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鸦片战争与儒学

作者简介：杨国强，男，1948年5月生，1985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3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所研究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特约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理事。

1840年到1842年的中英之战以禁烟开始，议和结束。这个过程使中国士大夫与英国人以暴力拓路的商业扩张直面交逢于民族战争之中。他们的激昂和愤懑、惊疑和紧张、辛酸和悲哀虽然因人而异地表现为不同的主张和不同的心路，但又多面地汇示了那个时候的士大夫群体意识。

一

林则徐在遣戍伊犁的途中曾致书友朋，指论时事，一吐积郁。他比照中西说：

岸上之城郭廛庐，弁兵营垒，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闪躲，则炮即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因此，“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久有内战和外战历史的中国虽然产生过《孙子兵法》和各有韬略的众多名将，但这个时候西方人用利器造成的战争态势却是旧法所提供的经验难以破解的。“未之前闻”一语，真切地表达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薄赴死。

关天培是近代民族战争中第一个带着一品官阶殉国的将官。虎门一战，中国的火炮曾八次炸裂，相形之下，愈觉西人“炮密如栉”。而“天培督兵据炮台拒战，自巳至酉，兵溃，天培亲爇大炮，火门透水，炮不得发，英人自台后上，天培格杀数人，枪箭雨至，负创奋斗，力竭殁于阵”。事前，他已“缄一箧”寄家人，内藏“堕齿数枚，旧衣数袭”。这种安排说明了他的致死之心并非生成于一夕之间。“盖公怀敌忾之忠，有死无二，故寄齿与衣，以绝生还之望。”此后一年又四个月，另一个提督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时人记叙说：方酣战之际，“我军炮子多砖心，比至贼船而灰，炮门且裂，全塘震动。部将韦印福、钱金玉、许攀桂、徐大华等皆死，尸积公前，公麾旗痛哭”，而西人则“架炮桅顶”四面轰击。这是一个血与泪交流的场面，中国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正见于此。“时（火）药无布袋，炮无米囊，燃必跃子，心空炮耳折，架窳不可再用。公掬药纳子，炮震伤手，血流至胫。旋有巨炮冲陷土牛，击公仆地，细子中股，纷如雨点。”当英国人涌入炮台之后，七十六岁的陈化成以重伤之躯再起扑击，枪弹洞腹，“伏地喷血而死”。据说前一夜，他与部将周世荣论战事，以为“吾两人福皆不薄”。周懵然，“公笑曰：‘诘朝功成，吾与汝受上赏，不然，亦俱不朽矣，岂非幸哉？’”显然“上赏”不过是笑谈，“不朽”却是严酷而且真实的归宿。比之关天培，这同样是一种熟思已久的致死之心。中英之战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非个别。梁廷枬作《夷氛闻记》，曾有“夷寇一役，提镇大员皆死疆场”之叹。虽说统括不免过宽，毕竟反映了身负守土之责的中国军人死事之多。这些人留下的血路昭示了不屈的民族气概。但他们身在战局之中，目睹过硝烟下的天地玄黄，又是对中西之间的历史差距感受最深的人。于是，军人的勇敢和血诚不能不在心长力绌中走向狭路，多自见于必死之志，少求伸于必胜之心。“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对于历史来说，两者都记录了真实的时代内容。

关天培谥忠节，陈化成谥忠愍，同时俱见的，还有壮节、刚节、昭节等等。这些人职在持干戈以卫社稷，未必都有意自居于士大夫之列。但他们由儒学的浸泡而形成价值观念和人生信仰，并在生死交迫之际以见危授命实现了这种观念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正反映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的一面。关天培临命之前，“创痕遍体，血濡衣襟”，但引为深憾的，仅是“吾上不能报天恩，下不能养老母，死有余恨”。这恐怕是他在人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了。“天恩”就是“君恩”。在那个时候，忠君与爱国是等值的。这种等值，表现了为历史所囿的狭隘和片面，但它随儒学播撒于人心之中，又确乎支撑和凝聚了民族战争中的反侵略者。富有凄楚意味的是，关天培战死前一个月，还刚刚受过上谕的严词切责：“身任提督，统辖水师，平时既督率无方，临时又仓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顶带，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后人读史，自会生出许多感慨。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的悬殊对比，又会逼出颟顸者的蒙昧相，用他们不识时务的议论和行为描画历史的惰性。

