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沙皇俄国政治流放的蔓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从何而来

文|墨忆史谈

编辑|墨忆史谈

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19世纪的特殊意义是这样显示出来的，即经过长时期的无思想以后，俄罗斯人民终于在缺乏自由的极为沉重的气氛中用语言和思维进行了自我表述。

这一过程是伴随着沙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进行的，亚·尼·拉吉舍夫的命运预告了知识分子的命运:

“被处以死刑，后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亚十年。”

欧洲社会变革

回顾历史，从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可以说欧洲社会的每一次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社会的每一点进步，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前提。

踏着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革命者的足迹，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在叹息“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

在对真理的追求中，在对自由的向往中，在对美好世界的探求中，他们成为了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

然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流放!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到高加索！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中指出:

“据粗略统计，1807-1898年，有87.65万人被发送到西伯利亚，其中苦役犯近11.85万人，流放犯是苦役犯的6.4倍，达75.8万人。”

流放遂成了沙皇维护专制统治、打击政敌、惩罚罪犯、开发边疆的常用手段。

但在众多形式的流放中，政治流放无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沙皇时代的西伯利亚流放》中指出:“政治流放是将犯有政治罪的人经过法庭审判发落到遥远的地方，在一定期限内或者无限期地居住或服苦役。”

19世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主要有十二月党人波兰革命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民粹派和民意党的成员以及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伯利亚流放是俄国社会政治斗争的晴雨表”。

对19世纪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沙俄专制统治逐渐走向衰落与俄国民主革命兴起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评价政治流放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是否发挥了它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的作用，有助于把握19世纪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特点等。

俄国流放制度简史

莫斯科公国时期俄国就开始使用流放这种刑罚。

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流放犯多被驱赶到欧俄部分偏远地区。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绝大多数的流放犯才被发送到西伯利亚。而被发送到高加索，则是19世纪的事情了。

俄国关于流放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始于12世纪中期的《详编罗斯法典》中的第七条。

它规定:如果某人没有理由杀害他人，那么，其他人不准为凶手交纳命金，而是把凶手连同妻子和孩子交付审判，判处流刑，财产没收。’流放西伯利亚则始于16世纪的“铜钟流放”。

1591年，居住在乌格里奇的伊凡雷帝之子德米特里猝死。

由于这一事件，1593年该城60余户居民和被割去双耳的教堂大钟，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649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颁布《法典》。

决定采取强硬手段维护封建专制制度，首次把西伯利亚流放作为一种刑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流放定为仅次于死刑的重刑，用于惩处各类犯罪分子。

从此西伯利亚流放成为了沙皇俄国众多刑罚中的一种，其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并日益成为沙皇政府最经常采用的处罚手段之一，在维护沙皇专制统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653年10月20日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又颁布法令，对小偷和强盗在处以笞刑并砍掉左手手指后连同妻小流放西伯利亚永久定居。

从18世纪起，沙皇政府开始重视并不断加强流放在西伯利亚开发中的作用，使它不仅是一种残酷的镇压工具，而且还成为加速开发西伯利亚的一种手段。

1733年安娜女皇颁布法令，规定伪造银制品者被流放西伯利亚并处以鞭刑，其次又规定神职人员如有不良行为--吵架、打架和醉酒等，年轻人处以鞭刑并送去当兵，对于不能服兵役者则处以鞭刑并割掉鼻中隔，然后流放西伯利亚。

1753年，伊丽莎白女王废除死刑（政治犯除外），谕令把各类犯人都判处流刑，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1760年12月13日，伊丽莎白女皇颁布了行政流放法，进行强制移民。

根据行政流放法规定，拥有农奴的机构或个人，如村社、寺院、贵族、地主等，都可以不经法庭审判自行把犯有过失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

政府以每流放一名农奴抵消一个兵役名额的方式鼓励这种流放。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流放的法令，“几乎随便的一个罪行都会导致流放到西伯利亚”。

如1766年法令规定出售或酿造私酒者被流放，到了1767年无支付能力的债务人和欠缴国家税款的人也要被流放。

1793年法令规定，因酗酒、赌博的手工艺人，将根据工厂主的呈文流放西伯利亚。

1799年保罗一世法令规定，偷窃20卢布以上者处以鞭刑后，把适龄者送去服兵役，不适龄者流放西伯利亚居住。

18世纪末，流放体制已非常混乱，明显地表现出不确定性、随意性和扩大化的趋势。

到了19世纪，沙皇政府针对这一现象采取了一些措施。

1823年根据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的倡议颁布了《流放法》，对流放犯加强了登记、安置和监管。

