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推理小说万能公式，探究东野圭吾如何构思《嫌疑人X的献身》

最近，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电影《祈祷落幕时》公映，使我们对东野圭吾特色的推理作品，有了更多的感知。

即如《祈祷落幕时》这部小说，它与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嫌疑人X的献身》在情节元素上有许多的相似性。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祈祷落幕时》与《嫌疑人X的献身》的相似之处。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嫌疑人X的献身》的版本是日本电影版本。原著小说没有看过。因为看到之前的评论，认为日版《嫌疑人X的献身》还是比较忠实于原作的。

而苏友朋的这个版本，咱就忽略不提了，因为日本原作里的社会情境，移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明显会陷入到水土不服的尴尬。

东野圭吾的电影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孤独人的现象，反映了日本老年化社会之后人心隔绝的一种社会心理，但对于中国这个热衷于社会关系交互网络的现实来说，一个孤独的人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无法成为社会的共性问题。所以，东野圭吾笔下的离群索居的孤独者，在中国现实的语境里，显得有一些磕磕绊绊，怪里怪气。

《祈祷落幕时》与《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凶杀最初动机，都是针对骚扰男，《祈祷落幕时》里的小女孩路上遭遇到一个猥琐男，欲行不轨，被小女孩无意中杀死了。而《嫌疑人X的献身》里同样是这样的设置，影片里的小女孩也是因为母亲的前夫上门来骚扰，失手杀了这个同样不正不经的猥琐男。之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两片中分别由父亲与母亲承担了凶手的担当。另外，两片都采用了一样的移花接木的策略，都是用流浪汉的尸体来偷天换日，瞒天过海。两部电影都借助凶杀案，揭开了为了爱而甘愿赴死的人性的秘境，《祈祷落幕时》里的父亲为了女儿，不惜选择自焚而死，《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数学教师为了暗恋的邻居，也用杀死另一个无辜者而取得了与邻居女的平等地位，把所有的责任，都拉扯到自己身上来，以达到保护心爱的女人的目的。

《嫌疑人X的献身》的故事总体来说比较简单。

其实，推理小说的模式也就是那么几种，关键是一个作者如何在这个模式中填充进丰沛的社会内容。

我们不妨把推理小说万能公式再次复制如下，可以看出，《嫌疑人X的献身》的故事架构，也难以逃脱这个万能公式的管控与管制范围。

推理小说的模式大致有两种：

一是找祸型（无人策划）。它是指一个无关的小小的因素，与主体案件没有关系，只是在偶然的时间里，出于偶然的原因，恰好撞到主体案件的范围内，从而被当成了主案件的前因，诱导误会。比如在福尔摩斯探案的第一篇小说《血字的研究》中，房东女主人因为痛恨死者的无耻行径，曾经唆使自己的儿子殴打过死者，被警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凶手。

二是嫁祸型（有人策划）。这里分两种。第一，推卸型。其机制如下：1、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没有作案时间。波洛探案中的《阳光下的罪恶》、《尼罗河上的惨案》，肇事者都在努力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虚假表象。2、移动作案时间。比如波洛探案中的《滴血的钻石》，凶手早已害死了老者，但通过手动绳子，操控了屋内的物品，并用玩具发生尖叫的声音，以达到死者才死的假象。作案时间的推移，可以有效地逃避嫌疑。3、装作受害者，其目的也是改变作案时间，造成作案时间的变化。这是最高深的一种障眼法。如扮作死人，其实人并未死。克里斯蒂小说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无人生还》就写了一个被害死的人，其实就是真正的作案人。第二，转嫁型。这一种类型比较简单，也就是凶手找一个替死鬼，引导注意力。在《血字的研究》中，作案人是在墙上故意留下了一个神秘组织的“血字”符号，以达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嫌疑人X的献身》在故事的表层上，典型的属于“推卸型”中的“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款。

