立有上千所小学，每个孩子必须学习日语，基础教育已经普及。

而我们这批前往收复台湾的部队中，除却黄埔毕业的指挥官之外，大部分人仍为文盲。

赴台之后，士兵与民众之间相互不了解，社会矛盾逐渐显现。

特别是美军凭借着优势的交通工具先行入台，到处空吃空喝，侮辱妇女，有些民众感叹，“走了日寇，来了美鬼”。

日寇控制台湾期间，烟酒实行专卖制度，台湾光复后，这项制度得以保留，但大陆产的烟酒味道更好。

于是温州、上海、宁波的商人纷纷通过轮船运入台湾私自行销烟酒，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

台湾当局很快施行管制，这么做虽然打击了投机商人，但也损害了台湾本地经营烟糖酒的小商人们的利益。

官民矛盾越来越大，加上许多政府官员趁机对台湾物资无度索取，台湾经济急速下降，许多破产人家的女孩甚至沦为军官包养的舞女和街头娼妓。

由福州、闽南涌进来的浪人在乱局中盗、抢、杀等恶行不断，当局却对此熟视无睹。台湾人民对南京政府从热切盼望变成了冰冷失望。

随着矛盾激化，时局越来越乱，外省人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

不满的情绪，蔓延到了整个海岛。

南京高层虽然深谋远虑，提前想到了这些问题，早早在福建警官学校开办培训班，准备培训警察将来接管台湾治安，但青年们对此并不热心。

是呀，如果抗战胜利了，谁还愿意背井离乡去遥远的他乡海岛当差呢？于是培训了一年多，到正式赴台时，才招到200多人，远远不够用。

而且这些警察多数是福州人，闽南籍的很少，仍然与台湾同胞在语言上有隔阂，治安管理困难重重。

驻台行政管理决定从我们官兵中遴选在福建驻训过，有战斗经历、有一定文化的士兵就地转为警察，协助台警察署维持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

因我读过书，所以被转至保安警察大队，成为一名警员。

脱下了军装，也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和平下的暗涌。

1947年2月28日，一位警员在“台北天马茶坊”街头查缉私卖香烟时，殴打商贩，人们开始围观，警员想掏枪驱逐围观人员，却开枪误伤群众。

伤者不治去世，群众上街请愿又遭驱逐。愤怒的群众发起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很快就被留守在台湾的部队残酷镇压。

就在这次事变前后，我们70军开始分批撤出台湾，而我因为警局事务繁忙，没能及时随部队返回。

随着国民政府的管理不善，台湾的社会秩序愈发动乱，我原本打算请假回乡的愿望也再一次落空。

基隆、高雄两地的执勤人员捉襟见肘，我只能靠满勤无休，才能填饱肚子。

此时，我已是基隆警察署的队长。从我16岁离家，这已经是第9个年头。

一天，基隆港有位客商上岸后找到我，丢下了一句话：你母亲在家里给你订了一门亲事，请你尽早买船票回去。

说罢便急匆匆走了。看到港口的船只来了又走，有时我真希望能够脱下外套，就那么跳上船去。

但每日繁忙的公务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连偷偷托乘船的士兵带口信给家人，都成了空想。

随着政府成立“高雄港务局”，打捞沉船清理航道成了项重要工作，我经常被指派到离基隆港两百多海里的高雄港执行运送任务。

看着船上的官兵来去匆匆，谁在乎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思念？我不知道，海峡那头的母亲正在想方设法寻找我的下落。