虎门失陷后一个月，参赞大臣杨芳带着远调而来，奉旨进剿的大兵抵达广州。道光在诏书中称他“久列戎行，受恩深重”，并许以“应守则守，可战则战，一切剿办机宜，朕亦不为遥制”。在当时的中国，他大概是皇帝最信得过的一个武将了。这种信任未必是浪得虚名的结果，但在中世纪与近代相交之初，他从内战中揣摩出来的心法，却在民族战争中淋漓地表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其历史形象也因此而变得非常猥琐：

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詟其宿将，望之如岁，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入城即发议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在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厌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使一副将领之，自部卒隔岸设伏，约闻己炮响，即举筏齐列水涘，溺器口向贼来路，而后自抄出筏首夹攻之。

结果是排满溺器的木筏并没有挡住英国人的“长驱直进”。于是，出乎意料的杨芳不得不“亟勒兵入城”。这个故事极富调侃性，但它包含的历史内容却是非常严肃的。杨芳起家于川楚白莲教之役，由民间教门的神秘主义推衍出来的妖法和厌胜术本是惯闻之物，虽然其中怪诞多于真实，但耳熟以后，非常容易成为经验中已有的东西。因此，当他看到近代火炮并为它超乎想象的威力震慑时，沿用已有的经验去解释未知的事实，便不会不想到妖法。在这里，杨芳是认真的，他相信厌胜术可以对付“邪教善术者”。其意态和心态，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那个时候一部分中国人对西方逼迫的抵御和回应，然而用溺器对付火炮，究其底里，又不过是中世纪对于近代的抵御和回应。伸张正义的愿望与蒙昧的玄想因之而连为一体。19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这种逼出来的蒙昧相并不仅见于杨芳一人。1841 年夏，飓风过香港，西人舟船颇有沉没。但经奕山入奏，张大其辞，穷尽描绘，遂一变而为天助中华：“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马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满海。”尽管此中颇多谎言而且易见破绽，却极大地满足了焦头烂额的道光。由此产生的兴奋，显示了更多的蒙昧：

朕披览之余，感邀天贶，既深欣幸，更益悚惶。英人恶贯满盈，肆其荼毒，多行不义，竟伏天诛，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余氛扫荡，绥靖海疆，允宜虔爇瓣香，以伸诚敬。著发去大藏香二十炷，交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

在西方人开始用科技征服自然，并汲引出巨大生产力的时候，中国的君主却几乎要对着一场南方的夏季风暴感激下跪。两者的对比是明显的，但两者又是同一场战争中的对手。这种比较，并不仅仅意在奚落道光。在屡战屡败的刺激下，相信“多行不义，竟伏天诛”和“冥漠之中，神明默佑”的中国人正不在少数。叙录广东战事的《英夷入粤纪略》一书，虽至今已不知撰人，但文字体气毕见士人口吻。其中以纪实的笔法写到了民族战争中的神道：“四月之役，逆从永字台发火箭数十百枝，射入城中，攒聚于火药局，无一燃者。咸云：见一白衣妇人，以袖拂箭，箭落不燃，咸谓：观音山慈悲大士显圣云。” “咸云”与“咸谓”，既反映了多数人的观感，也表达了作者的识见。另一个士人张维屏所作的《三元里歌》曾经久负盛名。他意在赞颂抗英的义民，然而“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则歌吟之中又非常明白地羼进了不可言传的“天贶”。将帅、君主、士人，他们的资质未必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但他们的蒙昧相却正在伯仲之间。屡见的蒙昧接源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它们展示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的另一重内容。后人有理由蔑视这些东西。然而，在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正义一方所显露的蒙昧相又不是单单用蔑视可以说明的，它含结着严峻的历史矛盾和深沉的历史悲哀，并反映了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之外的另一种时代差距。