《嫌疑人X的献身》从一开始就没有刻意对观众隐匿谁是真实的凶手。那么，电影里的母女俩是如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实际上，也就关联到“万能公式”里的第二条，“移动作案时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母女作案时间实际上是12月1日，但是，她们移动了作案时间，将死者的死亡时间移到了2日，而2日当天，母女俩一起去看电影，且有女儿同学的证明，这样，母女俩得到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从而很好地逃脱了警方的罪责认定。

连参与调查的高智商的大学教授，也不得拿出十九世纪的分身术来为这个不可思议的案件来寻找超现实的解释。

这是《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表象的作案模式。

那么，《嫌疑人X的献身》又是如何造成了作案时间的改变的呢？

电影在最后揭开的谜底，原来是暗恋邻居女的隔壁教师，杀了另一个流浪汉，然后用这个流浪汉的尸体伪造了邻居女的前夫，使得真正的作案时间移到了第二天，从而让母女俩成功地逃脱了作案时间的指证。

而邻居教师的这一手法，同样在“推理小说万能公式”里可以找到现成的模板。

这就是万能公式里的“转嫁型”这一款：这一种类型比较简单，也就是凶手找一个替死鬼，引导注意力。

邻居教师为了找替死鬼，确实费了很大的精力，他诱骗了一个流浪汉，然后，将流浪汉杀死，并对流浪汉进行毁容，同时在指纹等证据上做了相关的配套措施，造成这个流浪汉的尸体能够被认定为邻居女的前夫这一所需要的结果。

这样，这个教师最终跳了出来，陈述是自己杀了邻居女的前夫便有了合理的理由。他通过“转嫁型”推理公式中的这一手法，成功地将另一个无辜者，转化成死者，通过这种转化，顺利地改变了作案时间，从而得到把杀人罪责“归咎”到自己身上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说他“转嫁凶手”的手段，不是转嫁给别人，而是“转嫁到自己”身上，这也是“转嫁型”模板中一个比较富有创意的新鲜设计与架构。

那么，这位数学教师为什么要耗精费神地把杀人之责“转嫁”到自己身上呢？

这就是东野圭吾小说中的精华部分了，也是富有他的特色的独创部分。

在《嫌疑人X的献身》中，不惜履险犯难的数学教师，走的是一条“苦肉计”的策略。他的最初动机，是因为他在准备选择上吊自杀的时候，邻居母女给他带来了精神的鼓励，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的悲观与绝望，之后他一直把母女俩作为他的生的希望。所以，这一份感恩之心，使他能够日后不惜断送掉自己的生命，也要背上黑锅，拯救给予他精神上支持的母女俩。

东野圭吾借助于这一个人物，说明了爱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形象设计，带着一种特定的日本文化的固有模式与套路，那就是爱能够以一种相伴相生于死亡的方式凸现出来，而这样的爱，往往被视着一种最深刻的爱。

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会觉得这种爱带有一种变态的色彩，很难用正常的心理去衡量与定性。这样的人物心理动机，转化到中国社会的情境里，更难找到“共情”的响应。毕竟中日文化还有是较大的内质差异的。以为东野圭吾的创意平移到中国文化里，将他的小说拍成中国版，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显然是违背文艺创作规律的。但这种劳民伤财的电影拍摄乱象，依然层出不穷，只能让人感到中国电影制作人的创意欠缺，拾人牙慧却大言不惭。

《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数学教师承担杀人职责，的确有悖常理，但这一切放在爱的驱动之下，便能够让人物的动机找到最初的源动力。东野圭吾在一个偏激的情境下，写出了通常人性考量下不可能中的可能，使小说的结尾异峰突起，颠覆了前面告知给观众的结果。但不管东野圭吾如何别出心裁，在推理手法的运用上，仍然没有离开我们归纳的“推理小说万能公式”。由这部影片的内在悬疑设计，我们可以更好地感知到东野圭吾的构思技巧与思路，从后台与后窗的角度闯入到一位推理小说作家的创作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