两岸辗转的嘱托，全都随着激烈的战事，消失在内战的硝烟里。

我的家乡在温州的泽雅，这里盛产黄纸，就是当时的卫生纸，十里八乡都会通过天长岭或者外山岭挑到瞿溪去卖。

通过瞿溪镇中转到温州，再运送到江苏南通、上海十六铺码头，香港、南洋售卖。

我们世代是纸农，父亲病逝后，母亲带着我们两兄弟过。到1938年春天，大哥完婚分家之后，母亲带着二哥和我留在老宅。

两个月前二哥被临时征去当挑夫在瓯江边上修建碉堡。说是当挑夫，保长说这就算完成出壮丁的任务，我们仨兄弟就不用上前线了。

二哥当时有个未过门的媳妇，从小在我们家长大，比我还小两岁，算是童养媳。我放学后经常带着嫂子去河里去摸鱼。

小嫂子提着桶，站在岸边，看着我在溪边的石缝里捣腾，西岸河里的小石斑鱼在我手里变得十分温顺。

捕完鱼，我们高兴地回到家，屋里的松灯忽暗忽明，烧到松油脂最浓的那一段的时候，火苗会燃烧得更旺。

我借着光亮迅速掏光石斑鱼有毒的内脏，洗干净后交给母亲，然后安静地坐在桌子边等，看着灶膛红红的火苗映着母亲的脸。

有一天晚上，我正伸长了脖子，使劲地嗅着弥漫在小屋里的鱼香。“咯吱”一下，门被推开，二哥出现在门口。

他是翻山逃回来的，脸上被枝条刮出了血。母亲被吓着了，赶紧让二哥坐下，拿来毛巾去擦他脸上的血迹，她的手有些抖。

嫂子怯生生地走到边上站着，手里拽着衣角低头不语。

回家的二哥像饿疯了一样，大口大口喝着稀粥，把煎干的小鱼整条塞进嘴里，连骨头一块吞了下去。

缓了缓，二哥大大地喘了一口气说，他的军队要开拔去其他地方，自己也不晓得哪里，得回来看看家里。

二哥还说，前两天邻村的有个壮丁跑回家后被抓回去，当场在台上被扁担打死了。

“我不晓得明天他们会不会来追我……”二哥异常紧张，母亲紧紧地抓着儿子的手，不知如何是好。

乱世中，做母亲的也束手无策。

第二天拂晓，我吃过早饭照旧起身去学堂，在青石路顺级而下的时候，我回头看，母亲带着嫂子在门口慌乱地张望。

清早，雾气笼罩着黛瓦和刚结了青果的梨树。房顶的青烟混着雾气，只有布谷鸟的叫声在远处的山谷中传来。

下午3点放了学，同学按前天约定好的喊我去外垟看戏。温州的乡下，正月到三月间，一些在城里做生意，赚了大钱的乡贤总会轮着请些戏班子来唱戏，这是一年一度的春季盛宴。

戏台上演的是《打渔杀家》，但我心神不定，满脑子都是家里的二哥，戏演到一半，我忍不住了，我得回家。

平时需要两个钟头的路程，我一路小跑，只一个小时就跑到山下。从西岸溪到家需要爬5分钟的青石岭，我干脆三步并两，飞快朝家赶。

推开家门，眼前的一幕让我心惊：母亲搂着嫂子在一旁哭泣，二哥双手被反绑着，裤子已经破了，露出了两个乌青的膝盖。

保长在我去上学后带着两个人来家抓人。他们把躺在床上的二哥弄了起来，拖到祠堂里吊着打。

先用棍子抽二哥的膝盖，又狠狠地捅了他的肚子，一直到二哥两眼翻白，小便失禁才停下手。

奄奄一息的二哥被拖回家扔在地上。保长正准备带他回部队交差，枪毙后以儆效尤。

母亲扑到二哥身上，根本无济于事。他们撇开裹小脚的母亲，继续踢打。

见我回来，保长放言道，按照二抽一的规定，无论如何，你们这没有分家，两兄弟必须有一个和我走，这已经是很客气了。

“你们这次逃跑，让我颜面尽失。如果你们不去，我就得死，那我今天就先把你们给宰了！”

我愣在那里，看着瘫倒在地半死不活的二哥，哭泣的母亲和眼神恐惧的嫂子。

我快步走进厅堂，把书包挂在柱上的竹钉上，转身对着保长说：“两个哥哥都成了家，那就我去吧……”

