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自由电台的反制：电波战的掀起，美苏之间彼此的反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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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电台对苏联进行广播与宣传，大肆攻击苏联的共产主义统治的时候，苏联对此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为了抵制西方的宣传战和心理战，保护苏联民众免受西方广播的影响，苏联在自由电台广播的伊始就采取反制措旅了，并伴有其他的间谍和特务暗杀行为。

美苏之间开展的电波战和间谍战，从另一面体现了冷战的血腥和激烈。总体而言，虽然苏联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反制手段，但是自由电台的广播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听众的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联的反制是失败的。

信号干扰——电波战

第一次广泛运用信号干扰是在二战期间，参战双方试图破坏对手的军事通信。德国也干扰过BBC和其他向纳粹控制下的人民进行广播的外国电台。随着冷战的进行，苏联也持续性地使用了干扰。

1949年8月，一名女子从纽约苏维埃领事馆的窗口跳下死亡了，苏联的媒体未能详尽地报道这个事件，美国之音给予了广泛的报道，强迫莫斯科政府给出一个说法，在苏联民众中尽量制造苏联政府的难堪。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克里姆林宫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苏维埃公民受到其他非苏联官方媒体的毒害，开始对西方电台进行干扰。克里姆林宫以一种类似于指导武装组织的态度进入这场电波战，正如莫斯科决心与美国进行竞争，就像武器对武器，炸弹对炸弹一样。

无论这一场电波战可能对苏联的经济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克里姆林宫领导层都愿意投入数十亿美元，尽量减少外来观念对其民众的影响。一些西方分析家估计，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要阻止西方的广播会花费更多，而不是西方花费更多在向苏联和东欧播出的节目上。

从1953年到1988年，苏联不断干扰自由电台的信号，尽可能减少或是阻碍西方电台向苏联民众进行不良宣传和诱导。电波干扰需要庞大的最终支出，苏联在干扰电台上的投入估计每年超过 5亿美元。

电波干扰是由克格勃来控制的，他们根据掌握的资源，依据广播信号发出的位置，语言，时间来进行干扰。那些在重要时间，向城市区域广播的政治节目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也是苏联干扰的重要目标，爵士音乐之类的非政治性的节目一般是不做干扰的。

苏联最初的干扰对象是整个西方电台，但主要目标是美国的两个自由电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加强了对自由电台的干扰，接下来的五年没有干扰，直到1968 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干扰又重新加强了。

苏联在美苏关系解冻和缓和的时期停止了向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其他西方电台的干扰但是他们对自由电台的干扰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无线电波战是冷战总体背景下的许多小型战争之一，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是将领发动的。除了没有明显的人身伤亡，它依然占据了许多真正战争的属性，有阴谋，有部署，有参战双方。

电波战是一场象征性的冷战比赛，因为它间接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竞争。它需要战术和策略，特殊项目，还有情报，就像现代战争一样，电波战依赖于美苏双方不断发展与完善更强大的技术和能力。

最简单和最常见的干扰形式是在麦克风前设置一个噪音机，在与想要干扰的广播所发出的相同频率上播放大而尖锐的声音。早期，干扰噪音都是机械生成的，并通过录音传送。

后来开发了一种更有效的技术:白噪音，它涵盖了包括可以引起头痛的尖叫声和抗议声的音频频谱的整个范围。还有一种替代方法是播放大声喧闹的音乐，以淹没电台的信号。

在苏联，干扰与广泛的监控网络密切合作，并通过集中控制系统联系起来。监控器仔细核查传入的广播信号，并报告频率模式的变化。该信息使中央控制系统能够对干扰电波进行调整。

到1951年底，苏联已经建立了一千多个干扰装置，用于干扰所有的西方广播电台。到了1956年，苏联境内的所有干扰电波的设备数量可能已经达到了三千个。

而且，苏联干扰机的功率非常强大，在播音高峰时间，80%的短波频率处会受到干扰信号的干扰，致使在早上主要播的出时间中，大约有一半可使用的高频道会受到影响，到了晚上，70%以上的频道无法收听。

苏联在阻碍电台正常播放，干扰听众正常收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斯坦利·林沃，是一位在自由电台参与了近四十年空中战争的频率专家。他坦率地承认，在大城市，干扰是非常有效的。

干扰使得收听变得困难，广播经常难以愉快地收听下去。那些偶尔收听电台的人并没有对电台抱有强烈的热情，苏联政府通过劝阻他们来减少自由电台的听众。

斯坦利和他的同事在无线电工程部门设计了各种策略来阻止干扰，也开发出许多有用的策略。这些策略被选择性地应用于输出广播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有些地区干扰并不严重。

干扰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偃局，苏联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成功阻止过自由电台的广播。那些想听广播的人可以找到各种方法去收听，即使是在干扰最强烈的时候也无能为力。

