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谈判基本进程：谈判阶段，主要特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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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间第一份通商航海条约签署于1894年，1941年7月废止。二战结束后,由于英国无意恢复1894年《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在新条约缔结之前，英日两国间的经济关系终究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关系缺乏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英日关系甚至算不得正常的外交关系。

谈判初始(1956-1959年)

1955年4月，英国政府发表对日本入关问题白皮书时，表达了愿意并将邀请日本谈判缔结通商航海条约的立场。早在1954年末，主导对日经济关系的英国贸易部就已起草了一份条约草案。

9月，英国经济政策委员会批准向日本提交该草案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草案中不得包含“任何有关给予(日本)进口配额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由此可见，英国在对日数量进口限制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日本在接到英方草案后，也制定了一份商约草案作为反建议。1956年6月12日，英日两国以英方草案为基础举行了首轮通商航海条约会谈，旷日持久的《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谈判就此展开。

此轮会谈主要是预备性和试探性的，双方就各自草案中涉及的条约构成、应用范围以及进口限制等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1957年12月至1958年4月，英日两国举行了第二轮商约会谈。在讨论英方草案第19条“进出口限制条款”时，英方首先指出，英国草案仅对出口做出了规定，并赋予双方施加歧视性进口限制的自由,这与英国在日本谋求入关时对日援引第35条的立场一致。

关贸总协定的保护条款是非歧视性的，这使英国的处境尤其困难，大多数国家均可采取提高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特定产业,但英国必须允许英联邦国家制品自由准入，并不得不履行关贸总协定规定的不得扩大帝国特惠制的承诺。

这样一来，英国几乎不可能提高对其他英联邦国家拥有出口利益的商品关税，因此英国实行产业保护的唯一方法是对进口商品施加数量限制。

正如日方所说,这种数量限制或许是不必要的，但许多英国产业仍然担心日本的竞争具有扰乱性，英国产业界所担忧的并非"不公正”的日本竞争，而是日本的“有效”竞争。

英国内阁不会选择放弃对日保护措施而招致产业界的反对。日方对英方处境表示理解，但指出他们同样也面临着许多政治领城和公共关系领域的困难,不包括同等对英进口限制权的条约是不太可能在国会通过的,日方希望能找到一个能令双方均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法。

此后，英国贸易部对开展新一轮谈判愈发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英日商约并不会为英国带来多少纯粹的商业利益,在英日双方都暂不准备在进口限制问题上让步的情况下，缔约希望也很渺茫。

1958年末，日本的态度似乎开始有所软化。日本各相关省厅研究认为，英方几乎不会无条件撤销对日援引第35条，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因此日本不得不做出让步。

如果英国同意撤销第35条，日本则准备考虑在关贸总协定框架内寻求最大限度保护英国产业的方式;如果英国不同意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进行产业保护,则可建议缔结要求英国承诺在通商航海条约有效期内撤销对日援引第35条的协议。

在日本的敦促和英国外交部的压力下，贸易部终于同意与日本于1959年3月重启谈判。双方完全明确了对方关于通商条约草案文本的态度，尽管没有一项条款被最终敲定，但足以建立日后谈判的基础;。

谈判的转折与进展(1959年末一1960年末)

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在贸易区域化趋势凸显的同时，贸易自由化也得到迅速推进。1958年末到次年年中，西欧17个主要国家几乎全部恢复了货币的对外可兑换性，日本将其视为战后世界经济“明显地向自由贸易体制转换的重要一步”。

但当时在日本国内占上风的观点是，西欧仍将继续采取限制进口的政策。果不其然，1959年，英国相继对欧洲经合组织(OEEC)成员国和美元区实行自由化，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开放市场，只将共产党国家与日本排除在外。

在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中，日本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日本政府开始对贸易及外汇自由化问题进行评估。首先，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以来，对西方先进工业设备的需求量显著增加。

战后，日本在工业技术领域落后于欧美各国，1955年日本虽然成为关贸总协定组织的成员国，但并未推行贸易自由化，阻碍了本国的技术设备更新，削弱了日本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也多次敦促日本及早推行贸易自由化.1959年9月末，佐藤荣作大藏相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提出了某些自由化让步，但与会国家对此并不满意，反而要求日本尽快成为“八条国”，实现货币兑换自由化。

同年10月26日，关贸总协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在东京召开，一位参会的通产省官员表示，此次会议可被称为“自由化问题的大会”，会议的主旨是敦促各国尽快撤销歧视性进口限制。英国和日本也表示，要为取消歧视进口及进口限制尽最大的努力。

从这时起,日本明确地提出了以自由化为基调扩大世界贸易的方向。当然，精明的日本人没有浪费推行自由化这一绝好的“战略”机会，决心利用随之而来的贸易反制权迫使英国在商约谈判中让步。

1959年11月9日，日本驻英使馆向英国递交备忘录，以要在贸易自由化计划中将英国排除在外相威胁,要求英国对日本做出单方面贸易让步。

此时英国尚怀疑日本切实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诚意，他们对日本表示，目前无法做出单方面贸易减让，只能在全面商约谈判中确定日本商品的管控规则，为英国产业提供保护，并为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出口做出相应保证。

即便如此，仅凭年度贸易协定维系英日经贸关系并非长久之计，逐步削减对日进口歧视也是大势所趋，英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在日本谈判地位愈发有利的情况下，英国决策者意识到，英日经济关系已进入关键阶段。

1960年初，英国贸易部商业关系与出口司次官休斯在同外交部官员的一次午餐会上提到，现在英日经济关系要么迅速好转，要么迅速恶化。如果政府能放松对日进口限制，日本市场可为英国出口商提供新机会，而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招致反效果。

1月22日，英国驻东京商会向英国驻日使馆递交一份信函，表达关于英日贸易问题的看法.商会认为日本通产省暗示可能不会为限制日本商品进口的国家提供消费品特殊配额的举动，明显针对的是严重差别对待日本商品的英国。

1960年，英国内阁决定向日本建议重启商约谈判。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政府推行贸易自由化的举措直接导致了英国积极推动英日商约谈判的展开。日本贸易自由化的实施，可谓《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谈判进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