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东非沿海地区文化的相互交融,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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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年，斯瓦希里人在阿曼阿拉伯人的帮助下彻底将葡萄牙殖民者赶出了鲁伍马河以北的东非沿海地区。随后，阿曼阿拉伯人确立了对整个东非沿海的斯瓦希里地区和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权。

但是这一时期，阿曼王朝并没有在整个东非沿海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此传统的斯瓦希里文化获得了复苏的生机，沿海的斯瓦希里城镇又纷纷兴起。

桑给巴尔地区斯瓦希里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融合

17世纪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开始衰落。而当时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对东非沿海地区的关注并不多，因而东非地区的阿拉伯势力仍然占主导地位。

可以说，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斯瓦希里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伊斯兰化可算作是斯瓦希里文化的特点之一。

在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确立以前，斯瓦希里文化在东非地区被认为是文明人的文化，斯瓦希里语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学作品、优美的语言和修辞，并且充满了阿拉伯-伊斯兰色彩。因此使用斯瓦希里语被认为是优雅的、有礼貌的。

尤其是在阿拉伯人确立了在东非沿海地区的统治以后，斯瓦希里文化更是成为了贵族阶级的文化。赛义德在东非沿海的统治时期内，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东非沿海地区的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进展。

随着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移居到桑给巴尔地区，桑给巴尔发展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的东非海上王国。需要注意的是，东非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人大多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中的沙斐仪派，而阿曼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的易巴德派。

这一细微的宗教差异，使得在18 和19世纪开始在东非大量定居的阿曼人阿拉伯人与沿海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斯瓦希里人之间保持着少许的不同。

在19世纪之前，东非沿海的大多数城市里，严格的宗教生活和运用伊斯兰教法只是偶然现象。赛义德素丹统一东非沿海地区以后，在政治上重用阿拉伯人，凡重要政府职务，几乎全被阿拉伯人垄断。

马吉德继位成为桑给巴尔素丹后，大力加强阿拉伯人的权力，传播伊斯兰教。他在桑给巴尔素丹国所管辖的各个岛屿和沿海各地区逐渐任命了易巴德派教法官和沙斐仪派教法官，授予他们司法权，分别处理阿曼人和斯瓦希里人的事务。

这些宗教领袖成为统治当地的首领，素丹只保留最终裁决权。沿海地区分成若干区，由该区的总督里瓦利管理，里瓦利下设城乡长官和税收官，称为琼贝。由于琼贝并非事事都听命于里瓦利，所以他们统治的城镇和乡村实际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东非沿海各地斯瓦希里语方言发展,即可以很好地体现斯瓦希里文化发展的这一趋势。阿拉伯人从纪元初期就开始通过季风来到东非沿海地区，此后阿拉伯人与斯瓦希里人的交流和互动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语言的相互影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当然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斯瓦希里语一方对阿拉伯语词汇上的借用。斯瓦希里语各地的方言中都有大量源于阿拉伯语的外来词，阿拉伯语外来词是一直以来斯瓦希里语备受争议的根源。

斯瓦希里语中的阿拉伯语外来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覆盖了许多语义领域。如宗教与信仰、航海与贸易、法律与判决、科学与教育等等。这些不同的语言类别,体现了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的文化交流。

阿拉伯语对斯瓦希里语的影响还体现在发音上，传统的斯瓦希里语单词中全部都是开音节，而在借用阿拉伯语词汇时却不得不采用了闭音节，违背了传统的斯瓦希里语语音规则。

必须指出的是，语言中的外来词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存在外来词汇。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斯瓦希里语起源于阿拉伯语或是是阿拉伯语皮钦语的结论。

斯瓦希里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印地语词比较多是由斯瓦希里语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决定的，同时也不能认定斯瓦希里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比例是一成不变的，当代斯瓦希里语的发展过程中就更多地借用了英语和其他班图语词汇。