二

在近代外交意识萌生以前，中国人对付非我族类者只有攘夷与抚夷两种古法。鸦片战争中的士大夫是从古法中选择自己现实立场的，他们因之而被分成两类。

虽说中英之战最后以抚夷了结，但主张攘夷的人们始终居士大夫群体的多数。光绪年间曾因出众的洋务议论而几乎被时人目为汉奸的郭嵩焘，这时才刚刚二十岁，是一个出入场屋的读书人。他后来追叙旧时情怀说：“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这些话要比局中人的言论更能反映那个时候的普遍情绪。“忠义之气”表现了对英国人强暴侵逼的敌忾，它又会唤起意识形态的敌忾。从孔夫子以来，儒学就强调两种界限。一是以伦理分善恶，于是而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二是以礼教分人禽，于是而有华夏和诸夷的区别。在久经沉积之后，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汇成朝野士大夫的通识。一朝触发，便使“逆夷性同犬羊”之说蔚为南北东西的时调。以禽兽比拟夷狄并不是值得称道的思想，然而它在夷夏之间划出的文化界限，又从意识形态上维系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防线。由是，西方人的鸱张所刺戟出来的忧国忧时之痛与儒学固有的板结观念非常自然地贴合在一起，成为众多士人立论的根据。收录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里的大量奏议，以及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信札、诗文、揭帖、笔记保存了当时的各色舆论，剿夷与攘夷的呐喊比之抚夷的声音实在要响亮得多。“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申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这一类言论既多忠愤，又多意气，它们的呼应和共鸣，形成了民族战争中的清议。

攘夷的士大夫们常常把林则徐看成代表，并且相信“林邓镌职，逆夷洒酒相贺”。他们按照先贤留下的形象来理解林则徐，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未必知道林则徐主持翻译过《四洲志》和《华事夷言》。这种区别，画出了历史的时序感。林则徐是最早怀抱禁烟御侮之心与英国人对抗的士大夫。但当他逼视西方人的时候，他同时又看到了历史经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来自这个世界的器物使中国人在战争中相形见绌，于是而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耿耿之想。开眼看世界获得的知识突破了以人禽分夷夏的旧见，林则徐也因此而成为最富时代意识的爱国者。相比之下，汇聚于攘夷旗帜下的士大夫中，更多的人则表现了义愤与否塞的同一。一个广东士人曾经引“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古训以论兵事，主张多施斩枭以夺彼族之气：

逆夷最畏我朝刑法。闻裙带路人回说云：“诸逆兵常相与语，若打败仗，宁即死于刀炮，不愿被获，中国刑法惨毒不堪。广人益甚言刑烈以恐逆兵，逆兵即色怖震慑。”夫制人者必中其所畏，苟获得逆夷，无论兵头水手兵役，立即处以极刑，枭示海滨，一则以生逆夷之畏，二则以夺逆夷之气，此亦制逆之一法也。

以酷刑为制夷之计，虽是书生见识，却不是当时的空论。蒙古人裕谦主持浙东军务的时候，就在镇海前线剥过“白黑夷匪”的两张人皮。他的奏报里有一段专门叙述了这件事：

该逆前在广东，有奴才曾将逆夷剥皮之谣，随即发令饬委翼长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宁绍台道鹿泽长，将该逆嗢哩绑出营门，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其黑逆咪哈吻亦即戮取首级，剥皮枭示。俾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以杜其首鼠两端之念。察访兵民，无不踊跃称快。

以剥皮对付英国人，是愤夷已极的结果。然而酷刑引入战争，又使民族自卫变成了狭隘的仇恨宣泄。它显示了情绪和意气，却不能显示理性和力量。仅仅过了一个月，英国军队就攻陷了镇海。剥皮枭首并没有吓退这些用重炮为商品拓路的西方人。裕谦在兵败力竭之后投水而死，实践了“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的誓言。他是一个文官，但一腔愤血毫无吝啬地洒在了疆场上。这些人是传统造就出来的，他们又代表了一个传统的社会。当他们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抵御强敌的时候，他们的种种情态又绽露了传统的局限。

与攘夷相比，抚夷是一种低调。而清议的激扬，则越益反衬出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在国难面前的心怯意沮。1840 年八九月间，琦善在天津与北上的英国人交涉之后，非常惊讶地向道光描述他们的船炮：

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亦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藉以眺远，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

其观察和记叙的仔细，在当时是少见的。而后，他比较中西，“溯查向来破夷之法”说：“有攻其船之下层者，今则该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意在回击也。又有团练水勇，穿其船底者，今则白含章亲见其操演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又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又有纵火焚烧者，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其风帆系白布所为，节节断离，约长不过数尺，中则横贯漆杆藉以蝉联，非如篷蔑之易于引火，是意在却避延烧也。”于是，“我师从前之长策，而该夷所曾经被创者，兹悉见机筹备。是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琦善在华北看到的景象与林则徐在华南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他们都已经感觉到旧法不足恃。在这一点上，两者都与那个时候的否塞者不同。但林则徐从这里走向更新旧法以制夷，琦善则从这里走向了和戎抚夷。时人以诗嘲之曰：“望洋先怯狂涛势，航海唯通外国祠。割地交情千古厚，滔天罪恶万人知。”以抚夷为时务的士大夫，是中国社会里最先屈服于西方军事优势和军事胜利的一部分人。在当时和后来，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世人睨而视之的对象。