母亲和嫂子追到门口，倚在门边大哭起来。

我转身跟着保长走了，踏着门口的青石路，没有犹疑，没有回头。

那年我16岁。

保长带我进到乡里，把我关押在一间大房子里。

让我意外的是，里面竟然有许多我的同学和邻村亲戚，还有不少一起看戏的熟悉面孔，有的叫不出名字来。

征兵的人平时很难挨家挨户抓到人，这次趁着看戏，把适龄青年验了名字后，按照“二、三抽一”，“四抽二”的规矩全都带了回来。

有些人开始嚎啕大哭。

谁都知道战事愈发吃紧，经常有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正月里日军刚轰炸了城里的南塘军用机场。

边上的驻军也都一一开拔。翻过山的上陈村原来出了个姓胡的军官，日军攻打南京时阵亡在雨花台，县里刚在学校组织过追悼会……

外出打仗的人死讯不断传来，这让他们更不想去当兵了。

“要不我们砸门出去？”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我还没有娶老婆呢，我不想死。”

一个年纪稍长的人站了起来，他说自己有办法，有谁愿意跟他走，就过去站他身边。

听完，底下的人开始在一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万一我们真的逃回去，也难免像二哥一样被毒打一顿再抓回来。家里人还得因为我再遭回罪，不能这么干。

我把同学拉到一旁，悄悄商量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不要怕，路已经摆在这里，现在回去了也没有用。

夜里，两个士兵抽着烟，站在院子前把守着大门，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清早，院子大门打开，新丁们10个一组被绳子绑串着前行。那个年长的新丁与昨夜邀约好的几个同乡，故意磨蹭，走在了最后一组。

走到泽雅一处悬崖时，那个年长的新丁突然使法解开了绳子，从口袋里掏出两把石灰，洒向队伍末端押送士兵的脸上。

两个兵惨叫一声，被团蜂拥而上的新丁推下山崖。前面带头押送的士兵无法顾及队尾，队伍顿时大乱，最后一队人趁机解开了绳子逃跑。

原来，那个年纪不小的新丁，其实是名有经验的“兵油子”。收别人的钱，专门替有钱人家去当兵，然后在路上借机逃走。

昨天预谋逃跑的事，他带头商量了一夜。看起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眼看这次他又要成功了，但事情总有差池

当他们准备掉头逃跑的时候，偏不凑巧后面有一小队士兵因事开拔，见状立即冲了上来，举枪就打。

兵油子见无路可走，带着逃跑的那伙子人纷纷跳下山崖的龙溪深水潭里，尾随而来的士兵朝溪里疯狂开枪。

溪水都染红了……还没有上前线，新兵就这么叫“兵油子”给害死啰。

我们这群在戏台前看着武戏的娃儿们，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经历了第一场混战。

新兵训练后，我被运往福建，被分到100军75师炮兵营，因为读过书会识字，后来被挑选为通信兵。

1939年11月末，日军进攻福建诏安县，县长陈荫祖率部抵抗赶赴汾水关阻击。

当时75师450团团长在外受训，副团长率部作战，激战一日后阵亡，诏安县城沦陷。

25集团军总司令陈仪急电下令收回，75师师长韩文英率师直属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和通信连一部连夜赶赴诏安。

我们赶到诏安阵地后，刚开始部署炮兵阵地，总司令又来了催促进攻的急命。

韩师长要服从命令，随行的参谋长冒险拦住了他，坚持要在炮兵阵地部署完毕后再开始发动进攻。日军以为我部没有炮兵，这样正好可以打对方个措手不及。

12月6日，我军各部遵照攻击计划实施，于零时开始从四都马厝城出发，向县城发动进攻。

我所在的师直属部队炮兵营一直等到拂晓，150重迫击炮和榴弹炮才开出第一炮，步兵紧随其后，旋即攻占风山一带高地。

与此同时，敌军出动了战机轰炸我方阵地，作为炮兵营的通信兵，我们的眼睛和声音就是瞄准器。

我负责向一线炮兵阵地传达标尺和修正指令，不断地扯着嗓子喊：

“标尺800！方向3000！”

“一发装填好！放——”

