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劳伦斯小说的疾病叙事：劳伦斯小说疾病叙事的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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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小说疾病叙事的内容与形式

劳伦斯把自身的生命体验以特殊视角和方式展现给世人，形成了他小说文本鲜明的疾病叙事特征。这种叙事特征充分地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演绎、叙述结构以及话语风格等方面。

劳伦斯小说中的主要疾病类型与人物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构建有不同的功能模式。这些功能模式有的是现实主义的模仿，有的是作家生活体验的个性表达，有的可能是作品主题价值的特别意象。在劳伦斯小说的疾病叙事中，人物形象的这些功能模式常常交织于一起，构成人物形象的疾病系列，集体隐喻了现代社会语境下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问题。正如苏珊o桑塔格所说：

“在整个十九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疾病大多来自身体的失衡。关于疾病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疾病的各种隐喻，反映了我们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反抗，对死亡的阴郁，对情感的焦虑，更多反映的是工业化社会带给人们心灵的创伤。疾病是内在痛苦的外在表现。

众多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损坏了，只是心理的压抑与不满的表现。”劳伦斯的小说正是这样，他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运用疾病的隐喻价值，在为自我疗伤的同时，也在为整个英国民众疗伤。

根据医学理论知悉，人类的疾病主要有两种类型：生理、肢体疾病与心理、精神疾病，这两类疾病现象在劳伦斯的小说中都有表现。在劳伦斯小说中，患有生理、肢体疾病的人物身上，主要反映出的是沉重的肉身与绽放的灵魂的对比，映射现代工业文明的毒瘤与传统农耕文明的衰败。患有心理、精神疾病的人物身上，反映出的则更多是社会转型期人身上灵与肉的分化，自我丧失的心理缺失带来的人的精神困惑。

生理、肢体疾病与人物群像

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的疾病常常被作家所关注和书写。于是人们便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段给定时期的主流疾病与这一时期的一般特性及风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中世纪是一段集体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流疾病是降临在整个群体头上的诸如麻风病、鼠疫和舞蹈狂之类的集体病。

在高度个人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梅毒处于前台，这种疾病并不是一视同仁地侵袭任何人，而是通过高度个人主义行为获取的。巴洛克时期是一个差异巨大，矛盾突出的时期，在法国和西班牙，那是一个专制时代，但在英国和荷兰却是一个民主时代，既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时代，也是反改革的宗教狂热时代，人们描绘最频繁的疾病，是诸如斑疹伤寒和麦角中毒这样一些营养缺乏症，是诸如痛风和浮肿这样一些富贵病。”而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中，结核病人的柔弱特点常被描写为一种可贵、可爱式的美。劳伦斯似乎继承了这种文学特点。

1.结核病

结核病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20世纪之前，它曾在人类群体中广泛流行。据医学记载，“结核病(bacillaryphthisis)是由结核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又称为痨病和白色瘟疫,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结核病。结核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疾病的症状,如咳嗽、咳痰等,后逐步伴有胸痛、胸闷、咯血等症状,当体内结核菌数量较大时,才会出现全身症状,如乏力、低热、面部潮红、厌食、消瘦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

正如劳伦斯从来不提自己的结核病这三个字一样，他总是以身体不适、感冒等隐藏他实际的病情。劳伦斯小说很少细致描写病人的病症反应，与病人有意保持自身美好形象以及他对病人的尊重有关。劳伦斯小说对结核病人的描写，如《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伯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儿子与情人》中的保罗，《处女与吉普赛人》中的吉普赛人等等，与左拉、福楼拜等自然主义小说家有所不同。

劳伦斯更多是表现结核病人的患病症候，而减少对病人的病症做让人产生不适感的白描式描写。如伯钦，除了描述他消瘦苍白及偶尔出外地养病去了，整个作品中，找不到他的其它病症；保罗从患上结核病到治愈仅薄薄的一页纸叙述，还掺杂着其它事件；梅勒斯也只是偶尔咳嗽几声；吉普赛人的结核病也只是用消瘦来形容等等，但这种结核病叙事所蕴含的意义却极其深远。

在劳伦斯笔下患有结核病的男性人物常常具有某种令人喜爱特点。如伯钦、梅勒斯、阿欣、吉普赛人等，他们消瘦、苍白的结核病身体令人同情也让人垂怜。这些人物虽然阶级地位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他们都是清瘦型的青年人，年龄都不超过四十岁。他们都有过一些社会经历，喜欢自然的传统生活，最重要的是都体现出有思想、有灵魂、有血性的高贵品质。但结核病患者所可能承受的漫长又痛苦的肉体折磨的意象却始终在小说中萦绕。这些人物可以被看作是劳伦斯笔下工业文明进程的受害者，他们的可爱灵魂却被疾病缠身。