1845年《处罚条例》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流放犯的等级。

进入20世纪，社会形势风云变幻，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沙皇政府已无力对大量的西伯利亚流放犯进行安置和监管，于是开始简化刑罚体系，并缩短了服刑时间。

1903年刑法典，将刑罚由1845年的11类简化为8类，包括:死刑、服苦役（期限从4年至终身）。

终身流放到指定地区居住，但已不再必须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偏远省份:囚禁劳改队；囚禁要塞；囚禁监狱；短期拘留，并处以罚金（从50戈比到100卢布不等）。

刑罚不再分为刑事处罚和改造处罚，但贵族、僧侣、商人和荣誉市民被判处死刑、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居住、囚禁监狱或感化院等刑罚时依然被剥夺等级权利，从这个角度看，对特权等级的处罚要比非特权等级严厉。

1903年法典缩短了服刑期限，1903年以前，服苦役期限为4-20年，1903年后通常限制在4年以内。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沙皇政府忙于战事，放松了对西伯利亚流放的关注。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1910）流放又卷土重来，而且流放规模较前有增无减。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终止了向西伯利亚地区进行流放。

至此，历经三个多世纪的西伯利亚流放与沙皇专制制度一起走进了坟慕。

关于俄国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国外对沙俄流放制度的研究很多，主要是俄国学者，还有少量的美国学者。

具体到西伯利亚流放，就目前搜集的材料来看，在19世纪以前除了法律条文、沙皇的谕令和诏书外，对西伯利亚流放还没有什么记载，更谈不上研究。

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绝大多数的流放犯才被发送到西伯利亚，所以对其记载很少。

第二，流放犯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人们对他们的关注不够，再加上他们中大部分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对自己的遭遇也无法留下什么文字记载。

第三，俄国从16世纪起实行书刊检阅，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更是少有人对流放制度进行研究和反思。

到了19世纪，这种状况才被扭转。

这一时期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本，一本是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马克西莫夫的《西伯利亚与苦役》。

马克西莫夫是俄国作家，民族志学家，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西伯利亚与苦役》于1891年出版，是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苦役的奠基之作，全书共分为三卷，分别是政治流放犯、国家罪犯、苦役的历史。

马克西莫夫描述了西伯利亚苦役和它的历史，政治流放犯和刑事苦役犯的生活，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

学者一致认为俄国的监狱是把流放犯们从正直的荣誉和职责的道路上引入歧途的地方，俄国监狱的制度还不够公正合理。

如果人们友好地对待被捕者，不鄙视他们，那么这种教育方法将比棍棒和树条更好使。

第二本是由谢苗诺夫主编的《美丽如画的俄罗斯》该书对西伯利亚流放进行了系统论述，图文并茂，并有详细的流放统计资料，介绍了流放犯的数量及分布地点，价值较高。

除了专著之外，19世纪还出现了很多涉及到西伯利亚流放犯生活的文学作品和当时人的日记、回忆录和家信等，其中夹杂着作者对流放制度思考和对社会的反思。

它们有十二月党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和鄂木斯克寄给哥哥的信，契诃夫的报告文学《萨哈林旅行记》，列宁在舒申斯克寄给母亲等人的信等。

正是这些记载给我们打开了一幅幅西伯利亚流放的历史长卷。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是一部描写沙俄时代监狱生活的小说，"它的引言和第一章最初于1860年9月1日发表在《俄罗斯世界》上，1861年至1862年又陆续在《时报》上全部刊出。

作者在被流放期间对狱友的观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本书发表后，立即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所接受，被看作是“对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生活的愤怒揭露”。

书中除了对监狱生活的描述之外，还探究了囚犯犯罪的社会原因。

囚犯也是人，因而应该受到人的待遇，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主导思想。

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是1895年出版的，就本书的体裁来说是一部大型的报告文学。

作者在翻阅了大量文件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对萨哈林岛的流放犯的日常生活作了介绍，包括流放地的医疗状况、流放犯衣食住行、流放犯的劳动、流放犯的家庭情况等。

字里行间随处都饱含了作家对被蹂躏的囚犯的深切同情和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憎恨。

参考文献