然而，两千年儒学灌溉出来的夷夏之见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和感情，并不是仅仅凭借军事胜利可以扫荡干净的。持抚夷之论的士大夫屈服于英国人的军事胜利，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扔掉了孔夫子。这种矛盾，使他们在曲意与西方人周旋乞和的时候，又常常憎恶和鄙夷西方人。琦善是第一个主和者，而以中华国体比彼邦风习，则蔑乎视之，目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另一个参与议和的大吏牛鉴，虽曾在西人的炮火下落荒而逃，而心底里实在是把英国人看作人类以外的东西：“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伏。”在这些方面，他们与一心攘夷的人们不仅见识相近，而且感情相通。但是，奋臂攘夷的人有激愤而无彷徨，他们的信念与行为是一致的。嚅嗫抚夷的人却因屈服于一个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而撕裂了灵魂和人格。他们中一部分人曾由此而体味过一种说不出来的涩苦。本是攘夷派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后来变作了抚夷派。由攘入抚之际，自述“忿恨之余，哭不成声”。在此以前，广东议和也有过相似的一幕：“各大宪于会衔时各自引咎云：不能仰副皇上委任，致被该夷人猖獗致此，实属辜负圣恩，言此皆痛哭流涕。怡（良）大人更为悽怆，顿足失声，闻者莫不感动。”当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道光也成了抚夷派。然而“条约既定，帝阅之，徘徊于廊下，直至夜分。从者时闻帝叹息之声，或自语曰不可不可。夜三钟，忽顿足携约款入殿，以朱笔批准，令太监送至军机处”。度其心事，正有许多愧对祖宗的忿痛。他们的痛哭与叹息未必富有历史价值，但毕竟以真情流露了局中人的心犹未甘。所以，和局既成之后，曾经致力抚夷的人们又往往另换题目，用心于防夷一面。刘韵珂所作《致金陵三帅书》正是一个例子。其中罗举夷夏之间的十虑八患，用缜密的思量写出了对西方人的提防之意。民族战争中这一部分士大夫所显露的嚅嗫始终不能为当时人所原谅。但他们的曲折心路又说明，儒学观念构筑起来的民族心理防线是强韧的，即使在屈服之中，它也没有消融殆尽。

三

在中英战争之初，西方人对中国有一种优势感；中国人对西方也有一种优势感。西方人的优势感来自目测和比较，其窥探觇视在战争爆发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1836 年，美国传教士主编的《中国文库》（旧译《澳门月报》）曾经非常轻侮地写道：

对于常备的有实效的军事力量，中国人似乎一点也不知道。即使在一个城门里，人们必以为经常有一队强大、可靠的卫兵驻扎，但实际上，当一个外国人，由于好奇而向里面窥探时，他所见到的不过是一个像苦力的样子，穿着短裤，手执纸扇或藤鞭的人。外国人到官署呈递禀帖时，就是他们集合兵马的信号。这时候，兵士鱼贯而入，不穿军服，不带武器，没有准备，半睡半醒，同时把一堆一堆的棕色毡帽和红色、黄色、褴褛的衫前后缝有一个“勇”字的长号衣，从闸门送进来给这群英雄们打扮。稍后，又慢吞吞地走进一个大概是当时可能找得到的个子最大的军官来。这出武戏的行头是一些弓箭和几把生了锈的刀剑，显然都是临时找来惊动和威吓“番鬼佬”的。

这些刻画，虽以极尽挖苦为能事，但终究是熟视以后的写照。比较起来，中国人的优势感则半是来自历史的成见，半是来自臆想和附会。它们所表现的是一种懵懂的自大。当廷臣和疆吏交章发议，集矢于禁断烟毒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到西方人，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想到过西方人会发动战争。其时，琦善还不是抚夷派，他在奏折里极富自信地说：

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乃反受其欺而不善用其权，为大可惜者，则大黄茶叶是也。凡西口外极大者为俄罗斯，以及诸番，皆需此物。盖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羊牛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以此为通肠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