见我方有整装的炮兵营参战，敌人慌了手脚，仓促应战，激战至晌午，开始在战机掩护下向城外撤退。

我军早已在四面设部包抄，县地方团队和各乡壮丁也前来参战，大部队则马不停蹄地穷追逃敌，敌人后路被切得七零八落。

大部分日伪军向汾水关撤退，早已溃不成军。小部分日伪军逃窜到广东饶平，准备渡海到敌占岛南澳。

由于敌舰未及时赶到，一些日伪军便硬抢群众的杉木、门板，甚至大小水缸、打谷桶做渡海工具，在怒海激浪的冲击下，上百名敌人葬身大海。

这一战我们缴获无数，大获全胜。韩师长率75师师部回漳州后，诏安大捷，民众夹道欢迎我们的归来。

经过一年的短暂宁静后，1941年4月19日，日本军队在福建连江、长乐登陆，进攻福州，很快福州沦陷。

同一日，日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联队从温州瑞安飞云江口抢滩，翻越离我家不远的桐岭入侵温州。

作为师部的通信兵，我得知家乡也沦陷了。

在那一刻，替兄抽丁入伍参军的无奈，全部化作了与敌作战的热血。

1942年5月15日，日军发动浙赣线战役。

赣铁路两端均没有出路，所有机车、客货车、机厂等都无法撤退。铁路工人为免资敌，开始自毁铁路，所余的轨枕一律拆毁。

我们驻扎在江西进贤，数次与敌人展开血战，一路遭受到敌机轰炸，伤亡惨重。一直坚持一个多月，才退至福建边界休整。

此时才知道，几年间，与我一起前来的十几个同学已阵亡大半。

抗日战争胜利后，75师移防福建，改隶70军管辖。我们北上开拔，中途驻扎在温州，家近在咫尺。

离乡已经7年，我很想回去看看母亲，但那时我已经是一班之长，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偷偷溜走。

我早已不是任性的孩子，回家看看，还是坚持驻守，我无比纠结。

当我方在温州的驻军即将撤出的时候，当地民众要在瞿溪镇组织了欢送会。主事者决定给每个官兵送一把雨伞，以感激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卫国之功。

母亲也颠着小脚来到了瞿溪，走在人头攒动的欢送人群中，看着一张张泛着古铜色却又稚嫩的脸，四处寻我。

7年的时间里，各个地方的“荣哀状”纷至沓来，却没有任何我的信息。母亲总是期待着来信，但又恐惧来信。

这次来瞿溪，她就是想看看能不能遇到我，或是碰上知道我下落的人。

自从日本人撤走后，每天都有军队通过天长岭或者毗邻藤桥，从温州撤出。母亲不知道这些人认识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不断地托人询问。

母亲热切的期盼，一次次变成了失望，她不知道儿子死活，也不知道儿子就在不远处，也期盼着回家。

不久，部队接到开拔命令。我们从温州启程，在沿海行进多天后，到达宁波港，这里已经集结了很多军队。

等待我们的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1945年9月9日，日本派遣军司令岗村宁次，在南京陆军总部递交了投降书，投降书中注明：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在内，次第向各地中国部队受降主官，办理投降及交出武器的相关仪式。

甲午战败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此次代表中国受降的，正是我部司令陈仪。

我作为接收部队的一员，奉命前往台湾。

转念之间，我跟母亲就这样错过。

在我从军后不久，二哥跟嫂子顺利完婚了。

婚后二哥习起了中医和南拳，懂了药理。经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温州和平解放前西岸的第一批地下党员。

在行医期间，二哥接触了来自温州城区的警察周式英，周式英是一个很开明的进步人士，在当地影响很大。

二哥跟周式英谈起我的事，母亲也委托他打听我的下落。

大约过了一年多，周式英高兴地跑去告诉母亲——你的儿子周宝金还活着，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基隆当警察，离温州不远。

