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百多名将军复出，各大军区都排挤，周总理是怎样解决的

“恩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一定要处理妥当。”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听完周总理的报告后有些怅然，这么多老资格的同志，应该怎么个安置法为好呢？

1972年12月，在周总理的建议下，上百位在1955年授将衔的老将军们被重新启用，但也随之滋生出了一系列问题，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全国各大军区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排挤”这些老将军们的意味。

面对着这一难题，周总理经过多方协调，最终才将事情做到了尽善尽美，妥善安置了上百位老将军的复出职务。

那么各大军区起初为什么要“排挤”这些复出的老将军？周总理又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革命情谊

解决这些高级军衔老干部的复出问题，的确是一项大工程，就连周总理也对此有些力不从心，可他还是主动在大会上提出这一举措，这也充分证明了他的个人担当。

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军区独立师的部分指战员带领下，主动抵制了中央处理问题精神，接连冲击了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和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进行了冲击。

最终，谢、王二人仓皇逃回北京，却受到了林彪、江青等人率百万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拉出了“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横幅。实际上是反革命组织想要借武汉“七·二零”事件，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撤销。

此次事件也是那十年里斗争矛头首次转向军队的标志性事件，自此开始，全国各大军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大批的开国将领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遭到了冲击，叶剑英元帅在1966年提出的“军委八条”已然形同虚设。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初“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基本上都被诬陷为陈再道等人的“黑后台”了，这无疑是在中国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上又添了一把火，让中共中央对于局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错判。

于是继陈再道、钟汉华两位将军之后，一大批的开国将领遭受了冲击，许多军区顶头的大领导直接换了个遍。怎么个换法呢？当然是以资历和战功为主，所以本质上是又一批开国将帅的职务上调。

那为什么之前不上调这些开国将帅的职务呢？原因也很简单，战争年代过来的开国将帅们还是很看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务关系的，这并不是官僚主义，而是一种朴素的革命情谊。

就算自己现在工作成绩优异，对国家也有贡献，但是现在的上级是自己的老师长、老团长！当年我就是老首长手下的兵，老首长对我关怀备至，我现在的一切都是靠老首长对我的栽培，现在到了新中国我还愿意是老首长的兵！

这种主流的思想就造成到了1972年的时候，周总理想要让这些老资历的将军们回归各大地方军区工作时，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老首长回来工作肯定夹道欢迎，但怎么能给我当副手呢？

可从原则上来说，军区司令可不能随意撤换，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况且各大地方军区的人员更替基本上已经完成，也不好再做高层的人员调整。

一个萝卜一个坑，中央就给了这么多位置，如果想要把人塞进来，除非是上面彻底改制，但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事情，这100多位老干部的复出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周总理也为这件事情头疼不已。

好在还有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主动协助周总理承接了这项任务，不过他们二人也是接手之后才明白，解决这些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们的复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一块烫手山芋。

峰回路转

因为种种原因，在周总理的要求下，陈再道和钟汉华将军被选为了这项事务的第一顺位处理人，但实际上还是任重而道远，事情远没有魏伯亭和田维新想的那么简单。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在蒙古地区境内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标志着其反革命集团夺取中共中央最高权利的阴谋正式破产。虽然此时中央还存在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分子，但中央仍然顶住压力为一些老同志沉冤昭雪。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有关贺龙元帅的平反文件，这是因为1969年贺龙元帅已经被迫害致死，但大部分的老将军尚且在世，周总理认为，想要体现中央对于处理这些冤假错案的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重新安排这些老干部的复出工作。

为了让复出的100多位老将军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周总理与中央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条简明扼要的规定：原职务在省委常委以上的，由组织部负责跟进落实；原职务在副部级以上的，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跟进落实；原职务在正军级以上的，由总政治部负责跟进落实。

在这样的条件要求下，也有利于老将军们的复出工作更加有条不紊的进行，明确责任、细化分工，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一工作。

周总理还指出，这项工作开展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陈再道、钟汉华将军的复出问题，陈再道将军是资历极老的开国上将，钟汉华将军虽然是开国中将，但是履历却也不逞多让。

他们两位都是武汉“七·二零”事件首当其冲遭到冲击的老将军，将他当做例子这也算是有始有终。

但魏伯亭和田维新两位同志没有想到，处理陈再道将军的问题过程，远比他们想象中要困难的多。

陈再道将军之前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是武汉军区政委，就算复出也要找一个同等级别的职务，但再让他回到武汉军区显然不合适。左思右想之下，田维新找到了几位他认为也许可以接纳陈再道的军区司令，但这些军区司令大多都是直接拒绝了。

先不说军衔高低，陈再道同志红军时期就在红四军担任军长职务，抗战时期就是纵队司令，除了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这些上将的履历也是一个比一个“吓人”，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许多将领的老上级。

让曾经的老上级做自己的下属，相信就是很多人心里最过不去的一道坎，为了不让自己和老首长之间的关系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有些司令直接就说：“千万别让他来，他是我的首长，这事可没得商量！”

屡次碰壁之后，田维新心里也没了底，甚至和魏伯亭商讨方案的时候，两人都几度哀叹这项高难度工作的费劲程度。但两人随即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为国家出生入死几十年，有的甚至还是他们二人的老首长，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连他们自己的老首长也对不起呀！

想到这里，二人的眼里又燃起了斗志。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实证明，只要愿意坚持，总还是能得到回报的。

这天，一通来自福州军区的电话打到了总政治部，田维新接起之后，对面的意思也是言简意赅：“是总政治部的田维新主任吗？我是韩先楚，随时欢迎陈再道来我们福州军区。”

四员上将

韩先楚的突然介入，让周总理看到了解决的问题的曙光，同时也让福州军区成为了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军区。

田维新没有想到，自己和魏伯亭一起到处碰壁的时候，竟然还会有军区主动要人，这可让他们顿时兴奋不已，而且说这话的还是刚刚到任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将军。

韩先楚本人就是上将军衔，让此时同为上将复出工作的陈再道将军给他做副司令员，倒也不算委屈他，也规避了之前地方军区司令说陈再道将军是自己老首长的问题。

周总理听闻后很是高兴，然而好消息还在后面，钟汉华将军也被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接收了，让他去出任了广州军区副政委。有了这二位打样，其他军区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复出的老将军进入并重新任职。

到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很难解决的老将军了，基本上也就是两个问题：军衔太高、资格太老。

就例如开国上将王建安，他红军时期是红四军政委，是陈再道的老搭档，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是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了，解放战争时期叫东线兵团司令员，这资历和陈再道将军一样，也是大了去了。田维新最后没招了，还是只能送到韩先楚这里来。

“韩先楚同志，主席时常念叨你呀，说你当年解放海南岛是有大功绩的。”

“不敢当，是国家需要我。”韩先楚仍旧不卑不亢。

“正巧，现在国家也很需要你啊！”

刚开始韩先楚还颇有微词，但最后周总理亲自跟他详谈后，他还是答应了。可韩先楚也没想到，周总理注定要给他的难度再加大一些，因为名单上的开国上将现在就只剩下一位了，他的名字叫李志民。

李志民是我军队伍里杰出的政工干部，红军时期是红27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中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是晋察冀野战军2纵政委，为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李志民是政工干部，所以总政治部思来想去还是将他调到了韩先楚的福州军区，当上了福州军区政委。因为本来我党的传统就是“党指挥枪”，所以政委实际上也并不比司令的话语权低，这样的说法韩先楚也能接受。

自此，福州军区也有了“一军区四上将”的美名，韩先楚先后接纳四位上将的故事，也渐渐成为了各大军区中流传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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