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乡村医疗卫生改革的内容：状况调查，采取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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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期，随着各种新型疾病的出现，人口死亡率的不断攀升，以及霍乱展现出的巨大杀伤力，专家和政府都开始更加关注环境、疾病等对人口的影响。民众也渐渐意识到，不能再将疾病仅仅看做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

在医学统计学诞生的背景下，一批有志之士开始对英国乡村的公共卫生状况展开调查。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开始引导乡村医疗行业的改进，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案，以期改变英国乡村的卫生状况，解决民众的健康问题。

国家对乡村卫生状况的调查

1837年，英国首先推行国民登记制度，将公民的生辰、婚姻状况及死亡时间一一登记在案。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领域中的调查和研究也逐渐展开。

这其中的具体内容包括:疾病种类和人口死亡率的关系，经济状况和疾病流行程度的相关性，环境卫生对疾病的影响，医疗机构和行业人数，疾病康复率和防治方法的总结等。这些调查和统计数据，为查德威克和约翰·西蒙开展的两次公共卫生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世纪30、40年代，查德威克对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的运行投入了十分刻意的关注。他不仅发现了，而且费尽周折地量化了贫困和疾病协同作用的程度。

在乡村方面，查德威克首先对拉特兰等地的乡村人口死亡年龄进行了调查，发现工人聚集区的人口平均死亡年龄为52 岁，中产阶级人士为41岁，商人(及其家属)的平均死亡年龄为 38 岁。

同时，还有部分 5岁以下就夭折的婴幼儿。在成年人当中，工人阶级的人员死亡率虽然高于中产阶级，但与城市居民相比，生活在乡间或小村庄里的人的死亡率则远远低于他们。

因此，正是这种乡村地区人口死亡年龄远远不及城市的调查结果，使人们的注重点从贫困的道德原因(懒惰、放纵)转移到了城市中肮脏不堪的环境问题上。

其次，是对死亡人数和病忠人数的统计，即通过在乡村临时成立的卫生委员会对死亡人数和丧葬人数进行统计来调查流行病的影响范围。

对于病患人数的统计数据，当时的报纸和报道往往是寻找有关疾病统计的证据。以 1848-1849年霍乱为例。北希尔兹位于诺森伯兰郡，毗邻郡首府纽卡斯尔。这座位于英格兰大陆北端的村落聚居区在这次霍乱危机中也未能幸免于难。

1849年8 月，诺森伯兰郡当地的报纸第一次报道了霍乱，并公布了北希尔兹的病例:到了9月8日，其临近地区已经出现多达150例的霍乱患者，其中44位甚至已经失去了生命。9月15日，弗雷肯顿、海顿、沃克、席德顿拉瓦尔、巴纳德城堡等地均受到了霍乱危机的严重影响。

最终，查德威克在其《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中公布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卫生报告，其中那些出自乡村济贫法律联合会的医务人员，着重关注着乡村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空气状况。

19 世纪 40 年代后，乡村居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仍旧十分槽糕，乡村居民也没有注重改善自身的卫生环境状况。

这其中就包括“充满粪便的垃圾堆、茅舍门旁的污水池或垃圾堆、在夏季炎热的天气下饲养一头猪:在许多乡村中，很少有排水沟，有些甚至没有下水道，垃圾也被扔在离住宅几码远的地方”。

在这种调查结果下，“瘴气论”"成为查德威克改革时期医学科学的主要论调。大量乡村医务人员认为在潮湿、多雾的天气里，特别是在夏天的炎热时期，乡村中堆放的垃圾污染物所产生的污浊空气必然会引发疾病，而令人讨厌的流出物往往会在其已经存在的地方传播疾病，

与贫困有关的疾病被认为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特别是在空气不良的环境中。相较于律师出身的查德威克，专业医生出身且医学造诣颇深的约翰·西蒙在卫生调查的工作中则更显专业。

1848年10月，西蒙当选伦敦城第一任卫生官，但当时并没有切实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来界定卫生官的具体权力和义务。他在其卫生报告中曾经提到:“卫生机构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各教区疾病信息充足，卫生报告内容形成和疾病原因初步清晰的基础上。”

1849年，约翰·斯诺发表《论霍乱的传播模式》，并通过对英国供水问题的调查试验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即水源的污染是导致霍乱传播的真正原因。

约翰·西蒙派遣自己手下的督察员分赴英国各地疫区进行调查，随后发现:霍乱摧毁伦敦金广场周围地区时，宽阔的街道水泵事件证实了斯诺的理论。

同时，绝大部分的霍乱感染者均从受污染的水泵源中取水;某些水务公司提供的房屋比其他公司供应的房屋更容易感染霍乱，因为后者有条件从其他更纯净的水源处取水。

在 19 世纪后期西蒙提交的相关报告中，对水源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当前社会问题中亟待改革和最受关注的方面，莫过于水源供给!”