而且“夷人心思才力虽优，独于此二物，即欲购种移植，而物土异宜，竟不能如其愿”。因此，他称这些东西为“造物予中土以制外夷之权”，深信一旦“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则诸夷大黄茶叶无以为继之后将“不能不哀恳”。中国人的优势就在于西方人别有一副胃肠。这种见解不知起于何时，但却是那个时候多数士大夫的共识。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也心同此理，在奏告中非常有把握地说：“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查访，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然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然而一开始并没有走出士大夫群体意识。从臆想和附会中产生的优势感是虚假的东西，它很容易被事实撞碎。中英闭隘断市以后，英国人并没有“哀恳”，而是以武力显示了自己的犷悍和强横，茶叶大黄之说从此就很少再见于奏议和公牍了。但是，当懵懂的自大还是一种群体意识的时候，虚假的优势感又十分容易在撞碎之后重合。英国人从海上打过来的最初一阵炮火击破了旧的臆想和附会，却引发了新的臆想和附会。后来以《瀛环志略》一书驰名的徐继畬，这个时候曾轻率而自负地议论过英国人的军事弱点和生理弱点：“至于登陆步战，则非彼之所长，其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能过四十步，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共识。另一个士人在《上浙抚乌尔恭泰（额）筹办英夷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其战也，又以诱令登岸为首务，盖逆夷远涉海洋，久为风涛掀簸，其身心安于鼓荡，一经舍舟登陆，则头晕脚软，必无能为。” “头晕脚软”比“两腿僵直”似乎要更近事理一点，然而也同样是文人遐想的结果。稍后，英国人就沿福建、浙江、江苏汹汹北上，途中下船登岸，多次在陆地上大打出手。备受创痛的东南地方当局者们于是明白了原先的想法是靠不住的：“论者本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山越岭，又有汉奸为之引道，各处路径，转较我兵反为熟悉。”陆战的一败再败，终于导致了炮口下的江上议款。这个结局，给士大夫们带来的是一种与困惑相交杂的悲哀：“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馁，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其中不无久睡初醒的感觉。

“回首何堪此建旄，槛车一辆去南濠。”两年又四个月的中英之战，使卷入战事的整整一群大吏都成了皇帝的罪人。除去死于战事者外，参与其事的十多个钦差大臣和总督巡抚里，四个人被处斩监候，一个人被处绞监候，三个人被革职戍军台。此外，还有多人的革职和革职留任。在这些人当中，既有抚夷派，也有剿夷派。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于庙堂和官场的强烈震动，士大夫们惯性的懵懂自大，不能不因此而发生变化。战争过去之后，耆英在奏折中说：

探闻奕经、文蔚、余步云之在浙江，奕山、林则徐、琦善之在广东，颜伯焘之在福建，筹办剿抚，不遗余力，亦皆井井有条。此中或任用失当，或抚驭过柔，或偏执己见，或不谙兵机，致都偾事。前据夷酋郭仕立等向臣言及，畏服林则徐办事结实，敬服琦善临事敏捷，佩服伊里布处事诚实，并云：“皆中国好大臣。”臣闻之亦为之叹服。至于前督臣牛鉴，亦复为该夷等中心诚服，执礼甚恭。是诸臣之材识，皆足以慑服外夷。且数十年来，仰蒙造就栽培，亦未尝不加以委任，一经办理夷务，均不免于获罪。

他所提到的这些人虽说今日评价各有不同，却大半都是当时的官场能吏。但用古法衡量，他们都先后成了驭夷的失败者。而时论纷纭，“主剿者莫不痛诋议抚之非，及至剿而失利，又归咎于剿者之多事。主抚者咸称剿不足恃，及至抚议既成，复不审度彼己，欲图一试，取快目前。若即令主剿者剿之，主抚者抚之，临时之际，亦皆一筹莫展”。剿与抚于是乎俱穷。这是一种令人唏嘘的困局。

耆英不是一个用心思考的人。因此，他并没有意识到困局中包含的时代内容。然而在战火的烤炙下经历了剿夷与抚夷的一代士大夫中毕竟出现了最早的警悟者。初版于鸦片战争结束这一年，并在后来两度增辑的《海国图志》一书，虽以转述西方历史地理为主旨，却代表了中国人在时代嬗递之际的认真思考。魏源所了解的英国人，已经不再是莫知由来的犬羊之类了：“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得朘削其精华。”这些观察指出了西方人无情的扩张之势，也激生了对于西方人扩张的理性反应：“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抉示了民族自卫与民族自强的历史同一。它是中国人用一场失败了的血战所换来的醒悟和警觉。

但是，“万年和约”带来的昏沌会使战争留下的惊怵很快成为烟云过眼之物。那个时代耆英多而魏源少。当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再度议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二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