知道我没死在外头，母亲欣喜若狂，颠着小脚跑了近二十公里的山路，找到介绍这消息的人，希望对方能把她的嘱咐带到海峡对岸。

对我替哥哥从军，母亲心里一直很后悔，她觉得不应该叫我去读书，应该也给我也找一个童养媳，让我先成家。

隔壁邻居就为了躲避抽壮丁，让儿子15岁就成了亲分了家，这样一家人就只有一个男的，没被抽壮丁。

这成了母亲后半生最大的执念。因为我不在家，母亲也再没和二哥家分家，她在等着我回去。

不知是不是老天垂怜，妈妈的口信不负重托，半个月后竟然真的叫运商船带到了基隆港，说给我定了亲，赶紧回家成亲。

虽然是陌生客商的简单口信，但我的心里激动万分，我知道，这口信到达台湾，是多么艰难。

我决定要回家！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几年间置办好的家产全部变卖，换成一根金条，写好了辞呈准备辞去警署里的职务。

作为港口的警察，我认识不少商贩，这里隔一段时间就有前往温州、宁波、上海前来的船舶，等他们返航的时候，我就想办法上去。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那一天。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同意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得到消息后的国军官兵们无不欢呼雀跃，大家只觉终于可以回家了。

然而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协定内容，国军官兵士气低迷，纷纷放下武器不再抵抗。溃败的军队蜂拥而至，台湾各个港口混乱不堪。

随着台湾当局对出港船只的管制，温州的通航随之中断，我被派往台南高雄港执行任务，离温州更远了。

后来台湾、大陆两方相互派特种部队“摸哨”割对方耳朵，情治部门以“防患未然”为宗旨，人人都可能因为只言片语乃至“钓鱼”被构陷入罪。

而我的警察身份较常人更加敏感，我根本不敢明目张胆去询问打听大陆的事，否则很可能判作投敌被杀。

我返乡的希望，再次落空。

我移防到高雄后，经人介绍结婚成家，妻子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是她的陪伴才让我的乡愁得以疏解。

当时我还分了公家的房子，生活还算安稳。像我一样的其他外省人，他们没有我这样幸运。

入台以后，国民党就高喊“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没人认为会在台湾久留，一切都是在将就凑合。

大部分人都没带什么钱，就和家属聚居在所属单位、营房附近的庙宇、学校、农舍、牛栏里，有的干脆露宿街头，日子异常艰苦。

有些过得不好的，用微薄的退休金过生活，有些去捡垃圾、做保安，省吃俭用去资助或者认养有困难的小孩……每个人都期待有一天能回到故乡。

我家后山上有个放羊人，也是从大陆来的老兵，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等着回家。

可他一直等到死，两岸都没有开放。他死时一个人，我帮忙料理了后事。

这种孤独跟贫富贵贱无关。

我有位做文职的朋友同样如此。过去是军人，妻女被留在了大陆，他一直熬到退休，始终孤身一人。

我常叫儿子去看望他，防止有事。但很幸运的是，他等到了开放探亲，终于返回湖南与亲人团聚，那时候他身体已经很不好，我再没有见过他。

我的全家福

我当了一辈子警察，当地人和渔民们有事常来找我处理，因为经常顺手帮他们一些小忙，他们就喊我叫“土地公”。

但我最开心的还是谈起家乡，每次看到有关于温州的报道，我都非常高兴。

看见关于家乡的杂志、相片、图册，我都会细心地收起来，放在自己的柜子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后来儿子的同事送给他一张温州地图，他带回来给我，我捧在手上，高兴地翻来翻去不肯放手，在上面寻找儿时记忆深处的蛛丝马迹。

除此之外，多数外省人想家时所能做的事也只有想尽办法，写信、转信。

两岸断交的时候，我也曾写信给一位去了日本的亲戚，求他询问家里的情况，对方回了信，可等我再写，却被退了回来，后来我才知他已经回了大陆。

一直到1987年，我才终于能正大光明讨论回家的事。

这一年的8月23日，报纸上的一则新闻震撼了整个台湾——“政府考虑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

“台北讯”：据悉，政府有关方面正审慎考虑，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务员外，一般民众均可经第三地区或国家赴祖国大陆探亲。