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卫生机构更充分地理解了霍乱的起源，同时在改革中也注意到了纯净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在创造乡村健康生活环境方面的重要性。到了 19世纪后期，对乡村人员人均寿命和死亡率状况的调查出现了较为乐观的一面。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乡村农业工人的死亡率是逐步降低的。根据阿姆斯特朗教授收集的数据，19 世纪 80年代的农场工人是所有工人中寿命最长的。

在 20 岁的时候，他们的预期寿命还有 45.3 岁;到了 30岁，该项预期值为30.7 岁:即使到了60岁，他们仍还有很大的希望能够活到将近 76 岁，这在当时的英国可谓是高龄。

按理来说，这些工人生理年龄的增加能够提高他们的职业寿命，进而扩大英国的农业产量，但事实并非如此。乡村民众在接受医务人员检查时经常存在营养严重不足的问题，容易患上风湿和胸膜炎等疾病。

他们不得不在潮湿和寒冷的地方工作，住在封闭和潮湿的小屋里，这无疑影响了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在这一时期仍然会受到饥荒的困扰，被各种慢性疾病折磨，工作时间损失极大，土地的产量才会受到影响。

在约翰 ·西蒙主持英国卫生工作期间，对公共卫生的调查内容除了传统的死亡人数和年龄统计，疾病与病因汇总之外，开始逐渐涉及医学研究、卫生制度、改革实践状况和地方各界意见等等。

西蒙创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督察员监督并汇报卫生情况;卫生官整理报告并向下水道委员会汇报;卫生官利用专业知识向委员会施压或者建议等等。正是伴随着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调查结果的产生，英国的地方乡村公共卫生改革事业的基础也更为坚实。

乡村公共卫生改革的策略与内容

查德威克于 1842 年发表了著名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就英国存在的卫生问题进行分析，随后提出了一系列中央集权化式的改革建议。

然而就报告本身的内容来看，他几乎没有提及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和疾病防治方法，而是将建议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完善政府对公共卫生改革的管理模式上。

对于乡村的卫生状况，他认为乡村地区环境优良，空气质量良好，疾病感染源较少，所以只需要强调在乡村地区对霍乱等传染性疾病和其他疾病进行防疫即可，卫生环境改善等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重点则主要放在了城镇地区。

对于乡村中关键的污水问题，其制定的健康处方也大都重复着他在城市中施行的“动静脉”供水系统计划:清洁的水通过压力泵输送到房屋中，而人和牲畜的排泄物则用水冲入不能渗透的上过釉的管子制成的下水道而运走。

到了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造成卫生环境条件恶化，疾病横行。医学开始发展，管理公共卫生的行政人员也更加重视医学，医学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开始占据核心地位。

1855 年，西蒙在中央卫生委员会担任医学管理员，负责疫苗接种的管理与监督。他认为民众已经认识到接种天花疫苗的重要性，行政机关也会提供帮助。

随后，西蒙积极督促议会出台相关法案，在地方和乡村设置接种管理员，任命职业医生监督接种状况，使天花的预防措施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到了 1891 年，天花死亡率比二十年前降低了85个百分点:而到了20世纪，较大规模的集中爆发也再未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19 世纪末的英国已经战胜了天花。相较于 19 世纪前期的公共卫生改革，西蒙在19世纪后期采取的公共卫生 条件改善措施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清洁下水道和水源，其所处的中央卫生部门的关切领域开始不断扩大。

在流行病盛行期间，当局开始在地方建立“害虫屋”或避难所，以便将受感染者隔离:而较新的救济院则至少定期进行墙壁粉刷和适当通风，努力提高居住环境的清洁程度。同时，任命兼职医务人员来照顾教区工会中的穷人，并给予这些医务人员报酬。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