他们把他们的信号接收器带到农村，那里的干扰效果不好，在暮光或深夜收听时，大气条件可以增强接收信号的能力，他们还发现一个或两个没有被干扰的须率，可以收听到电台所播放的内容。

如果干扰对所有西方广播电台来说是个阻碍的话，对自由电台而言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在现在看来，虽然苏联的干扰证明了广播的脆弱，但干扰的行为也暴露了苏联的弱点。

经过几十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统治，克里姆林宫仍然担心外部力量对本国可能造成的影响，担心审查员无法控制外部宣传的力量，甚至是直接的新闻报道可能动摇本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电台的反干扰

自由电台除了通过他们的工程师来开发阻止干扰的各种方案之外，主要依靠建设越来越强大的发射机，来确保电台的信号能够穿透干扰。

早期，拥有先进的传输设备是至关重要的。依据被干扰的现实，电台在德国继承的设备已经过时了，远远跟不上需求。自由电台的处境更为糟糕。

劣势传输器加上重重干扰，再加上到达苏联广大地区的长距离挑战，当广播信号到达苏联地区时，对听总来说，自由电台的信号几乎是收不到的。

当工程师们寻求增强信号的方式的时候，电台还面临着几个问题。一个是技术性的:电台需要能够向东方发射短波广播的理想地点。理想的传输点不一定位于目标国家附近，这与短波信号如何投射有关，最佳位置可能会远离目标国家。

另外，自由欧洲电台在寻找一个能够主办其欧洲总部的国家时，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都不热衷于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反苏联的无线电设施。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向东方发送清晰的短波信号的完美地方。

自由广播电台于 1953年开始广播后，便开始寻找其他发射机站点。很快电台在位于塔霍河上的一个名叫格洛丽亚的贫困村庄发现了一个设置点。发射机的土地是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金购买的。

由Amcomlib聘请的一家咨询公司，建议电台把建造发射机的地点建在西班牙或北非。西班牙有许多潜在的设置点，包括当时尚未开发的布拉瓦海岸的几个地方。萨杰特最终获得了西班牙的允许，在布拉瓦海岸的帕尔斯村发现一个合适的设置点。

但是直到 1959年3月，在帕尔斯村的第一个发射机才开始投入使用。剩余发射机的建设要持续到六十年代中期，当全部完成后，电台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短波发射机，广播的内容也就听着清晰的多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干扰行为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西方采取了公开或开放的政策，变化可能是在1986年6月由弗拉基米尔·波斯纳作出声明的时候开始表露的。弗拉基米尔·波斯纳是非正式的苏联发言人，他声称这种干扰“适得其反”。据波斯纳透露，干扰实际上增强了公众对自由电台的兴趣。

1988 年 11 月下旬，在没有预示和通知的情况下，苏联停止了对外国无线电广播的干扰，包括自由广播电台，经济因素据估计是重要原因。根据西方的估计，苏联在限制自由电台的影响上花费的大约在75亿美元到12亿美元之间，是美国政府为美国之音和两个自由电台所花费的两倍多。

其他反制方式

除了电波干扰电台广播之外，还有其他反制电台的方式。在一些案件中，电台的记者曾被勒索，威胁，殴打甚至被谋杀。1954 年 11 月，“自由电台”阿塞拜疆语编辑部主任被谋杀，据推测可能是苏联特工所为。

在整个电台的历史上，自由广播电台的非俄罗斯部门与西方各组织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标榜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及其人民的政治独立。他们自由地使用国家爱国者进行广播，与国家爱国机构一起致力于瓦解苏联，因此自有电台的多国服务体系成为了苏联克格勃的目标。

虽然小心谨慎地使用暴力行为，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却勉强能渗透到语言部门的工作人员身上。有时候，通过贿赂，勒索，甚至是爱国情绪的呼吁，苏联的特工也招募了一些电台的员工。经过培训的特工会被派往国外，其任务是能够进入慕尼黑，成为电台员工。

到冷战后期，自由电台的几乎每个语言部分都渗透进了间谍。在最严重的一个案件中，克格勃的特工在俄罗斯语言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当他被上级召回莫斯科时，已经是总编辑的候选人了。

总体上来说，威胁，抹里，暴力。间谈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套炸也可以算是失败，因为自由电台一直在不间断地继续广播。

特工虽然总可以为负责共产主义安全的官员提供许多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比如电台工作人品的方案时间表，技术数据，内部备充录，有关美国管理人员的信息等，但没有特工能够成功影响广播的内容。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特工不被鼓励干预广播政策，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揭穿。间谍把他们上级放置文件的橱柜都填满了，以及各种有趣的八卦，但电台播放的信息却仍保持不变。自由电台禁止他们的员工在冷战期间前往共产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