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自我”与“野蛮”，二者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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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衰败在思想界的反应，首先体现在青年一代的叛逆。而“自我”与“野蛮”这一对概念的相克相生，则成为了这种叛逆的主线。

关于“自我”或个人主义的思考

在 19 世纪末荒芜的思想世界中，巴雷斯首先提倡一种“新的伦理学”。在他20多岁的年纪，面对社会上到处弥漫的怀疑和不确定气氛，巴雷斯不自觉地被德国的瓦格纳所吸引。

数年之后，巴雷斯在 1894 年出版的《血液、肉欲和死亡》一书中，闸述了所谓“新的伦理学”的内涵，并尽情表达了对先知瓦格纳的讴歌。

巴雷斯深受其他几位德国哲学大师的影响，并赞同他们关于“个人”的思考。瓦格纳的导师叔本华当然包括在内，其他的还有尼采和费希特。尼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显得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尼采指出，要医治现代疾病，必须恢复人的生命本能，并赋予它一个新的灵魂，对人生意义做出新的解释。

巴雷斯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巴雷斯很早就接触尼采的思想，并且在他写作《自我崇拜》三部曲的时期，深受尼采、费希特等德意志思想家的影响。

在《备忘录》里，巴雷斯这样写道:“我对洛林的要求，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最有力的牵绊和治疗现代性的良药’，即只有‘民族的约束性’才能对抗'在各种道德装饰下的现代性精神的‘无纪律病症’。"

巴雷斯认为尼采所定义的社会的“现代性”——工业文明、技术革新，正是他本人所极力反对的，尼采与他一样，对这种“现代性”有着极度的厌恶。

个人主义时期的巴雷斯是反叛青年的代表，他对社会现存一切持否定态度，反对现存秩序，反对各种循规蹈矩的规章制度。他攻击因循守旧、不肯进行价值革新的社会制度，攻击当时被特权阶层所掌控、鼓吹爱国主义的社会。

巴雷斯的这种反叛思想是与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动荡、民心不稳、精神衰败，还有虚无主义的盛行有着直接联系的。第三共和初期的各种不利因素导致法国思想界的普遍恐慌，维而引发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思与反叛。

巴雷斯正是其中的代表，戴鲁莱德和他的爱国者同盟都是这属于这个阵营的。对自我的崇拜是青年巴雷斯表达对当时社会衰败的困扰的一种方式。

他的第一个三部曲小说《自我崇拜》也正是发表在这样一个被衰败困扰，寻求自我解放与自我崇拜的年代，在那个老朽的世界中，巴雷斯渴望找到一片坚实而富有生机的土地，于是他发现了“自我”。

巴雷斯的这个“自我”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自私”，或者“个人主义”。而是他在努力透过荒芜的表象，在那样一个虚无主义肆虐的环境中，发掘存在的意义，寻求一个坚实的依靠支点的过程中，发现的唯一一个明确的、毫不虚幻的人类存在方式。

如果巴雷斯的“自我”理论一直停留在个人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那便是不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了。但巴雷斯很快地就把“自我”的概念从个人主义提升到集体主义，"给予“自我”与“野蛮”之间的斗争一种符合自然法的内涵。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巴雷斯经历了一个急剧转变。但探寻其本质，却是统一的，一脉相承的。自我崇拜时期的巴雷斯就已经承认:个体是一项长久劳作的结果，是整个人类繁衍的结果。他存在于一个无穷的整体中，他是逝去的祖先的重生。

巴雷斯在他的头几部小说中，就开启了个人主义的“自我”向集体主义的“自我”转变的程序。但是，巴雷斯发现要永久的保护“自我”不受野蛮的侵犯，仅仅追求当一个“自由人”是远远不够的，“自我”必须扎根于过去。

这是因为，在“自我”的灵魂最深处，其实一直潜伏着过去的身影，并且一直受过去的支配。不管个人如何完美，都只是比他更完整的系统——种族的一小部分，而种族自身也只是上帝的一个部分。

个人主义只有在把个人看成是一个完整体系中的最微小的部分的时候才能被理解。根植于最遥远的过去的“自我”将延伸到不确定的未来。个人只不过是连接死者与活人，过去与不可预知的未来的链条上的一环而已。

“野蛮”的概念

法语中“野蛮”一词为“barbare”，它源于古希腊语中的“barbaros”。在《奥德赛》中，“野蛮”一词第一次出现时，它只是被视为一种粗鲁、缺乏才智和含混不清的说话方式，而并没有出现某种文明程度的高低或种族优越性的意味。

但从公元5世纪开始，“野蛮”逐步与混乱、暴力相联，具有了近代被普遍使用的意义。而后来的罗马人，则将野蛮分为两种:一种是欧洲和北方的，比如日耳曼人或斯拉夫人的野蛮，其特点是残忍和暴力，它带来了无控制的战争。