“带什么回去好呢”、“旅费要多少钱”、“从香港进去，转飞机要几个钟点啊”、“需要带多少钱给家人”……

老兵们见面聊的，都是这个话题。

我赶紧提笔写信，没想到老家的地名已经改了，我的信，被送到了毗邻瑞安县的“西岸村”，辗转一圈才到了温州老家。

后来我终于能跟家乡自由通信了

家人终于知道我还活着。

1988年9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飞行——回家。

飞机从台北机场起飞的刹那，我的心随着引擎巨大的轰鸣声在颤抖。我坐在飞机靠窗位置，看着下面浮云朵朵。

我从香港转机飞往杭州，买了前往温州的长途客车票，那是我阔别半个世纪的家乡。

第二天，汽车从杭州出发，我记得，当年从温州离家溯江而上的时候，车轮下的这条公路，在江面上看还是一条在山里凿出来的砂石小道，现在已经能通车了。

长途客车在夜色中蹒跚到了温州西站。到站后，我根据介绍信在招待所中住了一夜，早上前去台联登记后启程往家赶。

回家的老路正是我当年参军时从西岸到温州的道路，也是日军入侵温州的路线之一。

但我走的是瓯江边上开的一条新的公路，不用再翻山越岭，公共汽车三个小时就可以到泽雅。

到了泽雅已经是下午3点，没有三轮车经过，我干脆拎着皮箱徒步回家。

我路过了当年看戏的外垟，戏台早已被拆除。还有老乡正在收着晒纸，满地金黄色的纸张被秋风轻轻扬起后又落下，发出细细的簌簌声。

家乡曝晒的黄纸

我以前的上学路并未改道，只不过挖走了青石拓宽成了机耕路，路边的行道树刚种下去不久，长得只有成人般高。

走到西岸新建的乡政府前，我停了下来，边上是鳞次栉比的新房，我完全认不得这里了。

乡音早已抹去的我，用闽南腔向乡政府门口的人询问：“请问周宝钦家怎么走？”

他们告诉我，里面有一个刚来上班的财税干部，是周宝钦的孙子，要带我去看看。

“周俊武，这有人找你爷爷！”

话音刚落，院子里走出一个年轻人，他刚从财税学校毕业，被分到了家乡的乡政府上班。

看着眼前俊朗的后生，我眼睛逐渐发热，模糊了起来：“你是宝钦的孙子？”

俊武不敢确定我是谁，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他带着我一前一后拐进石板路中，尽头就是回家的青石路岭。

他说奶奶告诉过她，她有个小哥哥，以前会带她在溪边抓鱼、会给她念书本的字……

她的奶奶就是我那一起长大的二嫂。

俊武突然又想起什么，说小爷你在路口稍等，然后飞快地跑了去。

我站在巷口环顾了一下四周，原来的一座座青瓦木屋，如今全部新建成水泥房了。山边那棵老柿子树还在，露出半截树冠。

青石岭两边的稻田里，稻穗在秋风里点头，池塘里的麻鸭看见有人经过，“嘎嘎嘎”地游到了另一头。

我从来没有走得这样慢过，哪怕是过去放学为了晚一些到家跑河里抓鱼嬉戏……

50年来，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故乡的气息。

终于回家了。

俊武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的时候，腋下还夹了一条从小卖部买来的香烟，说要替我发给大家。

他远远地朝家喊：“三爷回来了，三爷回来了……”

嫂子先快步走出门外。

我看见满脸皱纹的嫂子，愣住了，问道：“你还是我以前那个嫂子吗？”

她含泪回答：“是！是！”

“你把这个家持得真好，辛苦你了！”

嫂子拉着我的手走进房子，大声说：“你的弟弟，我的哥哥，他回来了！”

满头白发的二哥提着水烟斗，屋子里一下静默了，我们看着彼此，千言万语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这才得知，我离家时，二哥被抓兵的人毒打后腿脚落下了病，一到潮热的夏天，膝盖肿得同脸盆一样大。