有学者指出，斯瓦希里语口语中外来词的比例估计为20%左右，书面语中的外来词比例为30%左右，古诗中的外来词约为50%左右。

弗雷德里克约翰逊编纂的《标准英斯词典》中，收集整理了 3006 个外来词，其中 2354 个(80%)是阿拉伯语词。约翰逊的词典使用的多是当时桑给巴尔的斯瓦希里语词汇。根据诺斯和斯皮尔的推断，大部分阿拉伯语借词是在1500年以后才进入斯瓦希里语的。

这说明，在斯瓦希里文化历时一千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鼎盛时期后，阿拉伯语词汇才开始大量的进入斯瓦希里语，或者说，斯瓦希里语中阿拉伯语外来词的进入与阿曼阿拉伯人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因此，桑给巴尔地区的斯瓦希里语方言温古贾语中的阿拉伯语外来词就明显多于其他地区的斯瓦希里语方言，如通行于蒙巴萨地区的姆菲塔语。

斯瓦希里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阿曼素丹统治时期，桑给巴尔地区形成了以奴隶劳动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因而在桑给巴尔社会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居于最上层的是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奴隶种植园主，这一阶层还包括一部分印度商人和少量的斯瓦希里商人。

居于中间的是以斯瓦希里人为主体的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世代生活在桑给巴尔地区，种植园经济兴起以后，他们的土地被种植园主霸占，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于最底层的是来自东非内陆地区的黑人奴隶，他们毫无人身自由可言。

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社会广泛流行的纳妾现象,以及在种植园和家庭内部使用奴隶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非洲人同斯瓦希里人之间更大的种族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一体化。

这一时期，在葡萄牙人的炮火中衰落的基尔瓦也得到了复兴，成为运往桑给巴尔的货物在海岸的最重要的集散地。许多过去上层的斯瓦希里家族的境况也得到了改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够与同为穆斯林的阿曼阿拉伯人通婚。

就连作为统治者的阿曼贵族也是如此，赛义德的妻妾大多是非洲人，他的子女讲的是斯瓦希里语而不是阿拉伯语。

到了 19 世纪末，斯瓦希里语成为东非阿拉伯人的主要语言。他们在家里也使用斯瓦希里语，而阿拉伯语用的很少。阿拉伯语更多地是被作为传播伊斯兰教的语言。对阿拉伯家庭的年轻人来说，阿拉伯语只是在古兰经学校上的一门外语。

19世纪中，所有赛义德素丹的继任者都是他的非洲女奴所生。在这种状况下，正如许多外国来访者后来看到的那样，试图保持阿拉伯人的统一性是越来越难了。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曼阿拉伯人逐渐与斯瓦希里人融为一体，或者说被斯瓦希里文化所同化，逐渐成为斯瓦希是各族人民的一部分。

尽管在阿曼人移民初期，他们与当地的斯瓦希里人有所区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很难将阿曼阿拉伯人与斯瓦希里人区分开来，阿曼阿拉伯人已经融入了桑给巴尔斯瓦希里社会。因此，今天的斯瓦希里人包括了移民至东非沿海的阿曼阿拉伯人及其后裔。

除沿海地区外，近海地区以及内地与沿海的社会联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人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人们交流、融合。

米吉肯达人、奥罗莫人、坎巴人和斯瓦希里人之间因此建立了血缘亲属关系。他们通过通婚的方式融入到代表贵族文化的斯瓦希里文化中来。这些族裔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导致了一些新的礼仪习俗的产生，并由此传播至更广阔的内陆地区。

1837年，在蒙巴萨被赶下台的马兹鲁伊家族，在他们原来城邦南面的加济和北面的塔卡温古安顿下来，分别同两地的迪戈人和吉利阿玛人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成了吉利阿玛的长老。

马兹鲁伊家族将加济和塔卡温古建成了新的政治与经济基地，利用和迪戈人及吉利阿玛人的结盟进一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迪戈人和吉利阿玛人受斯瓦希里文化的影响很深。

斯瓦希里人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过程中，将斯瓦希里文化传播至更广阔的范围，部分群体被斯瓦希里文化同化，部分群体受斯瓦希里文化影响颇深，因而斯瓦希里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斯瓦希里人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