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压力超越房地产，高压时代已然来临

就时代而言，我们可能注定要和日本社会走不同的道路。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就职后不久发表的演讲中说道，“现在的孩子成年时，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父辈的世代”，克林顿说这番话，旨在激发人们的危机感，进而说明自己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

但二十年过去了，纵观美国经济，总体依然呈稳健发展态势。此时，GDP停止增长，一代过得不如一代的反倒是隔壁的日本。

在人均GDP停滞的情况下，日本社会还面临着少子老龄化问题，居民收入以年金的形式加速从在职人员转移到退休的老年人手中。

不婚化、少子化、失业、啃老、穷忙，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与日本年轻人的生存困境有关，当一个社会中代表着活力与希望的年轻人普遍陷入生存的困境，问题不一定在他们身上，而是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和相关的体系产生了问题。

这是任何个体都无力反抗的沉重枷锁。

到今天，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

和我们相比，日本的优势在于，在日本泡沫破灭之前，就因为和美国的贸易战，迫使日本从出口型经济体转型到内需型经济体，为了刺激内需，日本完成了从工业社会到福利社会的过度，医疗、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高。

这让日本年轻人有机会在泡沫破灭之后，成为“平成废宅”度过自己的一生。

但对我们来说，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

首先直面而来的，就是涨价潮。

国铁集团日前宣布，四条主要高铁线路即将于6月15日调价，其中大部分线路一二等座的票价上涨近20%，而豪华商务座的价格上涨将近40%，这次调价是近年来涨幅较大的一次。

除了高铁票价上涨之外，今年年初，一些城市的水费和天然气费就已经开始上涨。

这一轮公共部门的费用上涨，和我国居民消费疲软背道而驰，看起来不合理，但却又在情理之中。

过去，公共民生服务是获得了地方的大量补贴的，但是巨额的城投债已经让地方没有足够的钱去维持补贴，提价则可以有效遏制国有企业的亏损，让消费者负担一部分费用，也有助于止住我国商品价格普遍下跌的趋势。

以铁路为例，尽管国铁已经扭亏为盈，但仍然还有数万亿的债务背在身上，2023年，国铁集团实现营收12454亿元，净利润33亿元，但总负债却高达6.13万亿元。

高铁网络覆盖广，在每年数千亿的投资下，铁路负债越滚越大，庞大的负债，仅每年利息支出就高达2000多亿元。

除了高铁，水电燃气价格也在同步上涨，广州近日发布水价方案，供水价格涨幅接近34%，这是自去年末上海时隔10年后上调水价，最高涨价超过50%后，第二个一线城市水费大幅上涨的城市。

除了上海和广州，咸阳、芜湖、曲靖等城市也相继上调了用水价格，涨幅都在10-50%之间。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由于居民收入和地方收入也在跟着上涨，居民对于水电燃气价格并不敏感。

但眼下，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凸显之际，水电燃气费用的上涨，将会造成居民更大的生活成本。

除了水费上涨，在燃气方面，过去半年时间里，广东、四川、江苏、湖北、安徽等地有125个市县发布了管道天然气涨价的方案。

针对水电燃气上涨，背后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是地方财政吃紧，在卖地收入大减之后，不得不提高居民水电费用，以抵消部分补贴。

另一方面，水电燃气费用上涨，也可以制造人为通胀，以摆脱眼下通缩的困境。

从去年开始，我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一直萎靡不振，内需低迷，核心原因依然还是居民不敢花钱，今年两会召开，曾提出CPI要达到3%的目标，这被称为温和通胀，避免经济陷入通缩的螺旋惯性。

但要想刺激消费，可能更多还是需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层面入手，而不是去涨价。

近期央行连续下调利率，引导长债利率下行等措施，一些银行取消三年以上大额存单，其目的就是为了迫使人们将存款转为消费，但这种做法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一方面利率下行、大额存单取消，另一方面水电气和高铁等生活消费价格上涨，看起来是能够达到更多消费的目标，但背后可能会再度削弱居民的消费预期。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如果所有人都开始存钱而不是更多消费的话，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但要想刺激消费，如果不以更多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多收入为前提的话，可能也很难培养居民的消费习惯。

而对一个社会里的年轻人来说，在社会预期消费更为理性的情况下，就业和收入，都不太可能出现太大的改善。

这才是最麻烦的。

除了水电气涨价之外，我们更大的中长期问题依然还是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危机。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不可逆转，未来我们势必要用更少的年轻人去抚养更多的老年人，而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年轻人收入低、保障少的结构性症结，这也让未来的社会整体压力，会从房贷转变为养老。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房贷加上养老。

普通家庭首付30%贷款三十年买房，如今不过过去了十多年，未来差不多还有十多年的房贷需要背负，这个时候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老龄化，年轻人不仅还要供房，未来还需要背负养老的压力。

考虑到计划生育时代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届时我们的养老压力也必然不会低于房贷压力。

压力愈来愈大，势必有人躺平、有人奋斗、还有人选择轻生，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最近网传一些热门江边大桥开始有许多人值守，其目的是为了防范有人跳江轻生，在经济增长放缓，结构性问题频出之际，选择轻生的人增多，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如今随着这类问题愈演愈烈，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靠人值守当然是一个办法，但对一个想要轻生的人而言，我们应该选择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去看住大桥本身。

苦日子，本身是具有周期性的，但具体的时间长度，可能还要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纠错能力，以及它自身的修复能力。

美国当年的次贷危机影响深远，但美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也很快走了出来；但同样因为房地产引发危机的日本地产泡沫，日本社会到今天也没能缓过气来。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和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房地产居高不下、人口结构老龄化，资产负债表衰退，消费复苏疲软。

更进一步，社会的不断固化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等等，可能是我们比当时日本还要严重的地方。

而对年轻人来说，他们从出生起就享受到了经济进步带来的好处，而等到他们踏上社会，不可避免地，他们又会感受到内卷、就业严峻以及更多老人的苦果。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未来。

社会的固化，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这一问题。

以日本为例，大前研一在书中写道：2015年，50-59岁日本家庭储蓄1751万日元，负债645万日元；60-69岁2402万日元，负债196万日元；70岁以上2389万日元，负债只有83万日元。

这是典型的社会固化后遗症之一，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力在减弱。

更进一步，如果年轻人看不上向上的希望，也会渐渐失去奋斗的动力，这一点从日本各种社会学书名我们几乎就能够看出来，清一色全部充满了“丧文化”。

一个经济体在经历高速发展之后，留下的不仅仅是社会固化，可能还有一大堆债务，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谁来为当年高速发展中所产生的债务负债。

目前我们的杠杆率超过了280%，债务居高不下，除此之外地方债务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家庭债务也因为高额的房价而居高不下，这些债务林林总总，不应该由年轻人来偿还。

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人口问题上。

为什么要过苦日子？因为由奢入俭难，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人们习惯了宏达叙事、习惯了乐观向上看待一切事物，但当高速增长不复存在，人们乐观精神一下子跌到谷底，疯狂存钱可能只是焦虑和迷茫的具象化。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说，人口即命运。

当一个社会开始不可避免地老去，老人消费意愿弱，且更多财富还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养老的社会负担，最终就只能均匀地分摊到每个年轻人身上。

而随着社会的固化，年轻人的劳动回报率可能再也比不上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了，这将会导致年轻人不可避免出现落空感，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回报率降低，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

于是乎，年轻人的精神面貌更“抖擞”了。

在过苦日子之前，一系列最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职场的劳工权益的重视程度，更市场化的建设我们都还没有做完，但高压已经到来。

这个时候，我们显然还没有充分准备好。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