每次卫生员过来，用针筒打进去，抽出来的黄水积液能装满半盆。

万幸二哥还活着，对我就是活着就是最大的安慰。

看着苍老的二哥，我忽然想起，自己还攒着个惊喜没给他。

小时候，我在老屋的地下埋了些铜钱，边上是母亲睡觉的地方，我叫上哥哥嫂子跟我一块挖。

可我们沿着门槛挖了一长条，挖透了也没挖到。

我不信，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我亲手放在这里的，那可是我童年唯一留存老屋的证据，怎么会没有，是不是给妈妈拿走用掉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一起劳作的画面。

母亲没能等到我回家，她早在1963年夏天去世。

二嫂（右）和侄女成花（左，口述者之一）

母亲去山上干活被毒虫咬伤，伤口开始溃烂，卫生院查不出病因，只能躺在床上养。

弥留之际，母亲嘱咐二哥的女儿成花，“记得叫你爸爸找到你叔叔，回来一定要记得给他分一些家业。”

给儿子分家立业的执念，母亲记了一辈子。

母亲去世后，二哥去请了“灵姑娘”作法，想知道我还活着，还是早已去世。

如果我已经不在人世，那母亲肯定见到我了。如果我还活着，他得想办法找到我，当年我替他上的战场，做哥哥的心里过不了这个坎。

“灵姑娘”入定后，是用母亲的口吻和二哥说的话，“你弟弟还活着，但是我是阴间的人了，我找不到他在那里，还是要你们阳间活人去找。”

二哥有了一点希望，到处去问去找，但几十年过去，一点消息也没有。

母亲不在，但嫂子带着一家人专门给我做了白咸肉、蒸带鱼、豆腐鲞，都是我想了几十年的家乡味。

附近的乡邻知道我回来，都来向我打听他们儿子、兄弟的下落。老宅上头那户人家的儿子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我告诉他们，他已经牺牲了。

大家都羡慕我们，说老周家有福气，出去的人几十年还能再回来。

当时政策尚不明朗，所以在台湾的经历我没敢展开讲，怕给家里带来麻烦。这些家人都明白，我不说的也不追问。

他们带我沿着山间的古道四处散心，山间那些老水碓还在。

过去在泽雅，家家户户都会造纸，漫山遍野皆铺满纸张，所以老家也被人叫作“纸山”。

山间遍地都是水碓和纸槽，水碓要靠水流转动，一般建在峡谷的溪涧里，妈妈常带我和哥哥穿过山林，去水碓造纸。

我家附近的水碓

水碓很大，碓头有三百多斤，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砸在捣臼里，把用石灰水沤烂的竹料，捣成像绒毛一样细的纸绒，然后放在纸槽里捞起来晒干，再揭下来暴晒后挑去卖。

熟悉的水碓唤醒了我的记忆。

而此时，母亲就安息在山上普通的椅子坟里，石头筑起的坟头顶上布满野草，我伏身上去拔掉，细细拢平黄土。

燃好炷香跟蜡烛，我跪在坟前，满眼是泪。

妈，儿走归了，儿想你喔。

周宝金老人的一生被分割成几段，前半截在国仇家恨中，后半截在深深的乡愁中。

来台的第一代，人生的路，是从那岸到这岸；第二代的人生，是这岸到那岸。

像周宝金一样的第一代，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到哪就到哪，落地生根。

但人不是蒲公英，他们疼时会叫，冤时会哭，思乡时会群起抗争。

我们写过不少台湾老兵们的返乡故事，他们的回家之路既颠簸崎岖又满怀感恩。好像困境求生的陀螺，一遇到打击又会重新开始打转。

“回家”两个字扣住了他们的一生，也给两岸搭建了一座互通之桥。

当我们真的了解彼此真实生活，与各自的心路历程时，我想每个人都会由衷地说一句：“大家都不容易！”

如此，那万难无奈的过往，才会成为弥合裂痕的希望。

编辑：赵斯卡 霞姐

（文中照片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