第二种是亚洲和东方的野蛮，其特点是空洞贫乏，它招致了虚弱无力和腐败。如果说，欧洲式的野蛮是外在的话，亚洲式的野蛮是内在的;如果说暴力的野蛮带来的是毁灭的力量，虚弱的野蛮带来的就是德行的丧失、民情的腐败。

与第一种相比，第二种野蛮更为隐秘、更为危险，因为虚弱腐败才是滋生暴力的温床。"法语中，“野蛮”一词还可译作“sauvage”，但与“barbare”意义不同。

18世纪启蒙时期的各种话语，已经对这两种不同的“野蛮”做出了清晰的区分。“barbare”是指一种与市民状态(或文明状态)相对的状态。这种状态缺乏市民补会所必需的一些要素，如理性、法律、礼仪等。

而““sauvage”则更多类似于一种未开化的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美洲新大陆的““野蛮人””就是后一种状态。而巴雷斯所指的“野蛮”却不仅仅只是从词源和词汇学的角度来释义，它还呈现出一种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范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雷斯所指的“野蛮”始终是作为“自我”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什么是“野蛮”?"野蛮是捉弄和刁难个人的整个环境，是个人的或集体的'非我’，是对“自我’的损害和反抗。所有一切可能成为“自我’的阻碍力量的事物或力量都是它的敌人。尽管'自我’与'非我’是永恒对立的两面，但'自我”却在这种对立斗争中从被动转为主动。

这是巴雷斯的观点。“自我”与“非我”中间没有任何中间地带，生活归根到底就是“'自我’与'非我’之间的战争”，而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做到使自己的那个'我’最强最大。因此，“对于'自我’的防卫，并不是个人生活的目的，而是个人能与竞争对手展开竞技的条件。

"自我’用于防卫的工具不但是为了打退'非我’野蛮人的入侵，同时也是其自身进攻野蛮人的武器。“'自我”在从防卫到进攻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要找到一个支点，以保证它在出门迎敌的时候，后方根据地的完好。

于是，巴雷斯锁定了“过去”，也就是““故土与祖先”，作为“自我”的根。“自我”扎根于过去，是过去的一部分，更是过去在现实的体现。

与“自我”从防御性到进攻性转变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非我”这一概念，或者“野蛮”语义的相应演变。巴雷斯最初的“非我”概念是非常简单明了的:“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一切都是野蛮的。”

但是在这以后，巴雷斯“野蛮”的概念逐步扩张，直到成为“一切对'自我’有损害或诋毁作用的东西”。归根到底，巴雷斯的“自我”与其他人的“自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的最终要旨是要保持“自我的完好性"。也就是说，保持“自我”不受其他任何外在事物的干扰与改变。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巴雷斯实际否认了除了“自我”之外的其他一切现实，世上唯一存在的现实只有“自我”创造的现实。“'自我’是现实的唯一创造者和维系者，它排斥一切“非我”、野蛮人，或者外国人。

“自由人”，就是要摆脱一切野蛮人和外族人。巴雷斯说:“我精神的永久动力，就是想成为一个自由人。只要我像洛林人一样，花同样的精力与毅力去抵御野蛮人与外族人的侵蚀，我就能成为一个自由人。”

在看待洛林的衰败时，巴雷斯写道:“这些勇敢的人们，曾经他们只按照自己种族的意志发展，如今却不得不接受当时他们作为自由种族时曾驱逐过的外族人。”

自由人与自由种族之间的关系，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完全叠加的两个概念。这是两种类似的机制，它们互为支撑，互相滋养。前者依赖于后者而存在，因此依附于后者，但它却从后者得到永恒的价值与情感。

“自我”，由于受种族、祖宗谱系的命定，与最遥远的过去和最不可预知的未来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的存在使“自我"可以传递给未来子孙，预防病剔除一切““野蛮”因素的影响，同时使“自我"按照种族的同一性发展。当一个“自由人”，就该彻底捍卫他的那个“自我”，抵御一切过去或者现时的“野蛮”入侵。

没有什么比借助于过去更能抵抗“野蛮”入侵的危险了，因为个人与他的种族一样受同样意志的调控。过去、历史、传统，成为抵御蛮族和一切不属于同一个精神家园的事物的侵蚀的高高城墙。

过去还能帮助“自我”分清楚哪些是这个统一的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哪些又是不属于的其中的。它是唯一的标准。巴雷斯用“精神家园”的概念，排除了一切不同于这个组织的个人或团体。

由此可见，巴雷斯所指的“野蛮”，不但指外族、外国人，也指一切荒芜、颓废、衰败的精神状态。他非但没有摆脱传统的法国中心论、种族优越论这样的俗套，还借助哲学和精神层面的剖析方法，把“野蛮”提升到与个人发展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理论高度。

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很多因子，在他的第一个部曲小说中已经显露头角:传统主义、文化宿命论、对民族的崇拜，等等。但是一直要等到世纪末，这些因子才全面完整地爆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