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男子患梅毒后怀疑妻子出轨，离婚后患精神病向前妻索赔49万

安徽铜陵，男子被诊断为梅毒，怀疑是妻子出轨传染导致，且经血型检查孩子很可能非亲生，男子以此为由起诉离婚，离婚后患上精神分裂症，遂诉至法院，要求前妻赔偿医疗费9万、精神损失费40万，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铜陵市中院）

俞勇是安徽枞阳人，在当地计生办上班，后经人介绍认识小他2岁的程丽，程丽身材高挑、年轻漂亮，两人很快登记结婚，并共同生育一子，一家三口生活简单平静。

一次，俞勇单位组织体检，俞勇被发现患有梅毒，滴度为1：8阳性，他认为自己洁身自好，从未有过不当行为，该病应该是妻子传染给自己。

此外，俞勇在确诊梅毒后检查血型，发现自己为A型，程丽为AB型，而儿子则为O型，根据遗传学常识，A型和AB型生育的子女不可能为O型。

因此，俞勇认为儿子俞某非亲生子，夫妻双方发生强烈争执，应俞勇要求，程丽7天后也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梅毒，滴度为1：32阳性。

所谓滴度，全称为梅毒血清学试验滴度，代表的是梅毒是活动性，通常活动性越强比值越小，也就是说，1：32比1：8传染性更强、病情更严重。

孩子血型异常、自己被传染梅毒，让俞勇进一步确信，程丽存在婚内出轨行为，双方遂于检查后20天协议离婚，但两人离婚后仍纠缠不休。

后俞勇先后前往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等地外出医疗，每次医疗费500元、2427元不等。

12月27日，俞勇与程丽在一起同居，28日凌晨6时许，史友来到俞勇在计生办大楼四楼住处，发现二人同居在一起，程丽与史友发生争吵、拉扯，后程丽离开现场。

同日，俞勇以应激障碍入住安庆市第六人民医院，次年3月3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于是俞勇将陈丽诉至法院，请求程丽赔偿医疗费3.5万、精神损失费40万。

俞勇认为，自己感染梅毒、儿子非亲生，均证明程丽存在婚内出轨行为，离婚后自己确诊精神分裂症，是上述二个事实因素和婚后不正当关系造成，但陈丽对此予以否认。

为证明自己主张，俞勇提出：

1.自己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发现感染梅毒，通过检查俞勇和程丽的滴度分别为1：8和1：32，根据医学常识，梅毒感染较重的感染在先。

而梅毒的传播途径为性接触，由此认定程丽除与俞勇有性接触外，还有其他关系，导致感染梅毒，再传染给俞勇，推定程丽存在婚内出轨行为。

2.离婚后程丽未经俞勇同意将属俞勇财产偷走，俞勇报案后，却被公安局以妨害公务为由关押7天，12月27日晚，程丽进入俞勇住处，强行要与俞勇发生关系。

史友发现阻止后遭程丽殴打，此后程丽又诬告强奸，上述一系列原因造成俞勇精神不堪打击，于12月28日被送到安庆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综上，俞勇患上精神分裂症，系多因一果，均是程丽上述一系列行为所致，程丽对俞勇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审会如何认定？

第一，阳性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接触，未患病者在与梅毒患者的性接触中，皮肤或黏膜若有细微破损则可得病，极少数可通过输血、接亲吻、污染的衣物等传染。

本案中，俞勇、程丽均患有梅毒，其中程丽的梅毒滴度高于俞勇，但俞勇除程丽传染途径外，仍存在多种感染梅毒的可能，如通过输血、接亲吻、污染的衣物感染。

俞勇仅以梅毒滴度高低，认定自己患有梅毒系程丽传染所致，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

第二，血型化验单证明的是个体血型，血型并不是亲子鉴定结论，仅是进行亲子鉴定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能构成亲子鉴定的充分条件。

俞勇自述根据检查血型的报告单，认定俞某为非亲生子女关系，审理中未提供相关证据，俞勇以不存在的血型化验单作为认定亲子关系的证据，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第三，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有多种因素形成，需要通过相关的专门机构作出专业鉴定，对形成因果关系的程度出具意见来确定，不能仅依据病历和相关情节来推定。

俞勇诉讼中虽提供了病历、检验单等材料，亦提交了鉴定申请，但由于不配合鉴定，致其精神分裂症、梅毒形成原因、是否亲子关系缺乏专业鉴定意见，致法院无法对其损害原因相关事实进行认定。

综上，俞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俞勇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俞勇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由程丽赔偿医疗费9万、精神损失费40万元。

那么，二审会如何判决？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案种，俞勇与程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身患梅毒，俞勇只是根据双方梅毒感染的滴度比，认为其所患梅毒系程丽传染，但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事实成立。

俞勇与程丽离婚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俞勇上诉主张其精神分裂系由程丽的行为造成，并要求程丽赔偿，但俞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