有意思的是在描写这些结核病形象时，劳伦斯总是与之对应地描写一个表面看起来健康，但却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之间鲜明对比，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想象与反思。

在整部小说都充满腐朽、充满肉身散发出的死亡气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构思了一个时代的灵魂者形象--患结核病的伯钦。然而，真正描写他生病却只在第十六章—“男人之间”里，其它章节对于他的疾病描写并不多。

有时是一句话，有时是在人物的对话中来讨论。劳伦斯更多是从他的外部特征来引发人们对结核病症状的联想的：“伯钦与克里奇先生一样清瘦，他脸色苍白，一副病态。走起路来有点拖泥带水的”。与伯钦对应出场的人物是杰拉尔德，“他身材高大、体型健美，衣着考究得几乎有点过分。他看上去朝气蓬勃、端庄稳重，像北极动物一样纯洁”。两位人物放在一起，聚焦对比效果十分明显。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人物内在的品质意义便突显出来。一个外在形象毫无挑剔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他的结局却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冰冷的死亡。这个人物显然隐喻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培养出的外表完美如机械化产品的人，却是没有灵魂冰冷的机器标本。更意味深长的是，像杰拉尔德这样的人，他从来不生病。即使生病了身体也可以自行治疗。但这类从来不生病的人，健康完整的肉体中却缺失了灵魂。

而没有灵魂是无从医治的，只能死亡。在劳伦斯的作品中，人的灵魂与肉身之间常常表现出冲突的特点。他认为肉身可以病态，但一定要有灵魂。虽然拥有健全的身体，但如果没有灵魂，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件工业化产品，不但没有人性还随时可以被吞没替代。正是杰拉尔德这种行尸走肉的形象令人惊恐，显示出了工业文明所具有的人性悲剧。

同样，梅勒斯的结核病特征也意味深长，他的结核病来源于战争中严重肺炎的后遗症。他参与过战争，战后他把自己隐藏在最后一片树林里。小说中他的结核病特征只有在特殊环境中才显露，整部作品梅勒斯只咳嗽了两次，表现他因病而产生不适的症状也只描述了两次。

关于这仅有的两次结核病不适症状的描述，都是在克利福德吩咐他推轮椅时的特殊情景下不经意地显露出来的。劳伦斯虽然对梅勒斯的结核病叙事相当精简，用意却极其深刻。

为什么梅勒斯在战争中患的结核病落下的咳嗽和无力，在与康妮欢愉时从不显现，而只在推动克利福德这个和自己一样受到了战争的伤害，虽然红光满面但却瘫痪在机械轮椅上的人时才表现出来呢？显然这里有对战争给人类带来创伤的全面性和广泛性的隐喻，虽然这两个男人的社会地位，个人身份和身体情况存在巨大的反差，但他们都没有摆脱战争给他们留下的后遗症！

而且像克利福德这样的人，他们受到了战争严重的伤害却依然衣着奢华、奢侈无度，各种权力的欲望与物质的填充使他残缺的上半身显得膀大腰圆，他红润的脸上总是带着快活的神情。

劳伦斯通过两个人物形象的对比，反讽了像克利福德一样位高权重的人缺少对战争的反思，他们情感缺失、麻木不仁，又自私自利、丧失了自我灵魂。而精瘦的梅勒斯却是血性力量的代表，充满柔情与激情。

劳伦斯虽只用非常简洁的方式描绘了伯钦、梅勒斯、吉普赛人、《白孔雀》中的守林人等等这些结核病人物群的情况，但却深刻地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对大自然的向往，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劳伦斯笔下的结核病人物群像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灵魂。所以，劳伦斯在小说中描述结核病形象时虽惜墨如金，却给人们留下了无限联想的空间。

2.癌症

劳伦斯小说中，最具有典型性的生理疾病除了结核病就是癌症。苏珊·桑塔格认为：“结核病和癌症不仅一直被来表达有关污染的恐怖幻象，而且被用来表达有关力量，虚弱以及有关活力的一些相当复杂的情感。在超过一个半世纪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

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劳伦斯在小说中常常凸显这两种生理疾病形式，形成相互对应。

根据医学常识得知，人体内细胞的正常生长与修复循环如被扰乱或打破，会形成一些不正常但又不会死亡的细胞，它们会继续分裂生长成一系列异常的细胞团，从而形成肿瘤。医学上有两种类型的肿瘤：一种是良性肿瘤，它们的细胞不会对周围组织侵袭造成压迫使其致病，它只生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另一种是恶性肿瘤，它们的细胞会通过淋巴系统和血液向身体其他区域转移。

“癌症，即恶性肿瘤，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它又可称为基因病，基因突变或活化导致的细胞异常增殖，是癌症发生的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分子事件。一般而言，癌症的发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10～20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